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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由北宋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開始創立,其間經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的傳承,到南宋朱熹完成。

      他們把“理”或“天理”視作哲學的最高範疇,認為理無所不在,不生不滅,不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會生活的最高準則。在窮理方法上,程顥“主靜”,強調“正心誠意”;程頤“主敬”,強調“格物致知”。在人性論上,二程主張“存天理,滅人慾”,並深入闡釋這一觀點使之更加系統化。二程學說的出現,標誌著宋代理學思想體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時,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個完整而精緻的客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

      朱熹用《大學》“致知在格物”的命題,探討認識領域中的理論問題。在認識來源問題上,朱熹既講人生而有知的先驗論,也不否認見聞之知。他強調窮理離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窮其理。朱熹探討了知行關係。他認為知先行後,行重知輕。從知識來源上說,知在先;從社會效果上看,行為重。而且知行互發,“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論

      在人性論上,朱熹發揮了張載和程頤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觀點,認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專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無缺的;“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有善有不善,兩者統一在人身上,缺一則“做人不得”。與“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有聯絡的,還有“道心、人心”的理論。朱熹認為,“道心”出於天理或性命之正,本來便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發而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則為善。“人心”出於形氣之私,是指飢食渴飲之類。如是,雖聖人亦不能無人心。不過聖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他認為“道心”與“人心”的關係既矛盾又聯結,“道心”需要透過“人心”來安頓,“道心”與“人心”還有主從關係,“人心”須聽命於“道心”。朱熹從心性說出發,探討了天理人慾問題 。他以為人心有私慾,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慾而存天理”的主張。朱熹承認人們正當的物質生活慾望,反對佛教籠統地倡導無慾,他反對超過延續生存條件的物質慾望。

      他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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