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用”的人文學是怎樣改變世界的
我想強調的是，人文學科確實改變了世界，人文學科對我們的影響是隨處可見的，比如像瓦拉他的研究和糾錯，導致我們對教皇的理解產生了革命。
”
我今天非常榮幸來到這裡，首先要向大家道歉的是，其實我並不是學歷史出身的，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計算語言學家。讓我感到非常震驚的是，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人嘗試過撰寫一本人文學歷史方面的書，而科學史方面的著作卻很多，可能有超過一千本了。當我問一些歷史學家為什麼不做人文學研究的時候，他們說這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我說你們至少可以嘗試一下。在2010年的時候我就開始了撰寫工作，一開始我只是想關注歐洲和西方，後來我在阿姆斯特丹碰到一個叫做鮑爾森的教授，他說你至少應該包括大中華圈的各個國家，包括他們的傳統、歷史、語言、詩學、文化等等。我後來想如果，把中國囊括在內，那不可避免地要寫到印度和阿拉伯世界。我本來決定不寫非洲，而我的妻子是非洲方面的學者，她對非洲非常有感情，她說如果我不寫非洲的話，我可能會有麻煩。
其實人文學科現在在西方面臨著很大的壓力。因為在荷蘭和其他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認為人文學對於科技和經濟而言是無用的學科，而人文學者對這一論斷的反應往往採取一種防守的姿態。他們強調人文學能夠讓我們具有批判性思維，能夠讓我們承擔歷史責任，能夠讓我們有歷史意識，但是他們似乎忘記了一點，人文學也帶來了改變全世界的一些洞見和發現。
荷蘭前科學教育部部長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人文學科書寫歷史，但是科學則是創造歷史。這是把人文學貶低到了僅僅是書寫歷史的地位，而我認為，首先我們需要對人文下一個定義。雖然沒有普世皆準的定義，但是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位德國學者狄爾泰的觀點，他把人文學定位於對人類心智表達的研究，比如研究語言有語言學，研究音樂有音樂學，我們還要研究美術、藝術、戲劇、文字、史料等等。關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區分，自然科學主要研究自然，它包括物理、天文、化學、生物，社會科學主要研究社會環境下人類的行為，主要包括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和經濟學。今天我要講的首先是來自人文學的洞見如何改變了世界，以及人文學的主要方法和它幾個世紀的歷史。
因為我自己是學語言學出身的，所以我還是想先用語言學舉例。我在讀大學的時候從來沒有研究過印度語言學者帕尼尼，他在公元前630年就發現，人類語言看起來毫無章法，但背後都有一套規則，他稱之為語法。他給印度梵文建立了一套語法，同時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遞迴”，也被稱為德魯斯特效應，即我們可以在從句中不斷包含其他從句，從而用有限的語法創造無限的從句。正因為遞迴的概念，我們有了演算法的概念，而帕尼尼在兩千多年前就得出了這個原型。帕尼尼語法從2000多年前誕生，透過僧侶傳到中國，又傳到阿拉伯世界，在19世紀又傳到歐洲，因為這種語法形式，才有了程式設計語言，並在它的基礎之上發展出了計算機演算法語言。所以，有時候有人問我學形式語言學有什麼用，我會說很可能我們要再等2500年才能知道它的作用。
再看邏輯學。其實邏輯學也是非常重要的人文學的傳統，它是來自於中國的墨子和他所代表的墨家，這大概在公元前三四世紀的時候。墨家的核心觀念是，邏輯是所有研究的核心，掌握邏輯學之後你就可以學習任何的學科，包括光學、經濟學、政治學、科學。墨家的推理規律中也產生了後來更為人所熟知的矛盾律和排中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名稱都是亞里士多德提出的，但是亞里士多德時代比墨子要晚一百年左右。根據矛盾律，如果兩句話是相互矛盾的，則其中有一句話一定是錯誤的，兩句話不可能都是正確的。根據排中律，如果兩句話相互矛盾的話，它們都有可能都是錯誤的，而其中一句話一定是正確的。以墨家推理得出的這個規律為基礎，邏輯學可以應用在很多其他領域，包括辯論、法理學和科學之中。
我們現在再從古代跳到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文獻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洛倫佐·瓦拉，他所研究的文獻學是不斷去對比人文文字。一個文字經過歷史長時間流變之後，產生了不同的變體，他試圖基於流變之後的文字對比去重構最原始的文字，並試圖發現文字是否有誤。瓦拉在研究中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君士坦丁贈禮其實是一份偽造的檔案，這和中國學者顧炎武所做的事情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根據君士坦丁贈禮這份檔案，本來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打算在四世紀初的時候將西羅馬帝國贈送給教皇。也就是說，瓦拉的發現對於後來15世紀的歐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中一個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馬丁·路德，借用了瓦拉的重大發現，作為他在歐洲發起宗教改革的重要基礎。與此同時，他的研究方法也對後來的遺傳學產生了重要影響，這個研究方法被稱之為譜系文獻學。
譜系文獻學認為，如果經過傳播之後的文字中存在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也應該存在於文字的後代之中，透過發現和對比就可以構建一個圖譜出來，最終可以透過這個圖譜重構最初的原文字。這種方法被應用於DNA分析，在上世紀50年代就有人做過這方面的研究。文獻學的方法影響到了遺傳基因學，只不過在遺傳基因學之中，人們重構的不再是文字，而是我們的基因，這充分說明了人文學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來，我講一下人文學在美術理論方面的應用。在這個領域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叫阿爾伯蒂。阿爾伯蒂在1435年的時候，第一次對線條透視進行了描述。其實透視有不同的種類，比如幾何透視、平行透視。平行透視在中國唐代就有了，而阿爾伯蒂提出的是線條透視，也稱為數學透視。根據他的描述，對於現實的表現是由想象中的線條勾勒出來，這些線條將美術家的眼睛和描述中的物體連線起來，當這些線條被平面所分割的時候，就會形成構圖。阿爾伯蒂的線條透視理論不僅與後來建築學中一種新的設計技術有關，同時也影響到了歐洲後來的一些觀念，即不符合線條透視的表現形式都被認為是錯誤的，或者被認為是現代藝術，這就改變了我們的現實觀。
再說19世紀的語言學。我們都知道格林兄弟，他們往往是因為喜歡收集不同的民俗和童話而著稱，但他們也研究語言的音變規律，他們在1835年提出了語言學印歐語假設，認為所有語言都是來自一個共同的祖先，也就是原始印歐語，從而得出了語言譜系圖。他們的研究影響到了後來的達爾文和進化論。不僅如此，他們的研究方法同樣影響到了遺傳學和基因學的研究。透過學科的互動和相互影響，我們發現所有學科都從屬於一個大的知識譜系。
最後我想談一下數字人文學的時代，我要提到一個人義大利人，羅伯特·庫撒。他在1946年的時候，做了一個專案，被稱為托馬斯著作索引。他希望將阿布納斯所有的作品實現自動的詞形還原，而阿布納斯的所有作品共包含1100多個詞源。當時，他想找IBM做這個事情，但是IBM迴應稱他們的電腦只能處理數字，不能處理文字，但是他堅持這麼做，最終得到了這款可以用計算機處理文字的軟體，這也是第一次人類使用計算機處理文字。在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讓我們實現了用計算機處理文字的，不是數字而是文獻學和計算科學的互動和結合，這本身也是來源於文獻學對拉丁文字的研究。
那麼，為什麼這些非常偉大的人文學研究成果並不廣為人知呢？主要有兩個原因。在歐洲有兩個非常有影響力的學者狄爾泰和文德爾班，在1900年，他們希望將人文學科從自然科學解放出來，他們認為自然科學主要關注解釋現象，以及蒐集一些法則法規和定律，而人文學科更專注於理解，關注搜尋獨特性和特殊性，直到今日這種看法和觀點的影響力仍然很大，但是它並不能客觀描述人文學科所做的事情。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人文學者也在蒐集著各種各樣的普遍規律。另一方面，人文學往往遭到人文學者自己的批評，所以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批評他們的自我批評。一直以來來自很多人文學科重要的洞見和發現，都受到來自人文學自身的批評。例如之前的形式語法就遭到後代的人文學者批評，但在自然學科領域並沒有這樣的情況，比如我們今天仍然引用並非百分之百準確的牛頓力學。像譜系文獻學，儘管年代久遠，但它是非常好的人文學科，應該保留下來，包括史料對比和語法研究，都應該保持它們的影響力，並且傳承下去。
我想強調的是，人文學科確實改變了世界，人文學科對我們的影響是隨處可見的，比如像瓦拉他的研究和糾錯，導致我們對教皇的理解產生了革命。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更多去教授人文學科，不僅僅向學生呈現一些現實，同時應該教給他們一些人文學的理論和規律，讓他們警惕對人文學先入為主和偏見的想法，也向他們展示人文學之美。其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並不是沒有相互關聯的，而是同一知識譜系上的共同組成部分，時至今日它們之間還是有一定區隔，這是讓我感到非常遺憾的。人文學是改變世界的力量，我們也應該向決策者們強調這一點
“無用”的人文學是怎樣改變世界的
我想強調的是，人文學科確實改變了世界，人文學科對我們的影響是隨處可見的，比如像瓦拉他的研究和糾錯，導致我們對教皇的理解產生了革命。
”
我今天非常榮幸來到這裡，首先要向大家道歉的是，其實我並不是學歷史出身的，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計算語言學家。讓我感到非常震驚的是，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人嘗試過撰寫一本人文學歷史方面的書，而科學史方面的著作卻很多，可能有超過一千本了。當我問一些歷史學家為什麼不做人文學研究的時候，他們說這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我說你們至少可以嘗試一下。在2010年的時候我就開始了撰寫工作，一開始我只是想關注歐洲和西方，後來我在阿姆斯特丹碰到一個叫做鮑爾森的教授，他說你至少應該包括大中華圈的各個國家，包括他們的傳統、歷史、語言、詩學、文化等等。我後來想如果，把中國囊括在內，那不可避免地要寫到印度和阿拉伯世界。我本來決定不寫非洲，而我的妻子是非洲方面的學者，她對非洲非常有感情，她說如果我不寫非洲的話，我可能會有麻煩。
其實人文學科現在在西方面臨著很大的壓力。因為在荷蘭和其他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認為人文學對於科技和經濟而言是無用的學科，而人文學者對這一論斷的反應往往採取一種防守的姿態。他們強調人文學能夠讓我們具有批判性思維，能夠讓我們承擔歷史責任，能夠讓我們有歷史意識，但是他們似乎忘記了一點，人文學也帶來了改變全世界的一些洞見和發現。
荷蘭前科學教育部部長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人文學科書寫歷史，但是科學則是創造歷史。這是把人文學貶低到了僅僅是書寫歷史的地位，而我認為，首先我們需要對人文下一個定義。雖然沒有普世皆準的定義，但是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位德國學者狄爾泰的觀點，他把人文學定位於對人類心智表達的研究，比如研究語言有語言學，研究音樂有音樂學，我們還要研究美術、藝術、戲劇、文字、史料等等。關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區分，自然科學主要研究自然，它包括物理、天文、化學、生物，社會科學主要研究社會環境下人類的行為，主要包括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和經濟學。今天我要講的首先是來自人文學的洞見如何改變了世界，以及人文學的主要方法和它幾個世紀的歷史。
因為我自己是學語言學出身的，所以我還是想先用語言學舉例。我在讀大學的時候從來沒有研究過印度語言學者帕尼尼，他在公元前630年就發現，人類語言看起來毫無章法，但背後都有一套規則，他稱之為語法。他給印度梵文建立了一套語法，同時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遞迴”，也被稱為德魯斯特效應，即我們可以在從句中不斷包含其他從句，從而用有限的語法創造無限的從句。正因為遞迴的概念，我們有了演算法的概念，而帕尼尼在兩千多年前就得出了這個原型。帕尼尼語法從2000多年前誕生，透過僧侶傳到中國，又傳到阿拉伯世界，在19世紀又傳到歐洲，因為這種語法形式，才有了程式設計語言，並在它的基礎之上發展出了計算機演算法語言。所以，有時候有人問我學形式語言學有什麼用，我會說很可能我們要再等2500年才能知道它的作用。
再看邏輯學。其實邏輯學也是非常重要的人文學的傳統，它是來自於中國的墨子和他所代表的墨家，這大概在公元前三四世紀的時候。墨家的核心觀念是，邏輯是所有研究的核心，掌握邏輯學之後你就可以學習任何的學科，包括光學、經濟學、政治學、科學。墨家的推理規律中也產生了後來更為人所熟知的矛盾律和排中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名稱都是亞里士多德提出的，但是亞里士多德時代比墨子要晚一百年左右。根據矛盾律，如果兩句話是相互矛盾的，則其中有一句話一定是錯誤的，兩句話不可能都是正確的。根據排中律，如果兩句話相互矛盾的話，它們都有可能都是錯誤的，而其中一句話一定是正確的。以墨家推理得出的這個規律為基礎，邏輯學可以應用在很多其他領域，包括辯論、法理學和科學之中。
我們現在再從古代跳到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文獻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洛倫佐·瓦拉，他所研究的文獻學是不斷去對比人文文字。一個文字經過歷史長時間流變之後，產生了不同的變體，他試圖基於流變之後的文字對比去重構最原始的文字，並試圖發現文字是否有誤。瓦拉在研究中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君士坦丁贈禮其實是一份偽造的檔案，這和中國學者顧炎武所做的事情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根據君士坦丁贈禮這份檔案，本來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打算在四世紀初的時候將西羅馬帝國贈送給教皇。也就是說，瓦拉的發現對於後來15世紀的歐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中一個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馬丁·路德，借用了瓦拉的重大發現，作為他在歐洲發起宗教改革的重要基礎。與此同時，他的研究方法也對後來的遺傳學產生了重要影響，這個研究方法被稱之為譜系文獻學。
譜系文獻學認為，如果經過傳播之後的文字中存在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也應該存在於文字的後代之中，透過發現和對比就可以構建一個圖譜出來，最終可以透過這個圖譜重構最初的原文字。這種方法被應用於DNA分析，在上世紀50年代就有人做過這方面的研究。文獻學的方法影響到了遺傳基因學，只不過在遺傳基因學之中，人們重構的不再是文字，而是我們的基因，這充分說明了人文學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來，我講一下人文學在美術理論方面的應用。在這個領域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叫阿爾伯蒂。阿爾伯蒂在1435年的時候，第一次對線條透視進行了描述。其實透視有不同的種類，比如幾何透視、平行透視。平行透視在中國唐代就有了，而阿爾伯蒂提出的是線條透視，也稱為數學透視。根據他的描述，對於現實的表現是由想象中的線條勾勒出來，這些線條將美術家的眼睛和描述中的物體連線起來，當這些線條被平面所分割的時候，就會形成構圖。阿爾伯蒂的線條透視理論不僅與後來建築學中一種新的設計技術有關，同時也影響到了歐洲後來的一些觀念，即不符合線條透視的表現形式都被認為是錯誤的，或者被認為是現代藝術，這就改變了我們的現實觀。
再說19世紀的語言學。我們都知道格林兄弟，他們往往是因為喜歡收集不同的民俗和童話而著稱，但他們也研究語言的音變規律，他們在1835年提出了語言學印歐語假設，認為所有語言都是來自一個共同的祖先，也就是原始印歐語，從而得出了語言譜系圖。他們的研究影響到了後來的達爾文和進化論。不僅如此，他們的研究方法同樣影響到了遺傳學和基因學的研究。透過學科的互動和相互影響，我們發現所有學科都從屬於一個大的知識譜系。
最後我想談一下數字人文學的時代，我要提到一個人義大利人，羅伯特·庫撒。他在1946年的時候，做了一個專案，被稱為托馬斯著作索引。他希望將阿布納斯所有的作品實現自動的詞形還原，而阿布納斯的所有作品共包含1100多個詞源。當時，他想找IBM做這個事情，但是IBM迴應稱他們的電腦只能處理數字，不能處理文字，但是他堅持這麼做，最終得到了這款可以用計算機處理文字的軟體，這也是第一次人類使用計算機處理文字。在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讓我們實現了用計算機處理文字的，不是數字而是文獻學和計算科學的互動和結合，這本身也是來源於文獻學對拉丁文字的研究。
那麼，為什麼這些非常偉大的人文學研究成果並不廣為人知呢？主要有兩個原因。在歐洲有兩個非常有影響力的學者狄爾泰和文德爾班，在1900年，他們希望將人文學科從自然科學解放出來，他們認為自然科學主要關注解釋現象，以及蒐集一些法則法規和定律，而人文學科更專注於理解，關注搜尋獨特性和特殊性，直到今日這種看法和觀點的影響力仍然很大，但是它並不能客觀描述人文學科所做的事情。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人文學者也在蒐集著各種各樣的普遍規律。另一方面，人文學往往遭到人文學者自己的批評，所以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批評他們的自我批評。一直以來來自很多人文學科重要的洞見和發現，都受到來自人文學自身的批評。例如之前的形式語法就遭到後代的人文學者批評，但在自然學科領域並沒有這樣的情況，比如我們今天仍然引用並非百分之百準確的牛頓力學。像譜系文獻學，儘管年代久遠，但它是非常好的人文學科，應該保留下來，包括史料對比和語法研究，都應該保持它們的影響力，並且傳承下去。
我想強調的是，人文學科確實改變了世界，人文學科對我們的影響是隨處可見的，比如像瓦拉他的研究和糾錯，導致我們對教皇的理解產生了革命。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更多去教授人文學科，不僅僅向學生呈現一些現實，同時應該教給他們一些人文學的理論和規律，讓他們警惕對人文學先入為主和偏見的想法，也向他們展示人文學之美。其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並不是沒有相互關聯的，而是同一知識譜系上的共同組成部分，時至今日它們之間還是有一定區隔，這是讓我感到非常遺憾的。人文學是改變世界的力量，我們也應該向決策者們強調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