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它開始於隋朝的雕版印刷，經宋仁宗時的畢昇發展、完善，產生了活字印刷，並由蒙古人傳至了歐洲，所以後人稱畢昇為印刷術的始祖。中國的印刷術是人類近代文明的先導，為知識的廣泛傳播、交流創造了條件。
印刷術發明之前，文化的傳播主要靠手抄的書籍。手抄費時、費事，又容易抄錯、抄漏。既阻礙了文化的發展，又給文化的傳播帶來不應有的損失。印章和石刻給印刷術提供了直接的經驗性的啟示，用紙在石碑上墨拓的方法，直接為雕版印刷指明瞭方向。中國的印刷術經過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兩個階段的發展，給人類的發展獻上了一份厚禮。
印章在先秦時就有，一般只有幾個字，表示姓名，官職或機構。印文均刻成反體，有陰文、陽文之別。在紙沒有出現之前，公文或書信都寫在簡牘上，寫好之後，用繩紮好，在結紮處放粘性泥封結，將印章蓋在泥上，稱為泥封，泥封就是在泥上印刷，這是當時保密的一種手段。紙張出現之後，泥封演變為紙封，在幾張公文紙的接縫處或公文紙袋的封口處蓋印。據記載在北齊時（公元550~577年）有人把用於公文紙蓋印的印章作得很大，很像一塊小小的雕刻版了。
北宋仁宗慶曆元年至八年間，即公無1041－1048年間，一位名叫畢昇的普通勞動者發明了活字印刷術。
沈括比畢昇小十幾歲，是同時代的人，而且畢昇製造的陶活字後來歸沈括的侄子所有，因此，沈括《夢溪筆談》中關於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的記載是翔實可信的。
然而，一些歐洲人曾經把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歸功於谷騰堡。谷騰堡是西德人。他發明鉛活字印刷術，大約是公元1440－1448年間的事，比畢昇發明陶活字印刷術整整晚了400年。
活字印刷術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是中國對世界文化的重大貢獻。
象任何發明創造一樣，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是有它的社會需要、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的。中國社會進步到北宋時期，由於經濟的發展、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興盛，都需要迅速地大量地傳播資訊。活字印刷術正是為解決這個社會需要所提出的問題而產生的。印刷術必須用紙和墨。中國早在漢代就發明了紙和油煙、松煙兩種墨。紙和墨的發明為活字印刷術的誕生奠定了物質基礎。戰國秦漢以來出現的印章和拓碑等複製文字、圖畫的方法又為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提供了技術條件。
顧名思義，印刷術的“印”字，本身就含有印章和印刷兩種意思；“刷”字，是拓碑施墨這道工序的名稱。從印刷術的命名中已經透露出它跟印章、拓碑的血緣關係。印章和拓碑是活字印刷術的兩個淵源。
早在公元前4世紀，即戰國時期，私人印章就已經很流行了。那時稱為“璽”。秦始皇滅六國，得楚和氏璧，鑿國璽，“璽”字從此被封建帝王所壟斷。皇帝的印章才得稱璽，一般人的璽只好稱印稱章。漢代印章盛行。起初的印章多是凹入的陰文，用於封泥之上，後來紙張流行，封泥逐漸失去效用，水印起而代之，凸起的陽文多起來。印章創造了從反刻的文字取得正字的方法，陽文印章提供了一種從陽文反寫的文字取得陽文正寫的文字的複製技術。
印章的面積本來很小，只能容納姓名或官爵等幾個文字。東晉時期，道教興起。道教的一派注重符錄。他們在桃木棗木上刻文字較長的符咒，從而擴大了印章的面積。據晉代葛洪的《抱朴子》一書中記載，道家有一種刻著120個字的影印。可見當時已經能夠用蓋印的方法複製一篇短文了。這實際上就是雕版印刷術的先驅。
拓碑是印刷術的另一個淵源。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當時儒家典籍全憑經師口授，學生筆錄。因此，不同的經師傳授同一典籍也難免會有差異。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政府立石將重要的儒家經典全部刻在上面，作為校正經書的標準本。為了免除從石刻上抄錄經書的勞動，大約在公元4世紀左右，人們發明了拓碑的方法。拓碑的方法很簡便。把一張堅韌的薄紙浸溼後敷在石碑上，再蒙上一張吸水的厚紙，用毛刷輕敲，到紙陷入碑上刻字的凹穴時為止，然後揭去外面的厚紙，用棉絮或絲絮拍子，蘸著墨汁，輕輕地均勻地往薄紙上刷拍，等薄紙幹後揭下來，便是白字黑地的搨本。這種拓碑的方法，跟雕板印刷的性質相同，所不同的是，碑帖的文字是內凹的陰文，而雕板印刷的文字是外凸的陽文。石碑上的文字是陰文正寫。拓碑提供了從陰文正字取得正寫文字的複製技術。後來，人們又把石碑上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再從而傳拓。唐代大詩人杜甫在詩中曾說：“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這和雕板印刷已經所差無幾了。
在唐代，印章與拓碑兩種方法逐漸發展合流，從而出現了雕板印刷術。唐穆宗長慶四年十二月十日，即公元825年1月2日，詩人元稹為白居易《長慶集》作序，說到當時楊州和越州一帶處處有人將白居易和他自己的詩“繕寫模勒”，在街上售賣或用來換茶酒。“模勒”就是刊刻。這是現存文獻中有關雕板印刷術的最早記載。公元836年，唐文宗根據東川節度使馮宿的報告，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曆版。馮宿在他的報告中說：“每年中央司天臺還沒奏請頒佈新曆書的時候，民間私印的歷書已飛滿天下。”可見當時民間從事雕板印刷業的人是很多的。1900年在甘肅敦煌縣千佛洞發現的藏書中有一卷雕板印刷的《金剛經》，其末尾題著“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一行字。鹹通九年，即公元868年。這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有確切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這書的形式是卷子，長約1丈 6尺，由7個印張粘接而成。最前面是一幅扉畫，畫的是釋迦牟尼在只樹給孤獨園說法的情景。其餘印的是《金剛經》全文。這個卷子圖文都非常精美，雕刻的刀法細膩，渾樸凝重，說明當時刊刻印刷的技術都達到了相當純熟的程度。
隨著印刷品種和數量的急劇增長，每印一種書就要雕刻一回板，耗費的人力物力相當可觀。於是，就向人們提出尋求一種更簡便、更經濟的印刷技術。至遲到唐代後期，已經有了用單個佛象印連續重複印製的千佛象手卷。過去英、法、德、日等國家的考古隊在中國新疆各地曾發現過大量的這種千佛像手卷。英國博物館藏有一幅這樣的手卷，全長17英尺，約合5．18米，上面印著468個佛像。另外，在雕板過程中，刻錯字是難以避免的。如果刻錯一個字就廢掉一塊板太可惜、太浪費了。聰明的工匠們想出一個補救的辦法，就是用鑿子將錯字挖掉，再用一塊同樣大的木塊刻好字補上。這些都為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提供了經驗、借鑑。由此可見，雖然活字印刷術是畢昇個人的發明創造，但這裡面確實凝聚著前朝歷代很多勞動者的智慧。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它開始於隋朝的雕版印刷，經宋仁宗時的畢昇發展、完善，產生了活字印刷，並由蒙古人傳至了歐洲，所以後人稱畢昇為印刷術的始祖。中國的印刷術是人類近代文明的先導，為知識的廣泛傳播、交流創造了條件。
印刷術發明之前，文化的傳播主要靠手抄的書籍。手抄費時、費事，又容易抄錯、抄漏。既阻礙了文化的發展，又給文化的傳播帶來不應有的損失。印章和石刻給印刷術提供了直接的經驗性的啟示，用紙在石碑上墨拓的方法，直接為雕版印刷指明瞭方向。中國的印刷術經過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兩個階段的發展，給人類的發展獻上了一份厚禮。
印章在先秦時就有，一般只有幾個字，表示姓名，官職或機構。印文均刻成反體，有陰文、陽文之別。在紙沒有出現之前，公文或書信都寫在簡牘上，寫好之後，用繩紮好，在結紮處放粘性泥封結，將印章蓋在泥上，稱為泥封，泥封就是在泥上印刷，這是當時保密的一種手段。紙張出現之後，泥封演變為紙封，在幾張公文紙的接縫處或公文紙袋的封口處蓋印。據記載在北齊時（公元550~577年）有人把用於公文紙蓋印的印章作得很大，很像一塊小小的雕刻版了。
北宋仁宗慶曆元年至八年間，即公無1041－1048年間，一位名叫畢昇的普通勞動者發明了活字印刷術。
沈括比畢昇小十幾歲，是同時代的人，而且畢昇製造的陶活字後來歸沈括的侄子所有，因此，沈括《夢溪筆談》中關於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的記載是翔實可信的。
然而，一些歐洲人曾經把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歸功於谷騰堡。谷騰堡是西德人。他發明鉛活字印刷術，大約是公元1440－1448年間的事，比畢昇發明陶活字印刷術整整晚了400年。
活字印刷術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是中國對世界文化的重大貢獻。
象任何發明創造一樣，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是有它的社會需要、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的。中國社會進步到北宋時期，由於經濟的發展、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興盛，都需要迅速地大量地傳播資訊。活字印刷術正是為解決這個社會需要所提出的問題而產生的。印刷術必須用紙和墨。中國早在漢代就發明了紙和油煙、松煙兩種墨。紙和墨的發明為活字印刷術的誕生奠定了物質基礎。戰國秦漢以來出現的印章和拓碑等複製文字、圖畫的方法又為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提供了技術條件。
顧名思義，印刷術的“印”字，本身就含有印章和印刷兩種意思；“刷”字，是拓碑施墨這道工序的名稱。從印刷術的命名中已經透露出它跟印章、拓碑的血緣關係。印章和拓碑是活字印刷術的兩個淵源。
早在公元前4世紀，即戰國時期，私人印章就已經很流行了。那時稱為“璽”。秦始皇滅六國，得楚和氏璧，鑿國璽，“璽”字從此被封建帝王所壟斷。皇帝的印章才得稱璽，一般人的璽只好稱印稱章。漢代印章盛行。起初的印章多是凹入的陰文，用於封泥之上，後來紙張流行，封泥逐漸失去效用，水印起而代之，凸起的陽文多起來。印章創造了從反刻的文字取得正字的方法，陽文印章提供了一種從陽文反寫的文字取得陽文正寫的文字的複製技術。
印章的面積本來很小，只能容納姓名或官爵等幾個文字。東晉時期，道教興起。道教的一派注重符錄。他們在桃木棗木上刻文字較長的符咒，從而擴大了印章的面積。據晉代葛洪的《抱朴子》一書中記載，道家有一種刻著120個字的影印。可見當時已經能夠用蓋印的方法複製一篇短文了。這實際上就是雕版印刷術的先驅。
拓碑是印刷術的另一個淵源。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當時儒家典籍全憑經師口授，學生筆錄。因此，不同的經師傳授同一典籍也難免會有差異。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政府立石將重要的儒家經典全部刻在上面，作為校正經書的標準本。為了免除從石刻上抄錄經書的勞動，大約在公元4世紀左右，人們發明了拓碑的方法。拓碑的方法很簡便。把一張堅韌的薄紙浸溼後敷在石碑上，再蒙上一張吸水的厚紙，用毛刷輕敲，到紙陷入碑上刻字的凹穴時為止，然後揭去外面的厚紙，用棉絮或絲絮拍子，蘸著墨汁，輕輕地均勻地往薄紙上刷拍，等薄紙幹後揭下來，便是白字黑地的搨本。這種拓碑的方法，跟雕板印刷的性質相同，所不同的是，碑帖的文字是內凹的陰文，而雕板印刷的文字是外凸的陽文。石碑上的文字是陰文正寫。拓碑提供了從陰文正字取得正寫文字的複製技術。後來，人們又把石碑上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再從而傳拓。唐代大詩人杜甫在詩中曾說：“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這和雕板印刷已經所差無幾了。
在唐代，印章與拓碑兩種方法逐漸發展合流，從而出現了雕板印刷術。唐穆宗長慶四年十二月十日，即公元825年1月2日，詩人元稹為白居易《長慶集》作序，說到當時楊州和越州一帶處處有人將白居易和他自己的詩“繕寫模勒”，在街上售賣或用來換茶酒。“模勒”就是刊刻。這是現存文獻中有關雕板印刷術的最早記載。公元836年，唐文宗根據東川節度使馮宿的報告，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曆版。馮宿在他的報告中說：“每年中央司天臺還沒奏請頒佈新曆書的時候，民間私印的歷書已飛滿天下。”可見當時民間從事雕板印刷業的人是很多的。1900年在甘肅敦煌縣千佛洞發現的藏書中有一卷雕板印刷的《金剛經》，其末尾題著“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一行字。鹹通九年，即公元868年。這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有確切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這書的形式是卷子，長約1丈 6尺，由7個印張粘接而成。最前面是一幅扉畫，畫的是釋迦牟尼在只樹給孤獨園說法的情景。其餘印的是《金剛經》全文。這個卷子圖文都非常精美，雕刻的刀法細膩，渾樸凝重，說明當時刊刻印刷的技術都達到了相當純熟的程度。
隨著印刷品種和數量的急劇增長，每印一種書就要雕刻一回板，耗費的人力物力相當可觀。於是，就向人們提出尋求一種更簡便、更經濟的印刷技術。至遲到唐代後期，已經有了用單個佛象印連續重複印製的千佛象手卷。過去英、法、德、日等國家的考古隊在中國新疆各地曾發現過大量的這種千佛像手卷。英國博物館藏有一幅這樣的手卷，全長17英尺，約合5．18米，上面印著468個佛像。另外，在雕板過程中，刻錯字是難以避免的。如果刻錯一個字就廢掉一塊板太可惜、太浪費了。聰明的工匠們想出一個補救的辦法，就是用鑿子將錯字挖掉，再用一塊同樣大的木塊刻好字補上。這些都為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提供了經驗、借鑑。由此可見，雖然活字印刷術是畢昇個人的發明創造，但這裡面確實凝聚著前朝歷代很多勞動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