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詩歌中的憂鬱情結 摘要：“憂鬱”既是艾青詩歌創作的靈魂，也是我們解讀其詩歌的關鍵詞。詩人在感受和表現人民苦難時，流露出他固有哀傷、憂鬱的情調。作為一個始終為民族擺脫種種枷鎖而寫作的歌者，艾青的“憂鬱”情結主要有三個方面的來源：客觀現實、主觀心情和象徵手法。這種“憂鬱”並非一己的悲苦與感傷，對一個忠於現實，對祖國和人民懷著滿腔的摯愛的詩人來說，他的“憂鬱”乃是民族的哀感，時代的憤懣。只要世界上還有壓迫和罪惡，只要詩人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尚未實現，他的“憂鬱”情結是不會終結的。 關鍵詞：艾青詩歌、憂鬱、人民、苦難 “憂鬱”既是艾青詩歌的靈魂，也是我們解讀艾青詩歌的關鍵詞。憂鬱情結，滲透在艾青的詩歌中，構成他詩歌創作最顯著的個性因素。從他的詩歌中我們可以看到：“詩人的憂鬱是人民的憂鬱，他的悲哀就是人民的悲哀，詩人靈魂深處湧出的歌唱就是人民心裡的聲音。” 艾青自從寫窮困一生的乳母“大堰河”開始，儘管他不同時期的詩作，均有不同的時代色彩，但“憂鬱”始終是他詩歌的基本內涵和主要色調，對此詩人也多次作過明確的表白。他在抗戰初期的《詩論·服役》中說：“ 在這苦難被我們所熟悉，幸福被我們所陌生的時代，好象只有把靈魂能喊叫出來是最幸福的事。”“叫一個生活在這年代的忠實的靈魂不憂鬱，這有如叫一個輾轉在泥色的夢裡的農夫不憂鬱，是一樣的屬於天真的一種奢望。”50年代中期他說：“我寫過無數詩，一邊寫，一邊悲傷。”詩人的感受和表現對人民的苦難時，流露出他固有的哀傷、憂鬱的情調。70年代後期復出後，艾青依然認為“過度的憤怒和過度的悲哀都產生詩歌”。作為一個始終為悲苦的民族擺脫種種枷鎖而寫作的歌者，艾青的“憂鬱”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來自客觀現實。艾青出生在新舊兩個時代交替的歷史時期，社會的動盪使各種矛盾日漸尖銳激化。他在童年便看到了農村的凋敝衰敗，目睹了人間的混亂與不平，他最初面對著“不公道的世界”，拿起畫筆的時候，便去描繪陰暗的茅屋、荒蕪的曠野和擱淺的划子。那些艱苦勞作的農夫、農家婦女與孩子、那些小販車伕都成了他作畫最慣用的物件，並藉以寄託自己對不公道社會的憤怒之情。“一·二八”事變後，困難的祖國正在血泊中呻吟，艾青說：“我看到閘北一帶的殘垣斷壁時，我幾乎要哭了。”故鄉則更是滿面瘡痍。不久入獄，便以一腔憤激，向黑暗的舊世界吹奏起了“毀滅的咒歌。”抗戰爆發後，他看到了光明與黑暗的較量，正義與邪惡的交戰。詩人忠實於自己的體驗，並向他所處的時代奉獻出了最真摯的愛。以詩集《大堰河》為起點，創作了一系列的佳作，《復活的土地》、《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曠野》、《公路》、《村莊》、《獻給鄉村的詩》……這是一幅幅困難中國的圖畫，一曲曲深情的詠歎調，一首首渴求新生活的歌，一篇篇頌揚鬥爭的詩，深沉的帶些哀愁的愛，時時流露著憂鬱的調子。詩人的“憂鬱”是現實的投影，他感受到民族的苦難，並以一顆誠摯的詩心沉浸在億萬人的悲歡、愛憎和願望之中，才寫出瞭如此憂鬱的詩篇。 其次，是來自主觀心情。與時代特徵、社會現實緊密聯絡的是詩人敏感的心情以及他個人的性格和氣質。艾青的早年的不幸身世和經歷，是他從小就感染了農民的憂鬱，並從乳母身上體會到了“人世生活的凌辱”和“奴隸的悽苦”。異國的孤獨漂泊和流浪，加之資本主義世界的繁華和罪惡，使他產生了一種孤單、寂寞、無所歸依的感覺。這種流浪漢的氣質為詩人以後創作中的憂鬱情調埋下了最初的種子。而後的監獄生活幾乎把艾青吞沒，他由嚴酷的現實所激發出的憂鬱與感傷較為濃重，這是十分自然的。新中國成立後。他曾表示為新生活而歌唱，但政治上的高壓加上家庭生活的捆擾，使他痛苦不堪。在他復出後所寫的《魚化石》、《海水和淚》、《盆景》等詩都顯示更為沉鬱悲壯的抒情風格。坎坷的一生，不尋常的境遇使詩人的感情不斷起伏變化，也使他的愛憎更加鮮明。艾青推崇“苦難的美”，認為“悲劇使人生充滿了嚴肅。悲劇使人的情感聖潔化”。艾青的“憂鬱”正表現了這種“嚴肅”與“聖潔”。 第三，是象徵派手法和氣氛的影響。身為現實主義的詩人，艾青的詩歌創作也接受了象徵派詩歌的薰陶。法國象徵主義詩歌的先驅波特萊爾，俄羅斯田園詩人葉賽寧，在詩歌藝術上都給艾青很深的影響。 儘管象徵主義對艾青詩歌中的“憂鬱”情結有所觸發，但並不是直接的，而最直接更深沉的因素則是客觀現實和主觀心情，尤其是他所直面的苦難的中國的嚴峻現實。他的《我愛這土地》、《北方》等詩篇正體現了這種情結。如他在《我愛這土地》中寫到： 假如我是一隻鳥， 我也應該用嘶啞的喉嚨歌唱： 這被暴風雨所打擊著的土地， 這永遠洶湧著我們悲憤的河流， 這無止息地吹颳著的激怒的風， 和那來自林間的無比溫柔的黎明…… ——然後我死了， 連羽毛也腐爛在土地裡面。 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 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再如他在《北方》裡寫到： 荒漠的原野 凍結在十二月的寒風裡， 村莊呀，山坡呀，河岸呀， 頹垣與荒冢呀， 都披上了土色的憂鬱…… 艾青的“憂鬱”，並非一己的悲苦與感傷，對於一個忠實於現實同時有對祖國、對人民懷著一腔摯愛的詩人來說，他的“憂鬱”乃是民族的哀感、時代的憤懣。艾青說：“個人的痛苦與歡樂，必須融合在時代的痛苦與歡樂裡；時代的痛苦與歡樂也必須糅合在個人的痛苦與歡樂中。”正是基於這一認識，艾青詩歌的感情才同時代、同人民息息相通，並從而閃射出現實主義的色彩。詩人這種對現實“苦難”的描述，對“憂鬱”的抒發實際上已經轉化為一種“力”的表現，一種獻身於服役廣大民眾，服役覺醒人類鬥爭意志的強化。如他在《光的讚歌》中寫道： 在這個茫茫的世界上 我曾經為被凌辱的人民歌唱 我曾經為受欺壓的人們歌唱 我歌唱抗爭，我歌唱革命 在黑夜把希望寄託給黎明 在勝利的歡欣中歌唱太陽 十分顯然，艾青的“憂鬱”，不在於一己命運、個人榮辱，他的一顆痛苦而憂勞的心靈為祖國、人民而搏動，在他深廣的憂患意識中滲透著熾烈的戰鬥情懷。 總之，由以上的諸多論述，我們可以看到，艾青的“憂鬱”，是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憂國憂民情懷的繼承和昇華，是同一批優秀的中國現代詩人的愛國情感相合拍的寶貴的抒情品質。只要世界上還有壓迫和罪惡，只要詩人美好的追求還沒有最終實現，他的“憂鬱”也就不會終結。
艾青詩歌中的憂鬱情結 摘要：“憂鬱”既是艾青詩歌創作的靈魂，也是我們解讀其詩歌的關鍵詞。詩人在感受和表現人民苦難時，流露出他固有哀傷、憂鬱的情調。作為一個始終為民族擺脫種種枷鎖而寫作的歌者，艾青的“憂鬱”情結主要有三個方面的來源：客觀現實、主觀心情和象徵手法。這種“憂鬱”並非一己的悲苦與感傷，對一個忠於現實，對祖國和人民懷著滿腔的摯愛的詩人來說，他的“憂鬱”乃是民族的哀感，時代的憤懣。只要世界上還有壓迫和罪惡，只要詩人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尚未實現，他的“憂鬱”情結是不會終結的。 關鍵詞：艾青詩歌、憂鬱、人民、苦難 “憂鬱”既是艾青詩歌的靈魂，也是我們解讀艾青詩歌的關鍵詞。憂鬱情結，滲透在艾青的詩歌中，構成他詩歌創作最顯著的個性因素。從他的詩歌中我們可以看到：“詩人的憂鬱是人民的憂鬱，他的悲哀就是人民的悲哀，詩人靈魂深處湧出的歌唱就是人民心裡的聲音。” 艾青自從寫窮困一生的乳母“大堰河”開始，儘管他不同時期的詩作，均有不同的時代色彩，但“憂鬱”始終是他詩歌的基本內涵和主要色調，對此詩人也多次作過明確的表白。他在抗戰初期的《詩論·服役》中說：“ 在這苦難被我們所熟悉，幸福被我們所陌生的時代，好象只有把靈魂能喊叫出來是最幸福的事。”“叫一個生活在這年代的忠實的靈魂不憂鬱，這有如叫一個輾轉在泥色的夢裡的農夫不憂鬱，是一樣的屬於天真的一種奢望。”50年代中期他說：“我寫過無數詩，一邊寫，一邊悲傷。”詩人的感受和表現對人民的苦難時，流露出他固有的哀傷、憂鬱的情調。70年代後期復出後，艾青依然認為“過度的憤怒和過度的悲哀都產生詩歌”。作為一個始終為悲苦的民族擺脫種種枷鎖而寫作的歌者，艾青的“憂鬱”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來自客觀現實。艾青出生在新舊兩個時代交替的歷史時期，社會的動盪使各種矛盾日漸尖銳激化。他在童年便看到了農村的凋敝衰敗，目睹了人間的混亂與不平，他最初面對著“不公道的世界”，拿起畫筆的時候，便去描繪陰暗的茅屋、荒蕪的曠野和擱淺的划子。那些艱苦勞作的農夫、農家婦女與孩子、那些小販車伕都成了他作畫最慣用的物件，並藉以寄託自己對不公道社會的憤怒之情。“一·二八”事變後，困難的祖國正在血泊中呻吟，艾青說：“我看到閘北一帶的殘垣斷壁時，我幾乎要哭了。”故鄉則更是滿面瘡痍。不久入獄，便以一腔憤激，向黑暗的舊世界吹奏起了“毀滅的咒歌。”抗戰爆發後，他看到了光明與黑暗的較量，正義與邪惡的交戰。詩人忠實於自己的體驗，並向他所處的時代奉獻出了最真摯的愛。以詩集《大堰河》為起點，創作了一系列的佳作，《復活的土地》、《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曠野》、《公路》、《村莊》、《獻給鄉村的詩》……這是一幅幅困難中國的圖畫，一曲曲深情的詠歎調，一首首渴求新生活的歌，一篇篇頌揚鬥爭的詩，深沉的帶些哀愁的愛，時時流露著憂鬱的調子。詩人的“憂鬱”是現實的投影，他感受到民族的苦難，並以一顆誠摯的詩心沉浸在億萬人的悲歡、愛憎和願望之中，才寫出瞭如此憂鬱的詩篇。 其次，是來自主觀心情。與時代特徵、社會現實緊密聯絡的是詩人敏感的心情以及他個人的性格和氣質。艾青的早年的不幸身世和經歷，是他從小就感染了農民的憂鬱，並從乳母身上體會到了“人世生活的凌辱”和“奴隸的悽苦”。異國的孤獨漂泊和流浪，加之資本主義世界的繁華和罪惡，使他產生了一種孤單、寂寞、無所歸依的感覺。這種流浪漢的氣質為詩人以後創作中的憂鬱情調埋下了最初的種子。而後的監獄生活幾乎把艾青吞沒，他由嚴酷的現實所激發出的憂鬱與感傷較為濃重，這是十分自然的。新中國成立後。他曾表示為新生活而歌唱，但政治上的高壓加上家庭生活的捆擾，使他痛苦不堪。在他復出後所寫的《魚化石》、《海水和淚》、《盆景》等詩都顯示更為沉鬱悲壯的抒情風格。坎坷的一生，不尋常的境遇使詩人的感情不斷起伏變化，也使他的愛憎更加鮮明。艾青推崇“苦難的美”，認為“悲劇使人生充滿了嚴肅。悲劇使人的情感聖潔化”。艾青的“憂鬱”正表現了這種“嚴肅”與“聖潔”。 第三，是象徵派手法和氣氛的影響。身為現實主義的詩人，艾青的詩歌創作也接受了象徵派詩歌的薰陶。法國象徵主義詩歌的先驅波特萊爾，俄羅斯田園詩人葉賽寧，在詩歌藝術上都給艾青很深的影響。 儘管象徵主義對艾青詩歌中的“憂鬱”情結有所觸發，但並不是直接的，而最直接更深沉的因素則是客觀現實和主觀心情，尤其是他所直面的苦難的中國的嚴峻現實。他的《我愛這土地》、《北方》等詩篇正體現了這種情結。如他在《我愛這土地》中寫到： 假如我是一隻鳥， 我也應該用嘶啞的喉嚨歌唱： 這被暴風雨所打擊著的土地， 這永遠洶湧著我們悲憤的河流， 這無止息地吹颳著的激怒的風， 和那來自林間的無比溫柔的黎明…… ——然後我死了， 連羽毛也腐爛在土地裡面。 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 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再如他在《北方》裡寫到： 荒漠的原野 凍結在十二月的寒風裡， 村莊呀，山坡呀，河岸呀， 頹垣與荒冢呀， 都披上了土色的憂鬱…… 艾青的“憂鬱”，並非一己的悲苦與感傷，對於一個忠實於現實同時有對祖國、對人民懷著一腔摯愛的詩人來說，他的“憂鬱”乃是民族的哀感、時代的憤懣。艾青說：“個人的痛苦與歡樂，必須融合在時代的痛苦與歡樂裡；時代的痛苦與歡樂也必須糅合在個人的痛苦與歡樂中。”正是基於這一認識，艾青詩歌的感情才同時代、同人民息息相通，並從而閃射出現實主義的色彩。詩人這種對現實“苦難”的描述，對“憂鬱”的抒發實際上已經轉化為一種“力”的表現，一種獻身於服役廣大民眾，服役覺醒人類鬥爭意志的強化。如他在《光的讚歌》中寫道： 在這個茫茫的世界上 我曾經為被凌辱的人民歌唱 我曾經為受欺壓的人們歌唱 我歌唱抗爭，我歌唱革命 在黑夜把希望寄託給黎明 在勝利的歡欣中歌唱太陽 十分顯然，艾青的“憂鬱”，不在於一己命運、個人榮辱，他的一顆痛苦而憂勞的心靈為祖國、人民而搏動，在他深廣的憂患意識中滲透著熾烈的戰鬥情懷。 總之，由以上的諸多論述，我們可以看到，艾青的“憂鬱”，是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憂國憂民情懷的繼承和昇華，是同一批優秀的中國現代詩人的愛國情感相合拍的寶貴的抒情品質。只要世界上還有壓迫和罪惡，只要詩人美好的追求還沒有最終實現，他的“憂鬱”也就不會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