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哲學是救國救民的精神武器，它圍繞著古今中西之爭，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 鴉片戰爭時期，中國近代哲學的先驅、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思想家龔自珍（公元1791～1841年）和魏源（公元1794～1857年）目睹清王朝政治腐敗、經濟凋弊、軍備廢弛、鴉片輸人，致使中國“兵弱銀荒”的現實，深感社會和民族的危機，主張學習西方長技，變法強。 龔自珍支援林則徐禁菸和反侵略的正義行為，呼籲變法，指斥時弊，要求革新。他推崇《周易》中的“貧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易思想，認為一切客觀事物、典章制度、風欲習慣，都是不斷變化的，指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龔自珍全集》第319頁，以下只注頁碼）主張今勝於古，論述“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要求“變古”以“便民”，提倡變法維新。他說：“天道十年而小變，百年而大變”（《擬上今方言表》）。又說：“人事亦然（《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上》）。變化的趨勢是：“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壬癸之際胎觀第五》）。據此，他要求朝廷進行自上而下的“更法”。他強烈要求個性解放，大膽批判儒家傳統的天命論，指出：“儒家之言，以天為宗，以命為極，以事父事君為踐履。君有父之言，有天之威；有可知，有弗可知，而範圍乎我之生。”（《尊命》）這就是說，在儒家的權威中，君之言為命，是可知的，天之命是不可知的。因為天有不測風雲，寒、暑、風、雨、露、雷變化無常，都與人事無關，大不可能把命令傳給人間，所以儒家把君命說成天命是毫無根據的。他還提出“平均”論的經濟改革主張，認為社會危機的根源在於“貧富不相濟”，貧富若“大不相濟，即至喪天下。”（《平均篇》） 魏源也提出“變古”的主張。他不僅力主抵抗外敵，還主張以夷為師，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海國志敘》），就是要向西方學習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反對閉關自守，認為中國應該建立民族工業，以求富國強兵。他羨慕（xiànmù）西方“不設君位”“不立王侯”的政治制度。在哲學上，他看到矛盾的普遍性、主次性和轉化性，指出“天下萬物無獨必有對”，“有對之中必一主一輔，則對而不失為獨”（《默觚上·學篇11》）。正是在看到矛盾雙方轉化從而促進事物發展的基礎上，提出了“變古愈盡，便民愈甚”（《默觚下·治篇5》）的革新主張。在認識論上指出“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烏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上·學篇2》）的“行而後知”說，否定“生而知之”的天才，認為任何天才都是發憤勤學的結果，並指出眾人的智慧高於個人。他說：“獨得之見，必不如眾議之參同也。”（《默觚下·治篇l》） 太平天國時期的洪秀全（公元1814~1864年）是近代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農民革命領袖和思想家，他繼承了“均貧富，等貴賤”的農民革命理想，又吸收了西方基督教教義中關於人人“平等”的說教，幻想建立一個“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太平天國”。這在近代中國雖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但卻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的思想。他說：“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原道醒世訓》）這是運用傳統哲學的“物極必反”的矛盾轉化觀點，勸導大家為實現光明中國而努力。而且重視人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天地之中人為貴，萬物之中人最靈。”（《洪秀全選集》第15頁）主張事在人為，“古來事業皆由人做”，反對“不自貴而貴於物，不自靈而靈於物”。只要努力奮鬥，就能建立一個理想社會。而且以西方基督教的平等思想為武器來反對天命論。他試用“精氣”來說明上帝的萬能，指出氣是世界萬物的本原，世界萬物“皆稟皇上帝一元之氣，以生以出”（《原道黨世訓》）。他在近代哲學發展史上佔有特定的歷史地位。他的平等、平均的民主思想，高於傳統的樸素唯物論；他的宗教形式，低於傳統的唯物論。這種哲學思想的矛盾體現了農民的本質。 戊戌變法時期資產階級改革派以“西學”、“新學”為武器，批判“中學”、“舊學”，論證變法維新的合理性。他們以“世變事亦變”的進化歷史觀，反對守舊、復古的不變論；以樸素的唯物傾向的自然觀，批判程朱理學；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論和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否定了“存天理、去人慾”的封建教條。但他們看不到人民的偉大力量，而把希望寄託在皇帝身上，誇大了“仁愛”、“心力”的作用，陷入了唯心史觀。他們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嚴復和梁啟超等（後有專節介紹）。 辛亥革命時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高漲時期，革命民主派的哲學思想在很多方面超越了改良派，他們在和改良派（這時已墮落
近代哲學是救國救民的精神武器，它圍繞著古今中西之爭，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 鴉片戰爭時期，中國近代哲學的先驅、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思想家龔自珍（公元1791～1841年）和魏源（公元1794～1857年）目睹清王朝政治腐敗、經濟凋弊、軍備廢弛、鴉片輸人，致使中國“兵弱銀荒”的現實，深感社會和民族的危機，主張學習西方長技，變法強。 龔自珍支援林則徐禁菸和反侵略的正義行為，呼籲變法，指斥時弊，要求革新。他推崇《周易》中的“貧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易思想，認為一切客觀事物、典章制度、風欲習慣，都是不斷變化的，指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龔自珍全集》第319頁，以下只注頁碼）主張今勝於古，論述“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要求“變古”以“便民”，提倡變法維新。他說：“天道十年而小變，百年而大變”（《擬上今方言表》）。又說：“人事亦然（《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上》）。變化的趨勢是：“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壬癸之際胎觀第五》）。據此，他要求朝廷進行自上而下的“更法”。他強烈要求個性解放，大膽批判儒家傳統的天命論，指出：“儒家之言，以天為宗，以命為極，以事父事君為踐履。君有父之言，有天之威；有可知，有弗可知，而範圍乎我之生。”（《尊命》）這就是說，在儒家的權威中，君之言為命，是可知的，天之命是不可知的。因為天有不測風雲，寒、暑、風、雨、露、雷變化無常，都與人事無關，大不可能把命令傳給人間，所以儒家把君命說成天命是毫無根據的。他還提出“平均”論的經濟改革主張，認為社會危機的根源在於“貧富不相濟”，貧富若“大不相濟，即至喪天下。”（《平均篇》） 魏源也提出“變古”的主張。他不僅力主抵抗外敵，還主張以夷為師，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海國志敘》），就是要向西方學習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反對閉關自守，認為中國應該建立民族工業，以求富國強兵。他羨慕（xiànmù）西方“不設君位”“不立王侯”的政治制度。在哲學上，他看到矛盾的普遍性、主次性和轉化性，指出“天下萬物無獨必有對”，“有對之中必一主一輔，則對而不失為獨”（《默觚上·學篇11》）。正是在看到矛盾雙方轉化從而促進事物發展的基礎上，提出了“變古愈盡，便民愈甚”（《默觚下·治篇5》）的革新主張。在認識論上指出“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烏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上·學篇2》）的“行而後知”說，否定“生而知之”的天才，認為任何天才都是發憤勤學的結果，並指出眾人的智慧高於個人。他說：“獨得之見，必不如眾議之參同也。”（《默觚下·治篇l》） 太平天國時期的洪秀全（公元1814~1864年）是近代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農民革命領袖和思想家，他繼承了“均貧富，等貴賤”的農民革命理想，又吸收了西方基督教教義中關於人人“平等”的說教，幻想建立一個“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太平天國”。這在近代中國雖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但卻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的思想。他說：“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原道醒世訓》）這是運用傳統哲學的“物極必反”的矛盾轉化觀點，勸導大家為實現光明中國而努力。而且重視人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天地之中人為貴，萬物之中人最靈。”（《洪秀全選集》第15頁）主張事在人為，“古來事業皆由人做”，反對“不自貴而貴於物，不自靈而靈於物”。只要努力奮鬥，就能建立一個理想社會。而且以西方基督教的平等思想為武器來反對天命論。他試用“精氣”來說明上帝的萬能，指出氣是世界萬物的本原，世界萬物“皆稟皇上帝一元之氣，以生以出”（《原道黨世訓》）。他在近代哲學發展史上佔有特定的歷史地位。他的平等、平均的民主思想，高於傳統的樸素唯物論；他的宗教形式，低於傳統的唯物論。這種哲學思想的矛盾體現了農民的本質。 戊戌變法時期資產階級改革派以“西學”、“新學”為武器，批判“中學”、“舊學”，論證變法維新的合理性。他們以“世變事亦變”的進化歷史觀，反對守舊、復古的不變論；以樸素的唯物傾向的自然觀，批判程朱理學；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論和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否定了“存天理、去人慾”的封建教條。但他們看不到人民的偉大力量，而把希望寄託在皇帝身上，誇大了“仁愛”、“心力”的作用，陷入了唯心史觀。他們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嚴復和梁啟超等（後有專節介紹）。 辛亥革命時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高漲時期，革命民主派的哲學思想在很多方面超越了改良派，他們在和改良派（這時已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