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前的法國貴族政治權力已經很小的，有的只有部分經濟特權，沒有政治權力意味著他們不再像傳統的封建領主一樣履行義務，但是同時他們又佔有很多經濟資源，而法華人民最痛恨的就是這種不勞而獲的寄生蟲。

法國的中央集權化開始於15世紀，到了18世紀末，經由路易十四等歷代君主的努力，法國貴族在地方的勢力和政治權力已經基本被清除，路易十四之後的法國貴族不再具有徵稅和組織軍隊的權力，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喪失了領地，進而破產，保有領地和財富的貴族不足3%。大部分失去權力的貴族都被路易十四移到了首都進行看管。

在大革命前的法國，貴族的榮耀不再像他們的祖先一樣來自於地方，而是來自於國王的賞賜，一些得到國王賞識的貴族，比如拉法耶特伯爵，可以出將入相，但是無論他們多風光，他們的權力都是國王賦予的，如果國王想剝奪是輕而易舉。

此時的法國貴族與其說更像傳統的封建領主，不如說更像國王的廷臣，以至於路易十四時期的大臣說道：凡是遠離陛下的貴族都是粗野之人。越接近國王越尊貴，越受寵愛，實際上標誌著貴族已經喪失了獨立自主性。

雖然大部分貴族沒了政治權力，但是他們的經濟特權還是不小，他們的經濟特權主要來自於兩個，一是國王賞賜的領地和財寶。二是他們透過關係躲避的稅賦。

就賞賜方面，很多貴族的薪水往往十分巨大，一些最小的督軍收入也達3萬利弗爾，而一些大的督辦，比如卡拉芒伯爵，收入更是多達60萬利弗爾，比如佩裡戈爾伯爵和他的夫人首次蒞臨三級會議時，便分別獲得了國王1.2萬利弗爾的津貼。

關於避稅方面，往往是農民作為最窮的群體，交稅最多，而貴族那麼富裕卻交的很少，稅賦最為直接的表現形式就是直接稅和間接稅，直接稅包括什一稅、軍役稅、人頭稅、二十分之一稅、道路勞役捐，間接稅則包括鹽稅和商品稅。

農民的稅賦沒法逃避，而貴族可以用各種方式避稅，比如人頭稅，貴族則可以透過關係予以躲避，某位伯爵，收入為4萬利弗爾，按照稅表，須繳納1700-2500利弗爾，但實際納稅只有400利弗爾。而軍役稅，奧爾良督辦坦誠貴族所交只佔其收入的百分之一，軍役稅方面，最有錢的貴族所繳稅額，僅為應納稅額的八分之一，其上繳稅賦總量僅為平民的10%。

這些經濟特權使得貴族佔有了國家太多的經濟資源，雖然貴族中也有拉法耶特伯爵那樣的能臣良將，但是大部分的貴族還只有宮廷小丑一樣的存在，唯一的任務就是取悅國王。

法國大革命告訴我們的一點就是，民眾最恨的其實不是壓迫者，而是寄生蟲，過去的封建貴族雖然剝削農民，但是同樣負責保護農民，維持秩序和司法裁判，對農業生產也十分關心，因此那會的貴族固然冷酷，但絕對不是廢物，到時打仗大工程，還得貴族老爺上。

而到了大革命前，法國貴族不履行義務了，失去權力了，但是卻享有經濟特權，民眾的一大部分稅賦都用來養不勞而獲的他們，這就是間接剝削而不是直接剝削，民眾當然恨他們了。

擁有經濟特權而不履行政治義務是法華人民憎恨貴族最大的原因。

1789的法國大革命是反對以路易十六為代表的封建王權的革命，法國自1654年路易十四宣稱“朕即國家”以降，法國在西方史上進入了一個最黑暗的封建專制時期，而在封建王權統治之下，人沒有價值、尊嚴與權利，馬克思對此指出：“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哪裡君主制的原則佔優勢,哪裡的人就佔少數;哪裡君主制的原則是天經地義的，哪裡就根本沒有人了。”[2]所以，法國大革命的物件是國家王權，大革命也是以推毀國家司法權為其序幕的，進而打碎了舊國家機器，建立了資產階級新政權，為了從根本上廢除封建專制，1789年8月4日夜的制憲會議上，貴族和教士的代表們紛紛提議廢除一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權和賦稅，特別是什一稅，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自4日到11日製憲會議通過了著名的“八月法令”，宣佈永遠廢除封建制度；1789年8月26日，制憲會議頒佈了著名的《人權宣言》；1790年3月15日，議會宣佈“一切特權，一切財產的封建性質和貴族性質一律廢除。”6月19日，議會進一步作出決議：“永遠廢除世代相承的貴族階層”，“任何人不得再保留親王、公爵、伯爵、侯爵、子爵、男爵、騎士……等貴族頭銜”。1791年9月3日，新政權頒佈了以《人權宣言》為“序言”、以根本法形式規定公民基本權利的憲法，從而使公民基本權利確立了其至上地位。法國《人權宣言》開篇明確指出：“組成國民議會的法華人民的代表們認為，不知人權、忽視人權或輕蔑人權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惟一原因，所以決定把自然的、不可剝奪的和神聖的人權闡明於莊嚴的宣言之中，以便立法權的決議和行政權的決定因能隨時和整個政治機構的目標相比較，從而就更加受到他們的尊重；以便公民們今後以簡單而無可爭辯的原則為根據的那些要求能經常針對著憲法與全體幸福之維護。”《人權宣言》頒佈之使命就是防止政府腐敗和侵害公民基本權利的，其任務主要是使國家立法權和行政權的決議、決定符合保護人權之目標，維護全體成員之幸福，使之更加尊重人權。宣言中的人權對應的是國家權力，而不是單個公民個人。只要政府和國家懂得人權的價值並進而重視和保障人權，人的權利和公民權利就會在國家制度層面上得到實現。而1791年法國憲法開始就首先規定了由憲法所保障的各種自然權利和公民權利，為達權利確保之目的，憲法專門規定了“立法權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來損害或妨礙本篇所載併為憲法所保障的那些自然權利和公民權利的行使。”所以，我們從法國革命的物件以及人權宣言與憲法所確立的公民基本權利的防範客體看，它是以國家政府為特定物件的。18世紀資本主義在法國部分地區已相當發達，出現許多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個別企業僱傭數千名工人並擁有先進裝置。金融資本雄厚。資產階級已成為經濟上最富有的階級，但在政治上仍處於無權地位。農村絕大部分地區保留著封建土地所有制，並實行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由天主教教士組成的第一等級和貴族組成的第二等級，是居於統治地位的特權階級。資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平民組成第三等級，處於被統治地位。特權階級的最高代表是國王路易十六。18世紀末第三等級同特權階級的矛盾日益加劇。特權階級頑固維護其特權地位。在第三等級中，農民和城市平民是基本群眾，是後來革命中的主力。資產階級則憑藉其經濟實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識處於領導地位。法國大革命是整個第三等級在資產階級領導下發動起來的。1789年5月國王被迫召集三級會議，繼而改為國民議會和制憲議會。7月14日巴黎人民起義，攻佔巴士底獄，革命爆發。8月26日製憲會議透過《人權與公民權宣言》 ,確立人權、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財產權等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議會還頒佈法令廢除貴族制度，取消行會制度，沒收並拍賣教會財產。革命初期，代表大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利益的君主立憲派取得政權。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喬裝出逃，企圖勾結外國力量撲滅革命，中途被識破押回巴黎。廣大群眾要求廢除王政，實行共和，但君主立憲派則主張維持現狀，保留王政。君主立憲派制定了《一七九一年憲法》，召開立法會議，維護君主立憲政體，反對革命繼續發展。第一、二等級和大資產階級的取得了妥協，但和佔法華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和城市平民的矛盾依然沒有緩和，相反，人民在鬥爭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起義，推翻君主立憲派統治，逮捕路易十六國王。9月21日召開國民公會，次日宣佈成立法蘭西共和國。8月10日巴黎人民起義後，吉倫特派取得政權。9月20日法國軍隊在瓦爾米打敗外國干涉軍。由普選產生的國民公會於9月21日開幕，9月22日成立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吉倫特派執政期間頒佈法令，強迫貴族退還非法佔有的公有土地，將沒收的教會土地分小塊出租或出售給農民，嚴厲打擊拒絕對憲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貴族。1793年1月21日，國民公會經過審判以叛國罪處死路易十六。吉倫特派把主要力量用於反對以M.F.M.I.de羅伯斯比爾為首的雅各賓派、巴黎公社和巴黎無套褲漢。從1792年秋季起，要求打擊投機商人和限制物價的群眾運動高漲起來。以忿激派為代表的平民革命家要求嚴懲投機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價格，以恐怖手段打擊敵人。吉倫特派卻頒佈法令鎮壓運動。1793年2～3月，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各國組成反法聯盟，加強武裝干涉；國內也發生大規模王黨叛亂。4月，前線的主要指揮、吉倫特派將領C.F.迪穆裡埃叛變投敵。在革命處於危急的時刻，巴黎人民於5月31日～6月2日發動第三次起義，推翻吉倫特派的統治，建立起雅各賓派專政。雅各賓派頒佈《雅各賓憲法》，廢除封建所有制，平定吉倫特派叛亂，粉碎歐洲君主國家的武裝干涉；但仍保持反勞工的《列·霞飛法》和《農業工人強迫勞動法》，並鎮壓忿激派和埃貝爾派。但不幸的是，雅各賓派過激和恐怖的政策，也使它走向分裂和內鬨，陷於孤立的羅伯斯比爾也末能完全守護住法國革命的成果，而反法同盟一而再地被各歐洲封建君主拼湊起來，它們一輪輪地圍剿法國革命，企圖恢復法國波旁王朝的封建政治。1794年7月27 日，雅各賓中被羅鎮壓的右派勢力發動“熱月”政變，逮捕了羅伯斯比爾和聖鞠斯特，建立熱月黨人統治。這時革命最危急的關頭已過去，熱月黨人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督政府，他們清除了羅伯斯比爾時期的革命恐怖政策和激進措施，建立了資產階級的正常統治，維護了共和政體，在法國國內維護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但國外圍剿革命的勢力仍是濁浪滔天，此時，督政府中又一個新的政治明星應運而生，他就拿破倫，歷史又淘汰了熱月黨人，在“霧月”政變中，年輕的拿破倫執政，擔負起了掃蕩歐洲封建勢力、最後鞏固大革命成果的重任。法國的革命力量就是這樣一波一波地行進，一批人完成了特定階段的歷史使命，就被歷史無情地淘汰，如此行進直到革命的成功。這次革命摧毀了法國封建專制制度，促進了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也震撼了歐洲封建體系，推動了歐洲各國革命。托克維爾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解釋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被公認是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一部經典之作。在這部著作中，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起因與後果提出了一種開創性的解釋。這種解釋並沒有給出一種完美的結論，而是提出了引發後來者思考與探索的問題托克維爾明確指出："它（大革命）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確，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築也同樣會坍塌……只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透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1]（P60）這段話可以說是表達了托克維爾解釋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舊制度下社會演進的結果。在深入研究舊制度的權力結構之後，托克維爾指出："如果認為舊制度是個奴役與依附的時代，這是十分錯誤的。"[1]（P156）他發現，舊制度乃是向今天人們所說的"現代性"過渡的轉型階段，是兩種體制的複合體，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紀封建制度的殘餘，另一方面是不斷強化的中央集權制。正是這種社會轉型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法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發。這種因果聯絡恰恰與人們想象的那種"壓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種悖論的方式發生的。托克維爾透過比較研究，獨具慧眼地發現了一個弔詭現象："有件事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1]（P64）就歐洲而言，法國當時並不是封建權利最深重的地區，相反，它卻是封建權利壓迫最輕的地方。這是因為法國早已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農民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統治，而且已變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為如此，農民對殘存的封建權利就更難忍受。作為土地所有者，農民才會對封建制度強加在地產上的多種負擔感到痛苦和憤慨；貴族不再擁有統治領地的權力，貴族的特權乃至他們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說，不是貴族個人變得窮兇極惡，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會心理的變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制度，但它仍舊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龐大的一種。範圍縮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們說得有道理：摧毀一部分中世紀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不過，相比之下，托克維爾認為，各階級之間的緊張關係之所以加劇，主要是中央集權制的作用。與許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維爾認為，中央集權制不是大革命的產物，而是舊制度的產物。法國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歐洲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在王權中央形成了一個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權於一身的統一權力機構，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總督總攬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權力，中央集權制的政府幾乎達到了對全國的全面絕對控制；更有甚者，舊制度實行官員保護制，專橫地庇護大小官員。這樣，中世紀各地區、各人民團體和個人的政治自由權利也統統喪失了。這裡應該指出的是，托克維爾顯然是把政治專制與行政集權混為一談了。托克維爾承認，這種中央集權政府是舊制度的一項成就，是舊制度下"所有活著、動著、生產著的東西"的"新的根源"，[1]（P57）也是舊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後儲存下來並且能夠適應新社會的政治體制。但是，他也發現，這種單一的中央集權制既是舊制度時期社會動力之源，也很容易成為千夫所指之的。"由於中央政權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箇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只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府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1]（P107）結果，這就導致了人們對中央集權政府的絕對依賴，而這種絕對依賴又很容易轉變為另一個極端：當中央政府不能滿足人民心願時，便產生人們對中央政府的極端仇恨。由此托克維爾得出結論：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和巴黎的至高無上地位，是法國多次革命的主要條件之一。托克維爾還發現，正是中央集權制的發展，造成法國階級分離的加劇，使法國社會變成一點即炸的火藥桶。首先，三級會議的停開，使得第三等級（主要指資產階級）與貴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沒有聯絡。其次，與一般人們想象的相反，貴族的種種免稅特權不是中世紀的遺存，而是中央集權制發展的結果。王權逐漸剝奪了貴族的政治權力，但是，為了安撫與王權對立的貴族階級，作為一種交換，"自15世紀到法國革命，免稅特權一直不斷增長。"貴族享有的各種特權尤其是免稅特權徹底導致了資產者與貴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為了獲取免稅特權，資產者設法住進城市並在城市中獲得職位，這就導致了資產者和農民的分離。第四，農民成了被遺棄的階級。不僅其他階級都離棄農民，而且政府對農民極其冷酷無情：把各種捐稅徭役負擔強加給他們，以嚴酷的司法對待他們。各階級之間彼此隔離的惡果，一方面是"再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約束政府，（但）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援助政府"[1]（P171），也就是說，政府實行分而治之，最後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階級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敵，"在被重重障礙長期隔絕之後彼此重新接觸時，他們首先觸到的是他們的傷痛處，他們重逢只不過是為著互相廝殺。"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發的眾多直接因素時，托克維爾論及思想文化、宗教習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強調啟蒙運動和王權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進一步揭示了詭異的歷史現象背後的歷史因果鏈條。啟蒙思想為大革命做了準備，這是常識。民主派把大革命視為啟蒙思想的正義原則的實現，保守派則把大革命歸咎於文人的蠱惑。與他們不同，托克維爾所要探討的是啟蒙思想的思維特徵及其得以產生和傳播的社會條件。托克維爾發現，啟蒙思想滲透著"抽象的文學政治"，主張"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複雜的傳統習慣"[1]（P175）。這種文學化政治思維之所以形成和傳播，是因為法國缺乏政治自由。與英國不同，法國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形成兩個明確分割的區域，作家們沒有參加社會實踐，因此他們只會高談闊論。熱衷普遍性的理論，對於文人來說可能是美德，但對於政治家來說則很危險。至於為什麼這種文學化政治思想會支配法國的政治生活，托克維爾則主要不是分析啟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強調舊制度下法華人的普遍精神特徵。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國度裡，普通人身受舊制度種種弊端之苦，但看不到醫治具體社會病的藥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維："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1]（P177）貴族、資產階級因長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經驗，因此對於那種文學化政治理論的危險性毫無所知。貴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為座上賓。國家高階官員也只精通行政事務，而不懂得治國安邦的根本法則，不能理解和預見社會潮流的動向及後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時髦的政治言辭。結果，全體法華人都"拋棄了現實社會，沉湎於虛構社會。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終於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裡了。"[1]（P181）舊制度政府推行不徹底、半途而廢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發，這是托克維爾的一個獨到而重要的發現。他指出，路易十六統治時期作為末代王朝卻是迄當時為止社會經濟發展最迅速的時期。他認為，儘管整個社會機器破舊簡陋，但是這背後有兩臺發動機在推動公共繁榮，一是以上層階級為標誌的整個民族的覺醒，二是"依舊強大卻不再實行專制、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1]（P207）與我們的"常識"相反，在托克維爾筆下，路易十六政府乃是一個開明君主政府：國王實際上尊重和服從公眾輿論；政府鼓勵經濟發展、實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還嘗試改革，屢試屢敗、屢敗屢試。但是，恰恰是路易十六政府的區域性的開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發。托克維爾描述了這其中的微妙之處：政府發起各種公共建設事業，與政府有金錢關係的人數驚人地增長，許多人萌發了發財暴富的慾望，但是，專制政府的財政管理不善使得宮廷的劣跡變成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與政府關係最密切、最維護政府的那批工商業資產階級也就變成了最激進的改革要求者；國王和政府官員公開討論社會政治弊端，國王屢屢試圖減輕下層民眾的負擔，如廢除農民的勞役制和手工業的行會，再如為消除額外增派而實行軍役稅公開措施，甚至要廢除貴族的免稅特權，這些口惠而實不至、半途而廢的改革只是起了喚起民眾不滿情緒的作用；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眾的私有財產，對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賴，在饑荒時期強行實施徵集制、食品強制出售和最高限價等措施，對窮人實行嚴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這些都是政府現身說法對民眾進行革命方式教育；大革命前夕（1787年），路易十六政府對司法部門、省級行政機構進行改革。這項改革"希圖一舉變革舊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積年沉痾"，但是改革打亂了原有的權力秩序，使得每一個公民彷彿覺得"國家政府突然間更換了所有官員，更新了所有準則……所有法華人感受到了一種微小的特殊波動。"在這種人心普遍浮動不安的情況下，"最後一擊便使它（國家）整個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動盪和最可怕的混亂。"[1]（P234）托克維爾總結說："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沖塌德意志帝國大廈的力量來自西方。1789年法國爆發了革命。在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從中世紀早期延續至今的封建社會制度被盪滌。三權分立和人權保證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魯士和奧地利企圖以武力對這個鄰國的事務進行干涉，結果慘遭失敗，引起了革命軍的反攻。在繼承了法國大革命遺產的拿破崙軍隊的衝擊下，德意志帝國最終土崩瓦解。法國佔領了萊茵河左岸。為了賠償這些地區前主人的損失，進行了犧牲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領地的大規模土地重劃：根據1803年的帝國代表聯席會議的決定，大約400萬臣民換了君主。中等邦國坐享其成。它們中間的大多數於1806年在法國的庇護下結成萊茵邦聯。同年，法蘭茨二世皇帝退位，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就此壽終正寢。法國大革命並未蔓延至德國。雖然在過去的年月裡這裡一再有個別人士試圖消除貴族和市民階層之間的界線，也有重要人物將西邊的變革當作新時代的開始來歡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卻無法躍至德國，因為同中央集權的法國相反，帝國的聯邦制結構阻礙著新思想的傳播。除此之外，革命的發源地法國對德華人來說，乃是敵人和佔領國。同拿破崙的鬥爭實際上變成了一場新的民族運動，最後上升為解放戰爭。社會變革的力量對德國不無影響。首先在萊茵邦聯諸國，然後是普魯士開始進行改革（同施泰因、哈登貝格、沙恩霍斯特、威廉·馮·洪堡等人的名字聯絡在一起），其目的是最終拆除封建障礙，建立一個自由的、擔負起責任的資產階級社會：廢除農奴制、實現營業自由、城市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遍服役義務。但是，許多改革方興未艾就半途而廢。公民在大多數情況下仍不得參與立法；只有幾個主要在德國南部的邦君遲疑地制定了憲法

法國的貴族起碼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時期，封建制度在法蘭西要強大的多。說白了，就是在法蘭西這個國度有諾曼底、勃艮第、波旁等公國，還有巴黎、布盧瓦等伯國，法國國王的權力有限。當時有句話是說“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也就是說貴族們基本都是在各自地盤當家做主，權力極大。

英法百年戰爭是個轉機，長達116年的戰爭極大的促進了法國民族感情的增長，國王受到了臣民的支援，進而專制政體進一步成長。到了路易十四時期，貴族們的城堡基本被摧毀，已無法反抗國王。此時貴族們的權利主要在經濟上，即擁有大部分土地，收取廣大佃農的租金，卻基本不用納稅。貴族們就像超級大地主，類似於中國東漢時的豪強。以此為基礎，自然在社會上及政治上享有諸多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