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明代華亭（今上海松江）人。他自幼聰穎過人，工詩文，善書畫，與董其昌友善，同時倡導“南北宗論”。陳繼儒的書法在蘇軾、米芾之間，蕭散秀雅；善畫水墨梅花、山水，尤以畫梅見長。其水墨梅花，多卷冊小幅，輕描淡寫，意態蕭疏，間或襯以竹石，草草而就，反映了明末文人閒居弄筆、不求工拙、聊以抒情適意的一種“以畫為寄”的態度。
陳繼儒一生著作甚豐，其中一部分是著述之作，如《陳眉公先生全集》、《陳眉公全集》、《晚香堂小品》、《白石樵真稿》等；一部分是編輯之作，如《酒顛補》、《邵康節外記》、《逸民史》以及一部容量頗大的叢書《寶顏堂秘籍》等。若從文體上看，其著述涉題敘、壽序、傳記、碑記、祭文、墓誌、誄、行狀、疏文、論、策、議、辨、偈、銘、贊、尺牘、詩、詞、曲、賦、題跋、語錄、清言24類；再若從功用上看，又可分為致用之作、謀生之作與娛性之作。
陳繼儒雖是棄仕途而不謀，棄徵詔而不出的人，但傳統文化的薰陶使他在出世之樂中仍不能全然摒絕對國事的關注，常常被一種矛盾的情愫裹結，從而在幾十年的市隱生活的寧靜平和中，時有憂愁壓抑在胸。因此，他的一些論、策、議、辨、疏文是其懷抱救世之心留下的致用之作，或針砭有關國計民生的賦役制度的弊端，提出切實可行的改良建議；或痛陳鄉間小民的困窘疾苦，期望君主關心民生減稅少徵，從中可以見到陳繼儒心繫民生的赤誠衷腸。
陳繼儒所處的晚明，王朝統治雖出現行將崩壞的趨勢，但商品經濟的畸形發展與社會風貌的特殊變化為陳繼儒這樣一批山人提供了生存的溫床。與歷代隱逸之士一樣，陳繼儒期望有較為適意的生存環境，渴望桃花源式的隱居之地，表現出對無苛政能溫飽的樂國樂土的希冀。陳繼儒一生一直在經營樓閣精舍，構建讀書檯、頑仙廬、磊軻軒等。他晚年仍不斷增添亭臺樓軒等構建，57歲築水邊林下、58歲為道庵、61歲造老是庵、62歲建代笠亭、66歲蓋笤帚庵、70歲在鳳凰山葺精舍來儀堂。他對55歲時建於畲山的青微草亭尤為得意，夕陽時分登亭遠眺，天馬、細林二山橫亙如黛，陳繼儒以為觀之可代古人名畫，十分愜意。
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中，其盡情享受生活樂趣的心態在娛性之作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反映。詩詞曲賦以及尺牘、遊記、清言等小品是最能體現陳繼儒文學成就與晚明山人個性特徵的作品，其中詩、詞、曲、賦更是其生活的寫照。陳繼儒自敘其集，雲“平生不喜留草，隨作隨逸”，故在漫長的生涯中其詩詞賦散佚之作亦不在少數。從他存世的娛性之作中，譬如投刺見訪、遊山玩水、蒔竹養花、品茶飲酒、焚香撫琴、賞月曬書等，我們可以感受到陳繼儒這位晚明大山人與世無爭、自得其樂的生活概貌。
陳繼儒早年生活窘困，憑藉毛穎先生維繫生活並馳名天下，中年之後名成望高，有恆產恆業，要其代筆、作序、題跋的人卻更多。明人追求文學塗飾，已與民眾生活相連，且民間此風之盛正說明不獨士大夫文人，平民百姓亦以為文字能華身耀祖，同時也說明晚明眾多山人何以能借詩文走天下。而如陳繼儒這樣的上流山人，士大夫都傾慕其名聲，希望得到他的墨寶者趨之若鶩。除了大量的壽序、墓表、祭文、題跋以外，陳繼儒還刊刻了一些與科試有關的時藝，尤其在其一個門生科舉高中後，自己也製作八股文刊刻，並選一些科試秘籍付梓印行，還召集一些窮秀才編纂書籍。這些謀生之作帶來的潤筆之資是陳繼儒一生中主要的經濟來源。在82歲辭世之年，陳繼儒夜寢頑仙廬，日處古香庭院，雖已倦於應酬卻仍未能謝絕紙墨，《陳鹿蘋碑記》與《許繩齋志銘》是其絕筆。
陳繼儒早年有出世之想，因世事齷齪，“人間十九倚塵堵，五濁紛紛不堪數”，而決意謝絕塵鞅。中年多適世之情，他的《山中作》“話隱愜中年，山廬枕墓田。心空鄙章句，骨傲薄神仙”相當典型地反映了以隱逸為適世享樂的愜意情懷。此時的陳繼儒，早已斷絕功名利祿之想，也逐漸從困頓的生活窘境中解脫出來，晚年則較明顯地耽於娛世之樂。除偶爾出遊外，日常隱居畲山，或聽泉、試茶、或踏落梅、坐蒲團，或山中採藥，更多地追求一種世俗生活的樸實、寧靜、溫馨。《自詠》可以說是陳繼儒對自己生存選擇的總結：“若非睥睨乾坤，定是流連光景。半瓢白酒初醒，一卷黃庭高枕。”包含幾分遺世的失落、出世的灑脫和娛世的愜意，更多的是對自在生活的自賞和自足。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明代華亭（今上海松江）人。他自幼聰穎過人，工詩文，善書畫，與董其昌友善，同時倡導“南北宗論”。陳繼儒的書法在蘇軾、米芾之間，蕭散秀雅；善畫水墨梅花、山水，尤以畫梅見長。其水墨梅花，多卷冊小幅，輕描淡寫，意態蕭疏，間或襯以竹石，草草而就，反映了明末文人閒居弄筆、不求工拙、聊以抒情適意的一種“以畫為寄”的態度。
陳繼儒一生著作甚豐，其中一部分是著述之作，如《陳眉公先生全集》、《陳眉公全集》、《晚香堂小品》、《白石樵真稿》等；一部分是編輯之作，如《酒顛補》、《邵康節外記》、《逸民史》以及一部容量頗大的叢書《寶顏堂秘籍》等。若從文體上看，其著述涉題敘、壽序、傳記、碑記、祭文、墓誌、誄、行狀、疏文、論、策、議、辨、偈、銘、贊、尺牘、詩、詞、曲、賦、題跋、語錄、清言24類；再若從功用上看，又可分為致用之作、謀生之作與娛性之作。
陳繼儒雖是棄仕途而不謀，棄徵詔而不出的人，但傳統文化的薰陶使他在出世之樂中仍不能全然摒絕對國事的關注，常常被一種矛盾的情愫裹結，從而在幾十年的市隱生活的寧靜平和中，時有憂愁壓抑在胸。因此，他的一些論、策、議、辨、疏文是其懷抱救世之心留下的致用之作，或針砭有關國計民生的賦役制度的弊端，提出切實可行的改良建議；或痛陳鄉間小民的困窘疾苦，期望君主關心民生減稅少徵，從中可以見到陳繼儒心繫民生的赤誠衷腸。
陳繼儒所處的晚明，王朝統治雖出現行將崩壞的趨勢，但商品經濟的畸形發展與社會風貌的特殊變化為陳繼儒這樣一批山人提供了生存的溫床。與歷代隱逸之士一樣，陳繼儒期望有較為適意的生存環境，渴望桃花源式的隱居之地，表現出對無苛政能溫飽的樂國樂土的希冀。陳繼儒一生一直在經營樓閣精舍，構建讀書檯、頑仙廬、磊軻軒等。他晚年仍不斷增添亭臺樓軒等構建，57歲築水邊林下、58歲為道庵、61歲造老是庵、62歲建代笠亭、66歲蓋笤帚庵、70歲在鳳凰山葺精舍來儀堂。他對55歲時建於畲山的青微草亭尤為得意，夕陽時分登亭遠眺，天馬、細林二山橫亙如黛，陳繼儒以為觀之可代古人名畫，十分愜意。
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中，其盡情享受生活樂趣的心態在娛性之作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反映。詩詞曲賦以及尺牘、遊記、清言等小品是最能體現陳繼儒文學成就與晚明山人個性特徵的作品，其中詩、詞、曲、賦更是其生活的寫照。陳繼儒自敘其集，雲“平生不喜留草，隨作隨逸”，故在漫長的生涯中其詩詞賦散佚之作亦不在少數。從他存世的娛性之作中，譬如投刺見訪、遊山玩水、蒔竹養花、品茶飲酒、焚香撫琴、賞月曬書等，我們可以感受到陳繼儒這位晚明大山人與世無爭、自得其樂的生活概貌。
陳繼儒早年生活窘困，憑藉毛穎先生維繫生活並馳名天下，中年之後名成望高，有恆產恆業，要其代筆、作序、題跋的人卻更多。明人追求文學塗飾，已與民眾生活相連，且民間此風之盛正說明不獨士大夫文人，平民百姓亦以為文字能華身耀祖，同時也說明晚明眾多山人何以能借詩文走天下。而如陳繼儒這樣的上流山人，士大夫都傾慕其名聲，希望得到他的墨寶者趨之若鶩。除了大量的壽序、墓表、祭文、題跋以外，陳繼儒還刊刻了一些與科試有關的時藝，尤其在其一個門生科舉高中後，自己也製作八股文刊刻，並選一些科試秘籍付梓印行，還召集一些窮秀才編纂書籍。這些謀生之作帶來的潤筆之資是陳繼儒一生中主要的經濟來源。在82歲辭世之年，陳繼儒夜寢頑仙廬，日處古香庭院，雖已倦於應酬卻仍未能謝絕紙墨，《陳鹿蘋碑記》與《許繩齋志銘》是其絕筆。
陳繼儒早年有出世之想，因世事齷齪，“人間十九倚塵堵，五濁紛紛不堪數”，而決意謝絕塵鞅。中年多適世之情，他的《山中作》“話隱愜中年，山廬枕墓田。心空鄙章句，骨傲薄神仙”相當典型地反映了以隱逸為適世享樂的愜意情懷。此時的陳繼儒，早已斷絕功名利祿之想，也逐漸從困頓的生活窘境中解脫出來，晚年則較明顯地耽於娛世之樂。除偶爾出遊外，日常隱居畲山，或聽泉、試茶、或踏落梅、坐蒲團，或山中採藥，更多地追求一種世俗生活的樸實、寧靜、溫馨。《自詠》可以說是陳繼儒對自己生存選擇的總結：“若非睥睨乾坤，定是流連光景。半瓢白酒初醒，一卷黃庭高枕。”包含幾分遺世的失落、出世的灑脫和娛世的愜意，更多的是對自在生活的自賞和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