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中央審時度勢，準確把握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尤其是後金融危機時期，各種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增多的情況下，適應國內外發展形勢的新變化，所作出的戰略部署；也是中央確保中國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和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所作出的重大決策。
從理論上來講，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體現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必然要求。經濟結構是指國民經濟各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比例關係。從宏觀上來看，它包括社會總需求結構、所有制結構、分配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等；從微觀來看，它包括企業組織結構、產品結構等。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其實質就是透過結構的變動，使同等數量的要素和資源投入，獲得更大的產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轉變過多依賴要素和資源投入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轉變過多關注經濟規模的擴張而忽視經濟增長質量的做法，轉變過多關注經濟增長速度而忽視社會協調發展的行為，更加註重經濟質量和效益的提高，更加註重資源的節約、環境的改善，更加註重區域差距、城鄉差距的縮小，更加註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本質上講，這些都是對經濟結構調整和最佳化。隨著國內外環境的新變化和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調整，如果不從根本上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從現實來看，目前國內出現的各種深層次矛盾都集中指向經濟結構的不合理，要解決這些深層次矛盾，就必須從根本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發展中的各種深層次矛盾也日益突出：經濟規模快速擴張但增長質量不高，產業競爭力、區域創新能力低；產業發展較快但處於低層次，形成了以能源、原材料為主的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層次低，高新技術產業規模小，現代服務業比重小，服務業發展長期徘徊不前；工業化快速推進但城鎮化滯後，城市既不能有效吸納和積聚高階產業，也不能有效吸納和轉移農民入城，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產業發展較快但資源環境約束進一步凸顯，單位GDP能耗高，節能減排任務繁重；各區域發展不平衡，給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帶來困難；經濟動力結構不平衡，過多依靠投資和出口驅動，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明顯偏低。深入分析這些矛盾和問題，不難發現，經濟結構不合理是癥結所在。
從歷史經驗來看，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程序也經歷了經濟發展轉型的重要階段。工業化是推動社會現代化的基本途徑，但工業化也是把雙刃劍。從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來看，工業化中期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一般都出現突出的矛盾：一是經濟增長與資源、生態環境的矛盾。美、歐、日、韓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共同特徵是，在工業化中期前半階段，其經濟的高速增長都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資源，以汙染環境、破壞生態為代價的；在工業化中期的後半階段，各國都注重透過調整經濟結構，實現經濟增長。二是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矛盾，主要體現在收入分配、教育、就業機會等方面。由於受國情、經濟體制、社會制度等因素的影響，世界各國在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的差別較大，但在工業化中期都有趨向平等、差距縮小趨勢。由此可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是中國借鑑發達國家經驗、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必由之路。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中央審時度勢，準確把握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尤其是後金融危機時期，各種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增多的情況下，適應國內外發展形勢的新變化，所作出的戰略部署；也是中央確保中國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和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所作出的重大決策。
從理論上來講，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體現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必然要求。經濟結構是指國民經濟各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比例關係。從宏觀上來看，它包括社會總需求結構、所有制結構、分配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等；從微觀來看，它包括企業組織結構、產品結構等。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其實質就是透過結構的變動，使同等數量的要素和資源投入，獲得更大的產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轉變過多依賴要素和資源投入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轉變過多關注經濟規模的擴張而忽視經濟增長質量的做法，轉變過多關注經濟增長速度而忽視社會協調發展的行為，更加註重經濟質量和效益的提高，更加註重資源的節約、環境的改善，更加註重區域差距、城鄉差距的縮小，更加註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本質上講，這些都是對經濟結構調整和最佳化。隨著國內外環境的新變化和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調整，如果不從根本上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從現實來看，目前國內出現的各種深層次矛盾都集中指向經濟結構的不合理，要解決這些深層次矛盾，就必須從根本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發展中的各種深層次矛盾也日益突出：經濟規模快速擴張但增長質量不高，產業競爭力、區域創新能力低；產業發展較快但處於低層次，形成了以能源、原材料為主的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層次低，高新技術產業規模小，現代服務業比重小，服務業發展長期徘徊不前；工業化快速推進但城鎮化滯後，城市既不能有效吸納和積聚高階產業，也不能有效吸納和轉移農民入城，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產業發展較快但資源環境約束進一步凸顯，單位GDP能耗高，節能減排任務繁重；各區域發展不平衡，給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帶來困難；經濟動力結構不平衡，過多依靠投資和出口驅動，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明顯偏低。深入分析這些矛盾和問題，不難發現，經濟結構不合理是癥結所在。
從歷史經驗來看，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程序也經歷了經濟發展轉型的重要階段。工業化是推動社會現代化的基本途徑，但工業化也是把雙刃劍。從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來看，工業化中期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一般都出現突出的矛盾：一是經濟增長與資源、生態環境的矛盾。美、歐、日、韓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共同特徵是，在工業化中期前半階段，其經濟的高速增長都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資源，以汙染環境、破壞生態為代價的；在工業化中期的後半階段，各國都注重透過調整經濟結構，實現經濟增長。二是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矛盾，主要體現在收入分配、教育、就業機會等方面。由於受國情、經濟體制、社會制度等因素的影響，世界各國在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的差別較大，但在工業化中期都有趨向平等、差距縮小趨勢。由此可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是中國借鑑發達國家經驗、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