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的先不說，他們那一批維新派知識分子，在天朝上國甲午戰爭中屈辱地敗給日本後，竟然能夠勇敢地向日本學習，而不是因為民族仇恨而盲目排外固步自封，在那個時代這種精神實在是勇氣可嘉！另外我特別喜歡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特別是最後那一段，朝氣蓬勃而又氣勢磅礴，充滿了民族自尊與自信。我認為真正的愛國者，既敢於反思國家民族的缺點，又對民族充滿自信。梁任公先生就是這樣的愛國先驅。

梁啟超先生一生為中國的獨立與自由奮鬥，雖然成效不大，但是他卻鼓舞了一大批仁人志士為民族獨立與進步奮鬥，最終中華民族，華人民終於站起來了！少年毛澤東就把梁啟超先生的《飲冰室集》背誦得滾瓜爛熟，他小學時還發文說最好孫文當總統，梁啟超當總理。梁先生回來教書是最有名的教授，他著書立說，著作等身。有人損他，請把你的著作和事蹟拿出來讓世人評一評。

作為後學，不敢妄評梁啟超這樣的大師級人物。但可以肯定的是，梁任公的學識和人品，是很多同時代的人都難以匹敵的。梁啟超先生懵懂之際便跟隨祖父學習，到八歲時已經開始學習撰文，九歲便已文采飛揚，十七歲時便中舉人。

梁啟超的成績，是許多同齡人都難以企及的。不過，他卻始終都很謙虛，論功名來講，康有為是略低於梁啟超的，可梁啟超卻謙卑地拜康有為做老師，接受和推崇其維新思想，這在當時也被傳為一段佳話。

至於學識，我想如今許多的文史專家終其一生也很難取得像梁啟超一樣的成績。在此也不打算再多言。之前讀書時，見到了一段關於梁啟超晚年的“醫療事故”，透過這件事，卻也反映出了梁啟超的人品與胸懷。

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身患腎病，到當時的協和醫院就診。可是，在手術過程中，主刀醫生卻誤把梁啟超健康的腎臟給割掉了，從而導致梁啟超病情急速惡化，難以救治。可是，梁啟超卻堅持不做聲張，將此事隱瞞下來。

究其原因，是因為梁啟超在留學期間，認識到了當時西醫的先進性，因而力主提倡西醫。不過，人們接受新事物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當時不少人都持懷疑態度。試想，如果此時公眾得知醫院的西醫將梁啟超健康的腎臟割掉，後果可想而知。

所以，梁啟超決定甘願接受這一慘痛的誤診，至死都未對外聲張。後人在評述這段歷史時，無不感慨。甚至有人拿梁啟超和有類似境遇的胡適做對比：

當時胡適也力主西醫。不同的是，他一直對中醫實施批判，在得了腎炎後西醫難以診治，無奈請上海著名中醫陸仲安診治。結果，幾幅中藥下肚後，胡適的腎病居然好了。可是，胡適卻始終不願承認是中醫治好了自己的腎病。

兩相對照之下，梁啟超的胸懷和氣度顯得尤為高尚。他深知，自己的醫療事故並不代表整個西醫都不可信，因而坦然面對生死，沒有將這一事故公開；胡適則始終抨擊中醫，並飭全盤否定的態度，即便是中醫治好了自己的疾病也不願承認。

所以，我的看法是，梁啟超雖然不能算是完人，可在晚清和民國大師中，學識算得上一流，人品也算得上一流，應該是一個值得欽佩的人。

從我們大眾認知當中，應該從清朝末期，給光繼皇帝洗腦讓其覺醒，讓封建王朝向日本維新變法靠攏。讓中國能夠借鑑日本社會模式，在皇帝地統領下儘快進入先進資本社會模式。向日本一樣強盛起來！他在當時教育華人思想進步和引進吸收西方科技文化方面做出了表率！值得後世所有華人學習！值得全體華人尊敬？

我認為對於梁啟超，用八個字形容至為妥當——才堪大用，生不逢時。

梁啟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任甫，號任公，廣東新市人。梁啟超出生在一個世代士紳家庭，祖父和父親都是當地有影響力的人物，從小的家庭薰陶給了梁啟超一個優於別人的讀書環境，但我覺得根本上說，還是他天縱英才。梁啟超十二歲中秀才，十七歲中舉人，這種能力幾乎能和明嘉靖時期的神童張居正媲美了，如果照此發展下去，他成為像曾國藩那樣的清朝重臣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當時的中國正面臨巨大的變動，外來侵略愈演愈烈，腐朽的帝制搖搖欲墜，時代的變遷改變了太多人的命運，當中，也包括梁啟超。西方先進政治經濟思想不斷湧入中國，也深深影響到了梁啟超，使得他最終拋棄了八股文章搏功名的想法，開始傾向憲政救國的路子。這是他人生道路的一次轉折，幾乎註定了他的後半生。

使得梁啟超真正成名的便是著名的公車上書。1895年，清朝在甲午戰爭中落敗，康有為，梁啟超等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拒絕簽署馬關條約，遷都再戰！雖然上書最終被清政府拒絕，但此事的影響波及全國，梁啟超迅速成名，也為他後來進行憲政改革鋪平了道路。光緒帝有感於公車上書，在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下，最終決定啟用康梁進行變法維新。

這場變法最終因慈禧為首的守舊派的反對而失敗，我認為變法的失敗並非保守派的反撲，而是維新派的變法始終未覺悟社會改革的關鍵是最廣大農民階層的利益而只顧及空洞沒有意義的憲政，對於保守勢力也未有安排，才最終導致變法失敗。失敗後的梁啟超逃亡日本。

可以說，在日本流亡的十餘年裡，梁啟超思想有過波動，但最終還是回到了君主立憲的老路子上，這幾乎已經限定了他將來在政治上的發展和進步。當孫中山的革命黨人提出平均地權的主張後，他卻認為這是虛偽之舉，而革命始終不能和下層民眾發生關係，應透過立憲來解決一切，至此，他與政治已經越來越遠，甚至與時代已經脫節。

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的歷屆北洋政府雖都重用他，尤其是法務方面，他也十分努力，想改變國家局面，然而這侷限的認識註定了他政治抱負的破產和憲政政治理念的破滅，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梁啟超逐漸淡出政治，寄情文學，1929年，他悄無聲息的離開了這個世界，與他的名聲相反，並無引起多大波動。可以說，他是一個才能卓著的人，但始終未能趕上時代變革的腳步，限定了他一生的成就，使他成為了近現代革命史上一個有階梯意義的革命家。

梁任公是個爭議人物，大的方面我也不敢多說，只是想到他的被西醫誤診、手術失誤的事情，可以再想想知乎上對中西醫的爭論，想想現在的醫患衝突。

梁任公被協和誤診割腎、輿論譁然，梁的家人、朋友都要向協和追責，但都被梁阻止，而且還親自撰文《我的病和協和醫院》維護西醫，維護協和，死後還把遺體捐贈給協和。而任公的理由是，西醫剛剛進入中國，根基薄弱，舉步維艱，如果這時候他跳出來指責，那對西醫在中國的發展更加不利，最終損失的是華人的利益。任公是西醫的堅定支持者，而且沒有因自己遭罪而產生動搖，這種精神，這種思路，我覺得非常NB。

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梁啟超在民國時期的威望和地位。

他的學生：蔡鍔、蔣百里、張君勵、徐志摩、徐佛蘇、楊樹達、劉海慄等。

他的子女：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禮，梁思達、梁思忠、梁思順等九個子女。

上面這些個個都是人中龍鳳，可以折射出梁任公的教育和學術方面的能力是超凡的，與春秋時期的子夏老師遙相呼應！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其與康有為一起推動百日維新。在袁世凱稱帝時，梁啟超也是持反對態度的，其子女都很優秀！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以最知名的學者，在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他都有著述，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有大量的學術著作。 梁啟超早年潛心研究學問，幼年時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他從小就聰明過人， 11歲中秀才。16歲中舉人，被譽為“嶺南奇才”。18歲拜讀於康有為門下，接受當時主流思想，即君主立憲。

當立憲派和革命黨人在廣州論戰的時候，他創辦報紙學刊，敢於執筆抨擊權威，到各地講演，世人都認為他有大才，袁世凱，孫中山都欽佩他，想把他納入麾下。 從古代的典章古籍到當今熱門的君主立憲，從君主立憲到共和革命。他一直順應了社會發展的趨勢，當他看到他的老師康有為還在為君主立憲鼓吹的時候，他就知道他的老師已落伍了，他毅然離開康有為支援革命。 晚年梁啟超回到國內，從事教育。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梁的學生遍佈天下，如蔡鍔，徐志摩，蔣百里等。

他七個子女思成、思永等後來都成為那個時代的傑出人才。一批國內他的辛勤培育分不開的，他非常關注著兒女成長的每一階段，從早期幼教，到學校教育，到他們出國留學，再到學成回國、談婚論嫁、就業擇業，子女人生的整個過程都不會遊離梁啟超的視線。在全程關注的同時他又注意對子女的教育進行全面培養，在其引領下，子女們個個都得到了全面發展。

梁啟超是晚晴至民國時期為數不多的沒有汙點的思想家，他最大的成就乃開啟民智，闡述民主共和。 梁啟超的思想靈活，緊跟時代潮流，由最初的維新變法到保皇再當支援民主共和，梁啟超的思想在不斷進步。而康有為，至死保皇派。一直以大清國的遺民自居，但，大清國的遺民並不好當，因為那時民智開化，民主觀念已深入人心，易樹敵頗多。 梁啟超的成就，主要有三個方面政治，學術，文章。此三事，皆有大創見，大突破。但未竟之業，未完之論，不確之言，自我否定也很多。 無論政治、學術還是文章，他都有憂天下之心。這種關懷，是數千年來知識分子所共通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王夫之、黃宗羲即是。他於其三者皆可見赤子之心。這份赤子之心，藉由天才的文筆和厚積多年的學識，能夠輕易感染很多人。 情懷用於文章，或可氣盛言宜。用之於學術，有能繼絕學，開新面之得，又有以論代史，一葉障目之失。

梁啟超的學說，滿紙新論，擇其一點可，作大文章，惜其文章都未能盡成，學說也就不能確立。規模既宏，偏頗亦多，任公海內共仰，他的隻言片語，都有人信奉和辯駁，都能成一家之言，常人去學，必是語無倫次，豈不荒誕。 自然，我們欽佩梁啟超的才華和國學功底，對中國文明和世界潮流，乃至政治社會，常常有很多洞見，但是學術體系的建立，不僅需要核心概念，還需要艱苦地建構和彌縫，需要沉下心來，步步為營，最終開宗立派。梁啟超則天縱奇才，只顧把一個一個的疑問、判斷、觀點拋給後人，於己則“得其趣”，於學術則十分可惜。 梁啟超深知中國民眾帝王情結已深入骨髓，他的退而求其次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誠然，梁啟超的虛君共和制設想僅僅只是一種政體最佳化的選擇，而非中國政體進化的圖式。事實上，梁啟超對自己的虛君共和理念都沒有可實現的信心。因為他看到當時華人對當時的清室非常失望，而且還有一種厭惡情緒。這一政體形式乃是很多國家的最低政治要求，卻在梁氏的法學著作中成為吾國一種可望不可及的願景。在梁氏看來，就國家的管治而言，功利主義無疑比儒家的仁政更接地氣。從這個層面看，梁氏的焦慮，他對革命暴力的防範與憤恨，以及對虛君共和制的不自信，都體現了梁氏的深思遠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