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個法，簡單來說，立法初衷都是好的，但實現起來卻是難上加難。問題最大的是青苗法，問題相對小一些的是農田水利法。募役法本身問題不是太大，但結合農田水利法和另一個保甲法就很危險了。

首先說青苗法，這是王安石變法中危害最嚴重的一個，可以說是青苗法直接導致了北宋後期各種民不聊生以致農民起義。青苗法的本身構想是很不錯的。它的原則是將原本用於調節物價和應對饑荒的常平倉、廣惠倉內的儲糧折算成本錢貸給農民，應對春耕時秋糧吃完夏糧未收沒飯吃的急需。所謂青苗，就是農民手裡只有地裡的青苗做擔保。原本這時候，農民只能向地主富戶借錢借糧，而有錢人就藉機放高利貸。最後如果豐年，農民還了高利貸也所剩無幾，要是遇到天災還不上，土地就會被富戶收走兼併。王安石的青苗法，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與當時的高利貸相比已經相當低了），解決農民生計問題，又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打擊了民間高利貸行為，原本是利國利民的好事。

但是問題在於，想要理想化地執行根本是不可能的。要讓老百姓接受青苗法必須是個緩步推進的過程，但是王安石和宋神宗都等不了，他們要的是改革立竿見影。改革成功的標誌是什麼？自然就是貸出去很多錢，收回來很多利息。於是各地官員為了政績，紛紛將貸款指標攤派給百姓，不管你需要不需要，都要貸款。甚至連城市居民也被攤派貸款。青苗法可是用來給農民的，連城市居民也被強制要求貸款，可見牽連範圍之廣。更可怕的是，官員執行如此大規模的貸款，能不雁過拔毛嗎？在中國古代這種情況是不可能避免的。最後，原本低息的青苗貸變得比民間高利貸利息還高，窮苦農民貶低哀鴻。而且，這個危害不侷限於窮人，甚至連富人也慘遭荼毒。他們原本不僅不需要貸款，還可以借錢給窮人收利息。現在倒好，不能放貸不說，還被強行攤派比農民更重的貸款。因為富人有錢不怕還不出啊，各地官員當然找他們攤派大額指標了。不僅如此，富人還被強制給窮人擔保，一旦碰窮人還不出錢，富人就要幫他們還。如果碰到災年，大批窮人還不了貸款，許多富人也因此傾家蕩產。這樣的青苗法，能執行下去嗎？

然後說說募役法，也叫免疫法。這可能是王安石新法中獲得支援最多的，但問題也依然存在。在募役法實行之前執行的叫差役法。就是各家各戶除了要繳納稅收之外，還要參加義務勞動，比如保管公務啊，派送檔案啊，追捕盜匪啊，修建工程啊。沉重的差役負擔嚴重影響力農業生產。另外，富戶、僧侶等還想有免差役的特權。於是，王安石提出，各家各戶不再出人，而是改為交“免役錢”，原本免服勞役的僧侶、士紳等交一半錢，而由政府用這些免役錢僱傭專門人員從事各類事務。這樣做既讓，又讓差役隊伍專業化。

但是這個法的問題在於一刀切。就是無論你交不交得起錢，都得交錢。原本就壓力很大的窮人再要交一筆額外的免役錢，更是不堪重負，雪上加霜。其實這個募役法應該採取自願的原則，有錢出錢，沒錢出人。但是王安石沒這麼幹，顯然簡單粗暴了。另外，一涉及到額外收費，又給了地方官員橫徵暴斂的機會。

更嚴重的一個問題是，募役法不是單獨執行的，而是與題主說到的農田水利法、以及保甲法一同實施。募役法雖然讓百姓以出錢代替出人，農田水利法卻要求各戶出人去興修水利，保甲法更是強制要求各戶出人進行準軍事化管理，平時軍訓，夜間巡邏。也就是說，原本只要服差役，不用交錢，現在既要交免役錢，又要出人進行水利工作和軍事活動，既出錢又出人，看似減輕百姓負擔的免疫法與這兩個法一起實施，反而加重了負擔。

最後簡單說一下農田水利法。這個相對比較專業一點，比起其他幾個法來說談論的也比較少。簡單來說就是鼓勵興修水利，建立一整套工程標準和方案。問題也是很明顯的，除了前面說到的給百姓帶來負擔外，大規模的工程必然給官員盤剝百姓提供方便。另外，農田水利法鼓勵個人捐款興修水利，也讓很多官員為了政績對富戶甚至普通百姓敲詐勒索。同時也免不掉但凡大規模工程就會出現的虛假瞞報、豆腐渣工程，反覆施工效率低下浪費資源等等問題。

其實，王安石變法的問題不在於有的人說的用錯了人。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用什麼樣的人都免不了這一系列的問題。最關鍵的是，急於求成，一意孤行。如果能夠將新法認真調研，仔細打磨，不斷改進，還是可以有所收穫的。比如說如果將免役法改成自願原則，將青苗法的執行方由地方官員改為官方組織民間操作，或許情況都會好很多。可惜，神宗和王安石都一意孤行，不聽勸又將理性反對新法的人全部罷黜，換上一群酷吏，最終導致百姓怨聲載道，官員黨同伐異。也真是可嘆。

政策本身並沒有嚴重問題，但王安石最大的問題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推行政策操之過急，執政過粗，面對問題不懂得實事求是，一切問題搞一刀切。並且沒有看到古代官場的弊病。

例如官員為了政績大規模攤派青苗法，再加上層層剋扣，最終利率甚至高於民間高利貸，原本利民的政策反而讓人民背上了更加沉重的負擔。不僅是最窮苦的農民，包括小農和地主也一起遭殃。其結果自然失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