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在《論語·子路》裡說的這句話常被人引述。但是，對這句話具體涵義的理解常有許多不同，甚至存在一些曲解，有必要進行一番辨析。
我們先來看一下孔子的原意。孔子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要是從表達個人見解方面講如何處理人際關係的。朱熹注曰：“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論語集註》）通觀流行較廣的楊伯峻《論語譯註》等幾種註釋本，在文義的理解上基本相同或相近，大體上可以表述為：“君子儘管不苟同他人的觀點，但能夠與他人和睦相處；小人儘管附和、盲從他人的觀點，但不能夠與他人和睦相處。”然而，一些人在談及某些具體問題而加以引述時，卻出現了某種過度闡釋甚至明顯曲解的情況。
曲解之一，對“不同”的性質不加區分，似乎無論什麼樣的“不同”都不影響保持“和”的關係。有的人在闡釋“和而不同”時，常徵引《左傳·昭公二十年》所載晏子“和如羹焉”、“聲亦如味”的話。的確，像五音中的宮、商、角、徵、羽，屬於同質內的差異，是“同中之異”，因而是容易調和的。但許多人都忽略了另一種“不同”，即異質的、對抗性的不同，而這類“不同”往往是不可調和的。如果無視異質“不同”的存在，一味幻想“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中庸》），在實踐中肯定是有害的。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說，如何由異質的“不同”而致“和”，才是需要認真思考並著力解決的問題。
曲解之二，似乎“和”是不需要原則的。孔子所說的“和”，是在遵循禮制基礎上的協調，是有原則的。做人須有原則，須明辨是非，這是孔子的一貫主張，也適用於對“和”的把握，他曾指責鄉愿為“德之賊也”（《論語·陽貨》）。當然，就人倫關係而言，封建社會基於禮制之“和”與現代社會基於人人平等之“和”是有質的區別的。但無論如何，“和而不同”的“和”，其涵義中是應當包含著符合公理、道義的原則的。正因為如此，孔子當上魯司寇後才堅決地殺了少正卯，因為少正卯“心達而險”、“行闢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荀子·宥坐》），其思想觀點和做法在孔子看來是違背禮的原則的。可見，“和”誠可貴，但不能沒有原則。
曲解之三，有意無意地把“同”與“和”對立起來。孔子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似乎是將“和”專屬於“君子”，而將“同”專屬於“小人”，加之後世儒者引入“義利之辨”的發揮，很容易使人產生某種誤解，認為“和”與“同”是相對立的。事實上，“同”也不是與“和”毫無關係。如果說“和”需要某種“不同”因素的話，同時也需要“同”的因素，況且許多事物都是“異中有同”的。“同”並不可怕，孔子本人就說過“道不同，不相為謀”的話（《論語·衛靈公》）。孟子也說過：“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捨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孟子·公孫丑上》）可以說，“同”是“和”的必要條件之一。就人際關係而言，如果毫無共同之處可言，要達到“和”是很難的。孔子所反對的“同”，僅僅是指那種無原則的、不辨是非曲直的“苟同”。因此，將“同”與“和”簡單對立起來的認識是不正確的。
孔子所講的“和而不同”，本有其使用範圍與特定涵義，但許多人不把同質的“差異”與異質的“不同”加以區別，使人不能正視矛盾，影響問題的解決。更有甚者，一些人隨心所欲地引用“和而不同”來為自己的錯誤辯解，似乎一宣稱“和而不同”就可以不受任何公理、道義的約束了，這顯然是說不通的，實際上是對孔子這句話的曲解。（邊家珍）
（載《人民日報 》 2012年7月5日理論版）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在《論語·子路》裡說的這句話常被人引述。但是，對這句話具體涵義的理解常有許多不同，甚至存在一些曲解，有必要進行一番辨析。
我們先來看一下孔子的原意。孔子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要是從表達個人見解方面講如何處理人際關係的。朱熹注曰：“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論語集註》）通觀流行較廣的楊伯峻《論語譯註》等幾種註釋本，在文義的理解上基本相同或相近，大體上可以表述為：“君子儘管不苟同他人的觀點，但能夠與他人和睦相處；小人儘管附和、盲從他人的觀點，但不能夠與他人和睦相處。”然而，一些人在談及某些具體問題而加以引述時，卻出現了某種過度闡釋甚至明顯曲解的情況。
曲解之一，對“不同”的性質不加區分，似乎無論什麼樣的“不同”都不影響保持“和”的關係。有的人在闡釋“和而不同”時，常徵引《左傳·昭公二十年》所載晏子“和如羹焉”、“聲亦如味”的話。的確，像五音中的宮、商、角、徵、羽，屬於同質內的差異，是“同中之異”，因而是容易調和的。但許多人都忽略了另一種“不同”，即異質的、對抗性的不同，而這類“不同”往往是不可調和的。如果無視異質“不同”的存在，一味幻想“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中庸》），在實踐中肯定是有害的。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說，如何由異質的“不同”而致“和”，才是需要認真思考並著力解決的問題。
曲解之二，似乎“和”是不需要原則的。孔子所說的“和”，是在遵循禮制基礎上的協調，是有原則的。做人須有原則，須明辨是非，這是孔子的一貫主張，也適用於對“和”的把握，他曾指責鄉愿為“德之賊也”（《論語·陽貨》）。當然，就人倫關係而言，封建社會基於禮制之“和”與現代社會基於人人平等之“和”是有質的區別的。但無論如何，“和而不同”的“和”，其涵義中是應當包含著符合公理、道義的原則的。正因為如此，孔子當上魯司寇後才堅決地殺了少正卯，因為少正卯“心達而險”、“行闢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荀子·宥坐》），其思想觀點和做法在孔子看來是違背禮的原則的。可見，“和”誠可貴，但不能沒有原則。
曲解之三，有意無意地把“同”與“和”對立起來。孔子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似乎是將“和”專屬於“君子”，而將“同”專屬於“小人”，加之後世儒者引入“義利之辨”的發揮，很容易使人產生某種誤解，認為“和”與“同”是相對立的。事實上，“同”也不是與“和”毫無關係。如果說“和”需要某種“不同”因素的話，同時也需要“同”的因素，況且許多事物都是“異中有同”的。“同”並不可怕，孔子本人就說過“道不同，不相為謀”的話（《論語·衛靈公》）。孟子也說過：“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捨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孟子·公孫丑上》）可以說，“同”是“和”的必要條件之一。就人際關係而言，如果毫無共同之處可言，要達到“和”是很難的。孔子所反對的“同”，僅僅是指那種無原則的、不辨是非曲直的“苟同”。因此，將“同”與“和”簡單對立起來的認識是不正確的。
孔子所講的“和而不同”，本有其使用範圍與特定涵義，但許多人不把同質的“差異”與異質的“不同”加以區別，使人不能正視矛盾，影響問題的解決。更有甚者，一些人隨心所欲地引用“和而不同”來為自己的錯誤辯解，似乎一宣稱“和而不同”就可以不受任何公理、道義的約束了，這顯然是說不通的，實際上是對孔子這句話的曲解。（邊家珍）
（載《人民日報 》 2012年7月5日理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