頌江陵(張居正)
內聖外王和外王內聖是儒家提高自己的兩條路徑，張江陵顯然走的是外王內聖的路，明知前方荊棘遍道毅然決然而往，在事業時艱中鍛鍊精神，於風雲際會間澄澈本體。觀對江陵正反兩面的評價，執反面者多象本人之前一樣，未能深諳中華文化內涵所在，乃至於精義處一無所知。
曾因反對張居正被下令廷杖八十的鄒元標幾十年後目睹吏治敗壞、國運衰頹，再回想萬曆新政時朝廷的勃勃生機，便深切感到張居正是明朝難得的中興名臣。他說了如下一段話："江陵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國家之議，死而後已，謂之社稷之臣，奚愧焉？"
熊十力對張居正這位荊州先賢的評價很高，但他對張的認識也是分階段的。第一階段，認為他是優秀的政治家，但晚節不保；第二階段他也認為張居正使用了不應該由自己使用的權力，有權臣之嫌，但又不肯定。張居正使用這些權力為社稷與老百姓謀了不少福祉；第三階段熊十力又認為張居正並沒有越權行政，因為管理國家的權力，本身就應該屬於宰相用的，他只不過做了中國第一人。
熊十力與友人談論張居正：“漢以後二千餘年人物，真有公誠之心，剛大之氣，而其前識遠見，灼然於國覆種奴之禍，已深伏於舉世昏偷，苟安無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擔當天下安危，任勞任怨，不疑不怖，卒能扶危定傾，克成本願者，餘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竊嘆江陵湮沒三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實中國之不幸。
江陵學術宗本在儒，而深於佛，資於道與法，以成一家之學。……以佛家大雄無畏粉碎虛空，蕩滅眾生無始時來一切迷妄、拔出生死海，如斯出世精神轉成儒家經世精神。自佛法東來，傳宣之業莫大於玄奘，而吸收佛式精神，則諸實用，則江陵為盛。”（源自熊十力《與友人論張江陵》）
1950年，一向不問政治的熊十力寫出《與友人論張江陵》一文，批評張居正“惡理學家空疏，遂禁講學、毀書院”之舉與秦始皇之焚書無異，並以此引申說：“學術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種主流，而不可阻遏學術界自由研究、獨立創造之風氣，否則學術思想界思想錮蔽，而政治社會制度，何由發展日新？江陵身沒法毀，可見政改而不興學校之教，新政終無基也。”他還寫信與老友梁漱溟論道，指出辯證法的根底在鬥爭，而大易之學卻是以仁義為常道。
張居正與好友談證悟的三封信的摘錄與評價：
(張的信件所述之證得內容很實在，且有前後遞進的層次表現。熊氏的解說也很精到。)
《寄高孝廉元谷》：此行雖勉強涉世，乖其本圖。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為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恨不得與兄論之。將試不必多作文，但凝神養氣。曹孟德臨敵，思意安閒，如不欲戰。亦可以武喻文。
評：詳上諸書，則知江陵師心而不待求師於外。其從入處雖不背孟子陽明，然只識得心體虛明，猶未徹在。心體未嘗不虛明，然含萬德、備萬理、肇萬化，其沛然油然充塞天地者，虛而實，明而不匱，儒者故謂之誠。君子貴思誠，思者，猶雲常惺惺。而存之於隱微之地，慎之於息息與天地萬物感通之幾，達之於事業。合內外，貫動靜，莫非誠也。造化之原，吾心之實，唯誠而已。虛明者，誠之照用也。二氏徒保任此虛明，去實相甚遠。實相謂本心，亦即目宇宙本體，所謂造化之原是也。儒者不偏向虛明處認識本心，從此實踐中體現得來。
《答羅近溪宛陵尹》: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糾紛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僕頗自恨優遊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於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窗裡看花，不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闢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為默證者，僕不信也。
評：詳此所云，畢竟遵循儒家規範，否則高談澈悟，終不見實際，不得穩貼也。
《答西夏直指耿楚侗書》:辱喻謂比來涉事日深，知虛見空談之無益，具見丈近精實處。區區所欲獻於高明者，下在於此。但此中靈明，雖緣涉事而見，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攝寂照之根，融通內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於外得矣。
評：至此所造已深矣。其於《中庸》涵養未發之中、合內外之道與淵泉時出之妙，已有會心也。
另外，還有對六藝的論述
在《答胡劍西太史》中曰：
弟甚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竊以為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彈也，即聖人不能盡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於《易》者，暇時更取一觀這，脫去訓詁之習，獨觀昭曠之原，獨復有得力處也。
頌江陵(張居正)
內聖外王和外王內聖是儒家提高自己的兩條路徑，張江陵顯然走的是外王內聖的路，明知前方荊棘遍道毅然決然而往，在事業時艱中鍛鍊精神，於風雲際會間澄澈本體。觀對江陵正反兩面的評價，執反面者多象本人之前一樣，未能深諳中華文化內涵所在，乃至於精義處一無所知。
曾因反對張居正被下令廷杖八十的鄒元標幾十年後目睹吏治敗壞、國運衰頹，再回想萬曆新政時朝廷的勃勃生機，便深切感到張居正是明朝難得的中興名臣。他說了如下一段話："江陵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國家之議，死而後已，謂之社稷之臣，奚愧焉？"
熊十力對張居正這位荊州先賢的評價很高，但他對張的認識也是分階段的。第一階段，認為他是優秀的政治家，但晚節不保；第二階段他也認為張居正使用了不應該由自己使用的權力，有權臣之嫌，但又不肯定。張居正使用這些權力為社稷與老百姓謀了不少福祉；第三階段熊十力又認為張居正並沒有越權行政，因為管理國家的權力，本身就應該屬於宰相用的，他只不過做了中國第一人。
熊十力與友人談論張居正：“漢以後二千餘年人物，真有公誠之心，剛大之氣，而其前識遠見，灼然於國覆種奴之禍，已深伏於舉世昏偷，苟安無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擔當天下安危，任勞任怨，不疑不怖，卒能扶危定傾，克成本願者，餘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竊嘆江陵湮沒三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實中國之不幸。
江陵學術宗本在儒，而深於佛，資於道與法，以成一家之學。……以佛家大雄無畏粉碎虛空，蕩滅眾生無始時來一切迷妄、拔出生死海，如斯出世精神轉成儒家經世精神。自佛法東來，傳宣之業莫大於玄奘，而吸收佛式精神，則諸實用，則江陵為盛。”（源自熊十力《與友人論張江陵》）
1950年，一向不問政治的熊十力寫出《與友人論張江陵》一文，批評張居正“惡理學家空疏，遂禁講學、毀書院”之舉與秦始皇之焚書無異，並以此引申說：“學術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種主流，而不可阻遏學術界自由研究、獨立創造之風氣，否則學術思想界思想錮蔽，而政治社會制度，何由發展日新？江陵身沒法毀，可見政改而不興學校之教，新政終無基也。”他還寫信與老友梁漱溟論道，指出辯證法的根底在鬥爭，而大易之學卻是以仁義為常道。
張居正與好友談證悟的三封信的摘錄與評價：
(張的信件所述之證得內容很實在，且有前後遞進的層次表現。熊氏的解說也很精到。)
《寄高孝廉元谷》：此行雖勉強涉世，乖其本圖。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為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恨不得與兄論之。將試不必多作文，但凝神養氣。曹孟德臨敵，思意安閒，如不欲戰。亦可以武喻文。
評：詳上諸書，則知江陵師心而不待求師於外。其從入處雖不背孟子陽明，然只識得心體虛明，猶未徹在。心體未嘗不虛明，然含萬德、備萬理、肇萬化，其沛然油然充塞天地者，虛而實，明而不匱，儒者故謂之誠。君子貴思誠，思者，猶雲常惺惺。而存之於隱微之地，慎之於息息與天地萬物感通之幾，達之於事業。合內外，貫動靜，莫非誠也。造化之原，吾心之實，唯誠而已。虛明者，誠之照用也。二氏徒保任此虛明，去實相甚遠。實相謂本心，亦即目宇宙本體，所謂造化之原是也。儒者不偏向虛明處認識本心，從此實踐中體現得來。
《答羅近溪宛陵尹》: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糾紛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僕頗自恨優遊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於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窗裡看花，不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闢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為默證者，僕不信也。
評：詳此所云，畢竟遵循儒家規範，否則高談澈悟，終不見實際，不得穩貼也。
《答西夏直指耿楚侗書》:辱喻謂比來涉事日深，知虛見空談之無益，具見丈近精實處。區區所欲獻於高明者，下在於此。但此中靈明，雖緣涉事而見，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攝寂照之根，融通內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於外得矣。
評：至此所造已深矣。其於《中庸》涵養未發之中、合內外之道與淵泉時出之妙，已有會心也。
另外，還有對六藝的論述
在《答胡劍西太史》中曰：
弟甚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竊以為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彈也，即聖人不能盡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於《易》者，暇時更取一觀這，脫去訓詁之習，獨觀昭曠之原，獨復有得力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