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義學和語用學是一種互補貫穿的關係。 語用學從語言使用者角度出發，藉助語境進行意義研究是對傳統語義學的發展和補充。這一研究的必要性可以從語言的兩種基本功能上看出來。一方面,語言具備對外部世界的資訊進行編碼表述認知或人類情感的功能(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在這個過程中,語言元素與外部世界建立起一定的關係。這一層次上的意義研究可以不依賴語境,其研究物件一般僅限於字面意義或獨立於語境之外的意義。另一方面，語言又具備交際功能(communicational function)。作為一種交際工具，語言使得人與人之間在一定的情景中順利交往並達到預期的目的。由於人類之間的交往總是與一定的文化或社會環境相關，在這一層次上的意義研究不僅要涉及語言的字面意義，還要將許多語言之外的錯綜複雜的因素納入研究範圍。傳統語義學的意義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語言作為交際工具首先是因為它可以表達對於該語言的使用者來說約定俗成的意義(規約意義)，以區別於間接言語行為或會話含義等語用意義(pragmatic meaning)。沒有這種基本的規約意義，在多數情況下是無法進行交際的。實際上，許多語用學家在強調語用意義的研究時，並不完全忽視規約意義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語言的規約意義對於交際者來說是交際意圖的載體(carrier)或始發點(point of departure)，對於理論研究者來說，它是其理論的基點(theoretical ground)或聯絡種種語用學理論派別的紐帶。因此，語義學研究對於語用學研究的補充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列文森(Levinson)評論道：意義的特性決定了一種混合的研究勢在必行。只有語義學與語用學通力協作，兩者才能建立起相對等質和系統的體系。我們可以借用加茲達(Gazdar)的著名等式來表達語用學與語義學的這種互補關係：Pragmatics=Meaning-Truth con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