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晚餐》是義大利藝術家列奧納多·達·芬奇所創作，以《聖經》中耶穌跟12個門徒共進最後一次晚餐為題材。畫面中人物的驚恐、憤怒、懷疑、剖白等神態，以及手勢、眼神和行為，都刻畫得精細入微，惟妙惟肖，是所有以此題材創作的作品中最著名的一幅。收藏於義大利米蘭聖瑪利亞感恩教堂。 15世紀90年代，小說家馬泰奧·班代洛還只是個孩子，那時他在米蘭的聖瑪利亞感恩教堂道明會修道院做見習修道士，他的叔叔維琴佐當時是那裡的院長。班代洛常會看著列奧納多·達·芬奇在修道院的北牆上工作來打發時間，列奧納多當時正在繪製斯福爾扎時期一幅偉大的傑作——《最後的晚餐》。 班代洛描述：達·芬奇一大早就爬上腳手架馬不停蹄地就開始工作。有時他會在那裡從早幹到晚，手裡一直都拿著畫筆。他畫個不停，常會忘記吃飯或喝水。有時候，他會連續幾天不碰畫筆，一天中有好幾個小時佇立在他的作品面前，雙臂交叉放在胸前，獨自一人用挑剔的眼光審視著畫中的人物。也看到過他在中午太陽最烈的時候，好像突然有急事要做一樣，放下手頭正在製作的黏土模具，離開韋奇奧宮直奔聖瑪利亞感恩教堂。他也不找個陰涼處休息片刻，就趕忙爬上腳手架，拿起畫筆在牆上塗上一兩筆，然後隨即轉身離開。 繪製《最後的晚餐》首先要在修道院餐廳的牆上均勻地塗上一層灰泥，牆壁中間的灰泥要比旁邊的灰泥粗糙一些，因為這樣灰泥才能與覆於其上的漆層黏合得更加牢固。人們發現《最後的晚餐》草圖的痕跡，草圖是直接畫在灰泥之上的，“極為簡潔的紅線條，用流暢的畫筆描繪上去，按照他的佈局勾畫出眾人的輪廓或外形。”繪上草圖之後再打上熟石膏粉或底子。當時用的石膏粉是“一種小顆粒狀的混合物，100－200微米厚，是用類蛋白質將鈣碳酸鹽和鎂黏合而成”，頂層再塗上一層薄薄的鉛白色的底漆。列奧納多故意在表面留下一些切口，主要是為了勾畫出建築背景的形狀和全景；為了追求作品的精確性，圖畫區域的中心還打上一個小孔，作為整幅壁畫的沒影點，這個點就在耶穌的右太陽穴上。 油畫大概是從已畫好的場景上三個刻有紋章的半圓壁開始畫起，現在大部分已經遭到損壞，但仍然能看到銘文的片斷和盾形紋章，以及一個用水果和青草編制的漂亮花環。壁畫的主要場景大概是從左側開始畫起。用馬泰奧·班代洛的話說，在這個時期，列奧納多不停地工作，有時還交叉雙臂長時間地專注看著牆壁。 列奧納多的《最後的晚餐》的最初創作構思起步於卡斯塔尼奧的作品。在列奧納多的草圖中，一字形排開的構圖，猶大獨自坐在長桌的另一邊，耶穌正把麵餅遞於猶大的面前，眾人的注意力都轉向了猶大。為了形成眾人對猶大的壓倒一切的氣勢，列奧納多在草圖中升高了視平線。列奧納多在草圖中也學習了卡斯塔尼奧的做法，讓門徒約翰伏在桌上。而以前傳統的畫法是根據聖經原典的描述，讓約翰投於耶穌的懷中。草圖上的每一個人，幾乎都照搬了來自生活的素材，人物都具有劇烈的情態，動作幅度較大，卻少有相互的聯絡。列奧納多繼承了卡氏對宗教題材的情節化的處理方式——在畫中講一個生動、真實的故事。這種宗教題材的世俗化傾向在15世紀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當時，許多畫家喜歡把聖經故事展現於此時此地的現實環境中，並常常在其中畫上自己和朋友的形象，以此為榮。 列奧納多采用了平行透視法，運用了最為傳統的一字形排開的構圖慣例，讓中心焦點集中於耶穌的明亮的額頭。耶穌伸開雙手，低垂雙眼。他已經把話說完，沉默著。但是，他的手勢卻有著不可抗拒的精神的號召力，召示和啟迪人們去內省，去沉思。作品運用了高超的明暗技法，“達·芬奇被認為是明暗對比法之父，尤其是他的《最後的晚餐》，在較後的藝術中第一次大規模地把明暗用作構圖因素。”所有人物都被統攝於神秘而寧靜的光影之中。不同於卡斯塔尼奧等三位畫家，列奧納多用陰影消除了背景中應該會有的所有的細節。沃爾夫林說，為了精神統一的需要，在列奧納多的作品中，“僅僅能夠給觀者快感或分散注意力的因素都從場景中取消了。只有能夠滿足這個主題迫切需要的東西⋯⋯才被提供給想象力。沒有一樣東西是為了它自己而存在的：畫裡的一切都是為了整體。 十二門徒的情感充溢，動作強烈，展現出了列奧納多觀察和塑造各類人物的才能。同時，以基督為中心，他們被相當有序地組合成左右平衡的四組。巧妙的組合使他們獲得了秩序的寧靜。猶大本人的“隱退”，使得由他而起的眾門徒的激情轉化成了“無聲的喧譁”，成了耶穌這一“最強音”的“和聲”。正是由於這一對比，耶穌的沉默顯示出了巨大的力量。貢布里希曾用“啞劇”一詞來描述這一作品的場景氣氛，可謂意味深長。 沃爾夫林認為列奧納多在《最後的晚餐》這一作品中體現出來的種種“同一性”，預示了巴洛克風格的到來。他把聖經文字中存在的“聖餐設立”和“宣告背叛”這兩部分相矛盾的內容和諧地統一在了一起，這種創造能力同樣是史無前例的。也許，正是因為列奧納多在15年前嘗試這種獨創性的“啞劇”手法不甚成功，致使他的《三賢士來朝》永遠停留在了草圖階段。而《最後的晚餐》這一傑作終於成功地使藝術新成就與歷代優秀的藝術傳統以及題材固有的文化內含如此完美和諧地統一在了一起。 當然，列奧納多的創作不可能再回到普里西拉墓室的“分麵包”的多義性之中去，他也不可能採用中世紀時期冷冰冰的圖案符號式的人物造型和手法。經過幾代人文主義者和藝術大師們的努力，悠久而豐富的古代文化，與現實生活的人性與情感在藝術的創作中是不應該再被分離的了。列奧納多的《最後的晚餐》在文化傳統的繼承和創新發展的結合上是做得最好的典範之一。
《最後的晚餐》是義大利藝術家列奧納多·達·芬奇所創作，以《聖經》中耶穌跟12個門徒共進最後一次晚餐為題材。畫面中人物的驚恐、憤怒、懷疑、剖白等神態，以及手勢、眼神和行為，都刻畫得精細入微，惟妙惟肖，是所有以此題材創作的作品中最著名的一幅。收藏於義大利米蘭聖瑪利亞感恩教堂。 15世紀90年代，小說家馬泰奧·班代洛還只是個孩子，那時他在米蘭的聖瑪利亞感恩教堂道明會修道院做見習修道士，他的叔叔維琴佐當時是那裡的院長。班代洛常會看著列奧納多·達·芬奇在修道院的北牆上工作來打發時間，列奧納多當時正在繪製斯福爾扎時期一幅偉大的傑作——《最後的晚餐》。 班代洛描述：達·芬奇一大早就爬上腳手架馬不停蹄地就開始工作。有時他會在那裡從早幹到晚，手裡一直都拿著畫筆。他畫個不停，常會忘記吃飯或喝水。有時候，他會連續幾天不碰畫筆，一天中有好幾個小時佇立在他的作品面前，雙臂交叉放在胸前，獨自一人用挑剔的眼光審視著畫中的人物。也看到過他在中午太陽最烈的時候，好像突然有急事要做一樣，放下手頭正在製作的黏土模具，離開韋奇奧宮直奔聖瑪利亞感恩教堂。他也不找個陰涼處休息片刻，就趕忙爬上腳手架，拿起畫筆在牆上塗上一兩筆，然後隨即轉身離開。 繪製《最後的晚餐》首先要在修道院餐廳的牆上均勻地塗上一層灰泥，牆壁中間的灰泥要比旁邊的灰泥粗糙一些，因為這樣灰泥才能與覆於其上的漆層黏合得更加牢固。人們發現《最後的晚餐》草圖的痕跡，草圖是直接畫在灰泥之上的，“極為簡潔的紅線條，用流暢的畫筆描繪上去，按照他的佈局勾畫出眾人的輪廓或外形。”繪上草圖之後再打上熟石膏粉或底子。當時用的石膏粉是“一種小顆粒狀的混合物，100－200微米厚，是用類蛋白質將鈣碳酸鹽和鎂黏合而成”，頂層再塗上一層薄薄的鉛白色的底漆。列奧納多故意在表面留下一些切口，主要是為了勾畫出建築背景的形狀和全景；為了追求作品的精確性，圖畫區域的中心還打上一個小孔，作為整幅壁畫的沒影點，這個點就在耶穌的右太陽穴上。 油畫大概是從已畫好的場景上三個刻有紋章的半圓壁開始畫起，現在大部分已經遭到損壞，但仍然能看到銘文的片斷和盾形紋章，以及一個用水果和青草編制的漂亮花環。壁畫的主要場景大概是從左側開始畫起。用馬泰奧·班代洛的話說，在這個時期，列奧納多不停地工作，有時還交叉雙臂長時間地專注看著牆壁。 列奧納多的《最後的晚餐》的最初創作構思起步於卡斯塔尼奧的作品。在列奧納多的草圖中，一字形排開的構圖，猶大獨自坐在長桌的另一邊，耶穌正把麵餅遞於猶大的面前，眾人的注意力都轉向了猶大。為了形成眾人對猶大的壓倒一切的氣勢，列奧納多在草圖中升高了視平線。列奧納多在草圖中也學習了卡斯塔尼奧的做法，讓門徒約翰伏在桌上。而以前傳統的畫法是根據聖經原典的描述，讓約翰投於耶穌的懷中。草圖上的每一個人，幾乎都照搬了來自生活的素材，人物都具有劇烈的情態，動作幅度較大，卻少有相互的聯絡。列奧納多繼承了卡氏對宗教題材的情節化的處理方式——在畫中講一個生動、真實的故事。這種宗教題材的世俗化傾向在15世紀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當時，許多畫家喜歡把聖經故事展現於此時此地的現實環境中，並常常在其中畫上自己和朋友的形象，以此為榮。 列奧納多采用了平行透視法，運用了最為傳統的一字形排開的構圖慣例，讓中心焦點集中於耶穌的明亮的額頭。耶穌伸開雙手，低垂雙眼。他已經把話說完，沉默著。但是，他的手勢卻有著不可抗拒的精神的號召力，召示和啟迪人們去內省，去沉思。作品運用了高超的明暗技法，“達·芬奇被認為是明暗對比法之父，尤其是他的《最後的晚餐》，在較後的藝術中第一次大規模地把明暗用作構圖因素。”所有人物都被統攝於神秘而寧靜的光影之中。不同於卡斯塔尼奧等三位畫家，列奧納多用陰影消除了背景中應該會有的所有的細節。沃爾夫林說，為了精神統一的需要，在列奧納多的作品中，“僅僅能夠給觀者快感或分散注意力的因素都從場景中取消了。只有能夠滿足這個主題迫切需要的東西⋯⋯才被提供給想象力。沒有一樣東西是為了它自己而存在的：畫裡的一切都是為了整體。 十二門徒的情感充溢，動作強烈，展現出了列奧納多觀察和塑造各類人物的才能。同時，以基督為中心，他們被相當有序地組合成左右平衡的四組。巧妙的組合使他們獲得了秩序的寧靜。猶大本人的“隱退”，使得由他而起的眾門徒的激情轉化成了“無聲的喧譁”，成了耶穌這一“最強音”的“和聲”。正是由於這一對比，耶穌的沉默顯示出了巨大的力量。貢布里希曾用“啞劇”一詞來描述這一作品的場景氣氛，可謂意味深長。 沃爾夫林認為列奧納多在《最後的晚餐》這一作品中體現出來的種種“同一性”，預示了巴洛克風格的到來。他把聖經文字中存在的“聖餐設立”和“宣告背叛”這兩部分相矛盾的內容和諧地統一在了一起，這種創造能力同樣是史無前例的。也許，正是因為列奧納多在15年前嘗試這種獨創性的“啞劇”手法不甚成功，致使他的《三賢士來朝》永遠停留在了草圖階段。而《最後的晚餐》這一傑作終於成功地使藝術新成就與歷代優秀的藝術傳統以及題材固有的文化內含如此完美和諧地統一在了一起。 當然，列奧納多的創作不可能再回到普里西拉墓室的“分麵包”的多義性之中去，他也不可能採用中世紀時期冷冰冰的圖案符號式的人物造型和手法。經過幾代人文主義者和藝術大師們的努力，悠久而豐富的古代文化，與現實生活的人性與情感在藝術的創作中是不應該再被分離的了。列奧納多的《最後的晚餐》在文化傳統的繼承和創新發展的結合上是做得最好的典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