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餘雯雯，一個愛你的女生，我也是明朝的粉絲，我來說說我的理解吧，不做不正確之處，還請大家指正！

崇禎皇帝是歷史上一個非常具有悲劇色彩的皇帝。，崇禎皇帝的一生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無力迴天，崇禎皇帝雖然是一個亡國之君，但是崇禎皇帝卻並不是一個昏庸的君主，而是一個頗有作為的君主，完全沒有一個昏君所具有的特點，也可以說是一個稱職的皇帝吧！

是的，雖然崇禎皇帝在十七年下了六份罪己詔，雖然崇禎皇帝也力挽狂瀾，但是依舊挽救不了大明王朝沒說崇禎皇帝亡國的原因吧！

個人感覺有三點原因：

第二：崇禎皇帝雖然是一位想要有作為的君主，但是從其本人的能力來看，卻並不是一位可以做到挽救明朝於危難之際的雄才大略的君主，由於其個人能力與願望不相符使得崇禎皇帝在位期間也相當的辛苦，據說才二十幾歲的崇禎皇帝，就已經有了很多的白髮，並長出了皺紋。從這裡可以看出崇禎皇帝的勤政，也可以看到崇禎皇帝的壓力有多大，更可以看到崇禎皇帝的能力有限。

第三：崇禎皇帝在位期間，關外的大清強大起來了，同時由於明朝已經從根上腐爛到底，所以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為主的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在於你自從和清政府的作戰中，明軍節節敗退，完全喪失了戰鬥力。這是導致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在清朝和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的夾擊之下，明朝最終滅亡。

崇禎皇帝選擇殉國，遵守大明王朝的遺訓“天子守國門，君主死社稷”。所以崇禎皇帝是可悲的，心有餘而力不足！

首先，需要明確，下罪己詔是一種主觀行為，或者說，罪己，實質上是主觀上對於自己錯誤的反省。但是，一個朝代的滅亡，往往並不以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所以，在崇禎所處的情況下，即使下再多的罪己詔，也是於事無補的。更何況，崇禎罪己都沒有罪到點子上。

回到題目，若要得到答案，需得知道明朝滅亡的因素有哪些?

簡而言之，明朝之所以滅亡，是由於落後的體制無法解決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

具體來講，即，明朝由於立國之初以來的政策，導致了官員待遇差（尤其是底層官員），由此，官員必須得透過非法收入來維持生計，從朱元璋時期一直到崇禎時期二百餘年，這種貪腐狀況已經是遍佈全國，官民矛盾也愈加對立。

同時，到明朝中期，土地兼併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丟失土地的農民逐漸變成流民，四處遊蕩，無所事事，已經成為社會隱患。流民問題其實在明孝宗時代就已經出現，當時集中在荊襄一帶，後來逐漸成為全國性問題。另一方面，土地兼併也導致了農民與地主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這似乎是中國古代無法避免的一個問題。

然而，政府並沒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因為土地問題涉及到諸多在朝大臣的利益。由於科舉制度的成熟，越來越多的平民透過科舉走上仕途，由此擴大了統治基礎。但是，如此一來，既得利益集團便擴大了，也就意味著，如果想要進行社會改革的難度也就相比前朝更加增大。

如此諸多的問題，加上外部的後金，在萬曆當政的後期已經完全爆發。等到崇禎一朝，這些所有的問題已經發展到最大化，可以說他是左支右絀，還是顯得修補不及。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下再多罪己詔也是沒用的。

另一方面，崇禎本人根本不知道自己錯在哪。這一點，筆者其他回答已經詳細說明，在此僅僅簡單說一下。崇禎的問題在於他的政治不成熟，表現在他不信任大臣和盲目在乎自己的顏面，決策不夠果斷。詳細內容，在筆者之前關於崇禎的回答中已經詳細論述。

故而，之所以崇禎下了如此多的罪己詔，還是沒有避免明朝的滅亡，有如下原因：

其一，明朝的滅亡是積累了一百餘矛盾的集中爆發，不可能在短試卷內解決。

其二，崇禎雖然下了罪己詔，但是對自己的能力，和自己應該採取的措施沒有正確的認知。

首先，罪己詔在這個時候已經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了。明朝到了這個時候，已經被內憂外患給掏空了，裡面農民起義打了十幾年，耗費軍餉不說，還失去了封建社會賴以生存的經濟來源（農民的稅收），外面和清朝打了幾十年，耗費了巨大的軍餉和人力資源，還有很多將領、官員因此被殺、被俘乃至投降，總之明朝的損失非常大。

另外，崇禎皇帝對於明朝的滅亡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剛愎自用，不能採納正確的建議；急功近利，不能放手或者給時間給大臣們處理問題；還缺乏擔當，不敢做出與清朝或者李自成議和的重大決策，也不敢做出遷都南京暫避鋒芒的決定。

到了崇禎十七年，李自成已經稱帝並向北京進軍，此時崇禎已經調動不了國內的僅存的兵馬，又不敢遷都，想靠下幾次罪己詔就能重新喚起臣民的愛國心，未免也太晚了點，所以此時再多的罪己詔也已經沒用了，大臣們已經對崇禎皇帝失望透頂，沒有人再願意為崇禎、為明朝賣命了，所以大明王朝的覆滅也在所難免了，可惜了大明，但是崇禎並不值得可惜。

所謂罪己詔，是對自己錯誤的反醒，是讓別人知道你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有改錯之心，其實是讓別人原諒自己的過錯，但是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尤其是崇禎十幾年中連下六份罪己詔，已經難以讓人再相信自己，一個皇帝怎麼呢接連犯錯呢？如果真的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怎麼會還不斷犯錯呢？

其實，崇禎時期，內地大旱，莊稼顆粒無收，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朝廷內東林黨人結黨營私，相互勾結，置國家利益於不顧；關外滿清越來越強大，虎視眈眈，明清戰爭不斷，連年征戰耗費國力，民怨四起；崇禎自己又志大才疏，生性多疑，難以統籌全域性。內憂外患，崇禎僅憑一人之力難以迴天，靠幾份罪己詔更是不濟於事。

“罪己詔”就是打嘴炮，無非是告訴大家-我錯了，我有罪。可是對國家形勢沒有一點幫助，沒有具體的有效的措施去糾正國家面臨的不利局勢，別說六份罪己詔，就是六十份也不管用啊。

崇禎皇帝據史載是個比較勤奮的皇帝，並且從個人生活上來講也並不奢侈，也不好女色。但是他對晚明無力迴天的最大劣勢就是他本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一輩子就沒出過北京城，當上皇帝后估計連紫禁城都沒出去過，對民間疾苦、官員士紳的現狀、軍隊戰鬥力等等都之能依靠奏摺來了解，毛主席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崇禎皇帝就是沒有發言權的皇帝。

崇禎皇帝登基後，嚴格來說國家並非局勢一塌糊塗，李自成張獻忠那會還沒造反，都還是有編制的國家工作人員，遼東後金被死死的限制在寧遠一線，國家只需要改善財政狀況並撫民。但是崇禎幹錯了兩件事：

第一：殺魏忠賢，天啟當皇帝的時候沒怎麼擔心過軍費就是因為魏忠賢在操持，這下錢從哪裡來？是魏忠賢透過設定礦監、收取東南商稅等手段從東林黨兜兜裡掏出來的，而崇禎聽從東林黨人的蠱惑把魏忠賢給幹掉了並廢除了商稅，導致的後果就是中央財政收入的來源失去一個，另外就是讓整個太監集團嚇的以後不敢說真話了，要知道太監們和皇帝是一榮俱榮的，是皇帝家奴，而明朝的太監大部分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崇禎等自斷一臂，把本來能幫助他抗衡文官集團的太監集團給廢掉了。

第二：削弱錦衣衛的權力，崇禎朝的錦衣衛是有明三百年來最苦逼的，錦衣衛是皇帝的家臣也是皇帝的耳目，坐在紫禁城的皇帝靠什麼來了解天下大事？除了文官們寫的奏摺外主要就是靠各地鎮守太監和錦衣衛的報告了，太監們廢了，錦衣衛就是皇帝唯一的耳目了，結果崇禎又被文官們忽悠了，然後崇禎再需要了解國家實際情況就只能從奏摺裡瞭解了，可奏摺都是文官們寫給他看的，內容是真是假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崇禎皇帝廢掉皇室左右手後可以說就是坐在皇宮大殿裡的籠子瞎子，在位十七年都是在文官集團的忽悠中治國，再加上本人多疑、不肯幫下屬承擔責任，久而久之，就算有部分有見解的官員也不敢說真話了，失去了正確制定政策的依據，由此治國下再多罪己詔也無用。

最後再多說一句，偉人說的好“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崇禎皇帝就是沒有任何實踐而是透過書本治國的皇帝，不敗亡才是怪事。

這個問題問得很有意思，我多下幾個罪己詔就可以挽救大明危亡了嗎？就好比一個不良少年犯罪後多寫幾分檢討書就可以免於處罰了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罪己詔，是皇帝下發給天下人看的，目的是總結自己的過失，積累教訓，並懇求天下人原諒自己，收拾行囊，再次出發。

歷史上最著名的“罪己詔”要數漢武帝后期頒佈的“輪臺罪己詔”。因為頻繁對匈奴用兵，漢朝國庫日益空虛，同時由於漢武帝熱衷於長生不老，大興土木，甚至到了開始動搖國本的程度，鑑於此，漢武帝釋出“輪臺罪己詔”。向天下所有臣民道歉，這在大一統的中國是不可想象的，漢武帝開了君王向人民道歉的先例。

但是從這一份震鑠古今的罪己詔之後，後世的皇帝就開始不嚴肅起來。這時的罪己詔更多的有了皇帝個人意願甚至走程式的意思。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崇禎的所謂“罪己詔”，那就是個坑。因為每一次罪己詔釋出後，崇禎都要在大臣中找一個替死鬼幹掉，然後宣稱，就是這貨害了朕。

罪己詔因為是皇帝發的，所以更有權威性，用至高無上形容毫不過分。所以一定要嚴肅，沒什麼事的時候不要隨便發。

然而崇禎明顯是把罪己詔當成大事記的形式來用了，比如某年皇太極打進來了，發個罪己詔，又一年張獻忠把祖陵給燒了，發個罪己詔。後人不用看歷史，看罪己詔就知道崇禎朝發生了啥大事。

崇禎，你能嚴肅點不？

因為崇禎很不嚴肅，後面還伴隨殺人屬性，因此罪己詔在崇禎一朝早就變了味。它不再是皇帝向大家道歉的公開信，而成了推卸責任的遮羞布。

某被殺大臣A：“崇禎你大爺的！”

某即將被殺的大臣B：“你別發了，給我來個痛快行不？”

眾大臣：“皇上還是不要隨便發這個了，咱不指望你能反省懺悔，這發詔之後就殺大臣實在hold不住啊！”

所以現在就很明白了：為什麼發了六份罪己詔還是不能挽救大明危亡？因為罪己詔成了工具，而且帶來了君臣離心的巨大負面影響。

崇禎自縊後，和皇后的屍體在大明門前停放3日無人收屍，足以說明這所謂罪己詔的“強大作用”。

說完了崇禎皇帝的不嚴肅性。再說大明的不嚴肅性，經過了後期幾位皇帝的折騰，此時的大明已經病入膏肓，說難聽點，就是朱元璋在世，也已經挽救不得。所以不管你崇禎發多少罪己詔，哪怕60份600份，大明改亡還是亡。

大明到這樣的地步，崇禎有責任，但是真的也不能全怪他。難怪崇禎的罪己詔這麼不嚴肅！

某被殺大臣C：“寧可相信母豬上樹，也不再相信崇禎的套路！”

我是“靜Yes”。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論雲： 夫一國之亡 非片紙之詔所能挽大廈之將傾 救四民於倒懸 其明所以亡者 大抵在三 一曰神廟怠政 一曰士大夫腐敗 一曰災疫 是有亡於神廟之說 與亡與災疫之說 故論明之亡 肇啟於萬曆 坐實於崇禎明·沈周《廬山高圖》

一曰神廟怠政 此當與士大夫腐敗綜合並述之 按明代政體自丞相之廢 大抵以六部總攬 其後內閣 司禮權重 有票擬 批紅之跡 內閣 司禮所以權重者 乃君上不躬親國是 權柄下移 而內臣為天子親臣 日月之左右 故內閣與內臣相傾幾敗 遂養成王振 劉瑾 魏忠賢之權閹 江陵以後 神廟慮大臣植黨 既不重內閣 亦不重司禮 凡四十八載 留中之下 上下解體 門戶大開 礦稅四起 故謂明之亡 亡於萬曆者 確為一定之理 若朋黨之爭 此於國是爭論紛雲 當遼事之起 浙 楚 東林彼此用事 士大夫升遷罷黜皆繫於朋黨 萬曆時（及以後）吏治極其腐敗 以至於南明之亡（參見《甲申朝事小紀·卷八·弘光失德》《國榷·思宗崇禎十七年》《三垣筆記·下·弘光》等）明·徐渭《五月蓮花圖》

蓋與明士大夫精神風貌 社會經濟發展休慼相關 考《南疆逸史·卷五十三·列傳第四十九·武臣·鄭遵謙傳》謂曰：“明之紳士，大約榮利祿，趨聲勢，私妻子是計耳。寧有君父之戚，家國之感乎哉！故闖至則降闖，獻至則降獻，一降不止則再，其目義士皆怪物耳！” 又《萬卷樓集·卷一·遇言序》曰：“圖祿外之富,歸則華宮室,闢田土,飾子女,流飲宴，甚乃結交守令，籍勢罔利，...”云云

當門戶之開 彼此相傾 吏治腐敗之下 士大夫亦腐敗矣 苟若上有賢君 下有循吏 或有可為 一旦君不賢 臣又愚 則四民倒懸矣 明則萬曆以後極其腐敗 此廢丞相所以養成耳 按丞相為外廷政府之首腦 有其領導組織 一旦廢罷 國家中樞為之一壞 雖內閣之設 然其為依附皇權之存在 一旦皇帝腐敗 焉有可為 神廟不重內閣 是票擬不能行 章奏多留中 國是多不能決斷 群臣建言多不聽 以至於有掛冠而去 或杜門不出者 內閣空無一人 或一人而已 故謂在內則上下解體 政治腐敗 在外則遼事日熾矣 若雲遼事之日窘 乃敗於兵戎 不如謂敗於吏治耳

一曰災疫 此可以諸家史料見之 明自萬曆之季 便大旱 以至於饑民遍野 盜賊大起《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二》曰：“四十三年秋七月丁巳，山東大旱，...四十四年，是春，畿內、山東、河南、淮、徐大飢，...秋七月是月，陝西旱，江西、廣東水，河南、淮、揚、常、鎮蝗，山東盜賊大起。...四十五年，是年，兩畿、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災。...四十六年秋八月乙卯，山東蝗。”惟熹廟少殺雲 迨乎思廟之時 “元年，陝西饑民苦加派，流賊大起，分掠鄜州、延安。”是陝北“流賊”之起也 “四年，是冬，延安、慶陽大雪，民飢，盜賊益熾。...五年，夏四月 總兵官曹文詔、楊嘉謨連破賊於隴安、靜寧，賊奔水落城，平涼、莊浪饑民附之，勢復熾。...六年，丁未，副將左良玉破賊於涉縣，賊走林縣山中，饑民爭附之。...七年，三月山西自去年不雨至於是月，民大飢。 ...十年是夏，兩畿、山西大旱。...秋七月，山東、河南蝗，民大飢。 ”《明史·卷二十三·本紀第二十三·莊烈帝一》“十一年，六月，是月，兩畿、山東、河南大旱蝗。...九月，陝西、山西旱飢。...（是歲 自成大敗 遁） 十二年，六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 ...十三年，李自成自湖廣走河南，饑民附之，連陷宜陽、永寧，殺萬安王採崿，陷偃師，勢大熾。...是年，兩畿、山東、河南、山、陝旱蝗，人相食。 ...十四年，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旱蝗，山東寇起。 ...十五年是月，山東賊陷張秋、東平，劫漕艘。”（《明史·卷二十四·本紀第二十四·莊烈帝二》

綜上所表 大抵可知崇禎災疫 然猶勝乎於此 思廟元年 王嘉允 王左桂 高迎祥舉事 而“略陽、涇陽、富平、耀州之間囂然也。” （《漢南續郡志·卷二四》） 又《蜀碧·卷一》謂：“陝西賊大起。陝西連歲大祲，平涼、延安間饑民相聚為盜。首亂者王子順、苗美、張聖、姬三兒、王嘉胤、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得水、混江龍、掠地虎、上天猴、闖王、孟良、劉六等、名目甚眾。督撫討之，久無成功。其後並小為大。” 甚且潰兵與“流賊”相合 三年正月 陝西諸路總兵官吳自勉等帥師入衛 然則“延綏、甘肅兵潰西去，與群寇合。”（《明史·卷二十三·本紀第二十三·莊烈帝一》）而類此者尚不獨於此

陝西“流賊”既熾 遂席捲全晉 而在晉饑民遂從之去 按康熙《絳州志·卷四》謂：“始之寇晉者，秦人也，今寇晉者，半晉人也，二三月間，從賊者十之一，六七月，而從賊者十之三，至今冬而從賊者十之五六矣。”

旱災 蝗災隨之者 又鼠疫 瘟疫 按思廟七 八年 鼠疫發於山西太原 時“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一家盡死無孑遺，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至十四年 河南陽武“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康熙《陽武縣誌·卷八·災祥志》）凡瘟疫之遍佈 河南而河北 山東而山西 以而陝西 此間學者多有論述 （可參見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一文） 今考得《明季北略·卷五·崇禎二年己巳》馬懋才陳大飢一疏 可知其時天災人禍 茲錄其全文如下 有志者可為一覽

曰：“臣陝西安塞縣人也。中天啟五年進士，備員行人。初差關外解賞，再差貴州典試，三差湖廣頒詔，賓士四載，往還數萬餘里。其間如關外當抑河之敗，黔南當圍困之餘，人民奔竄，景象凋殘，皆臣所經見，然未有極苦極慘，如所見臣鄉之災異者。臣見諸臣具疏，有言父棄其子，夫鬻其妻者，言掘草根以自食，採白石以充飢者，猶未詳言也。臣今請悉為皇上言之。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間有獲者，亦恬不知怪。日死於飢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不為盜而死，猶得為飽死鬼也。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之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熟而死矣。於是死者枕籍，臭氣薰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遣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幸有撫臣嶽和聲，引盜賑饑，捐俸煮粥，而道府州縣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飢者無窮，杯水車薪，其何能濟乎？又安得不相率而為盜也？且有司束手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次逃之於彼，彼處復逃之於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饑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饑荒則稍次之。天降奇荒，所以資自成也。”

誠如馬懋才雲 天災之下 百姓無以為生 但為流亡計 以至於饑民 流民 卒至於盜賊 乃助李自成 張獻忠輩氣焰 故陝西遍地為盜 席捲河南而河北 山東而山西 卒陷京師 亡明國祚

是《明史·卷二十四·本紀第二十四·莊烈帝二》所云：“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

夫明季國家若此 設若太祖再生 又焉得能逃 悲夫

十七年下了六份罪己詔，好聽一點，這是個勇於承認錯誤的孩子，難聽一點就是這孩子愛犯錯還屢教不改。而且，還側面反映出糾結、舉棋不定、優柔寡斷、反覆無常、事後反悔等性格。但崇禎並不是一個昏君，其著實是一個人庸君，一個庸人如何救得了國呢？

社會中總是勇於承認錯誤有什麼用呢?你得有辦法獲得解決方案，否則只能碌碌而為，其實我們所有人做任何一件事情的結果所反應的都是大趨勢下的微觀差異，英明之人可因勢利導有所成就，庸碌之人則不僅無所成，反而會加速向壞的一面疾馳，崇禎就是後者，我們假設以他平庸的才能學他哥哥不問或少問政事或許明朝能持續更久一點也說不定。

說其不是昏君是因為至少他有心救國而勤勉朝政、勤儉節約而體恤百姓，要比很多好色、好奇技淫巧之技、橫徵暴斂、窮兵黷武的皇帝好很多，說其是庸君當然是因為他的種種行為和性格確實撐不起他的救國救民之心，故而其如果在明中期守成有餘，但晚期想要再次中興實在難為他了。

1635年第一次"罪己詔"

公元1635年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式增長，南京朱家祖輩之皇陵都被破壞焚燬，天下震動，人心浮動，統治階級為這種趨勢憂心忡忡，為穩定人心不得已崇禎第一次釋出"罪己詔"，大意是說自己繼位以來做的不夠好至天下大亂，匪患四起民不聊生，希望後面更加勤儉君臣一起共度難關，還老百姓一個太平。應該說這份罪己詔在此危機下有一定作用，但其實崇禎並沒有意識到自己錯在哪，事後只是採取治標策略調兵鎮壓農民起義，並進一步加大徵稅壓迫民眾，這是不可能實現自己理想的，反而將矛盾更激化。

其實，崇禎即位之初最大的錯誤是沒有針對積弊進行大的改革，張居正之所以能中興延長了明朝國祚是因為針對積弊進行了很多革新，但崇禎不僅沒有革新甚至為了鞏固權力，討好東林黨文臣集團而搞倒了可以平衡文官集團勢力的閹黨系統，也沒有扶持新的支撐自己系統的勢力替代這股平衡力量，這直接導致長期以來明朝特有的平衡從此文官同自己直接對立。

1637年第二次罪己詔

此時正值北方大旱，餓殍滿地，崇禎基本上在抱怨官吏對老百姓仍然橫徵暴斂，官場腐敗，而自己卻仍然對此束手無策。

1642年第三次釋出罪己詔

1643年第四次罪己詔源於李自成在襄陽建立格割據政權，匪軍從此成就諸侯功業，讓崇禎挫敗感連連。

1644年很快釋出第五次罪己詔源於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建立大順朝，宣誓將成為明的正統替代者。

之後李自成東征及圍困北京，崇禎連連再發兩次罪己詔卻始終行動遲緩，甚至糾結於與大臣誰開口說南遷背鍋一事(從前幾次崇禎經常找人為自己罪己詔背鍋，大臣已經看透他，都悶聲等崇禎自己決斷，但自尊心如此強的崇禎又錯過了最後一次自救機會)

所以，6次頻繁的罪己詔與其說是認錯，不如說是因為崇禎無能總是犯錯最終誤國，也側面反應出崇禎優柔寡斷，推卸責任，反反覆覆，多疑。

為啥崇禎一十七載，下了六份罪己詔卻仍然救不了大明王朝？

因為明王朝時期的施政邏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叫做“不做事，不犯錯；要做事，必犯錯”。

估計大家在生活中，工作中都碰到過這樣的人，屁都不會，嘛都幹不了，光有一張嘴。這樣的人說三道四，指桑罵槐的本領遠遠超過他們自己做事的本領。

明朝也有這麼一幫人，他們就是所謂的言官。

朱元璋設定言官要的是這幫位卑權重的小官們去監督其他大官，以達到監察監督的目的。但是到了崇禎朝，這個年輕的皇帝完全沒有能力控制言官，以至於任何做事的臣子被言官盯上，都落得一個身死名裂的下場。最有名的，當屬熊廷弼。

熊廷弼此人，在萬曆朝時尚屬做事的邊臣，但崇禎剛剛繼位，便在朝堂上拿出言官彈劾熊廷弼的奏摺讓大臣議論。

要注意，這種情況莫說是議論一個封疆大吏，就是一個普通的公司裡的員工，你的老闆開晨會的時候上來就讓大家給你評頭論足一下，你也受不了。

所以，崇禎這個皇帝，把明朝這種不做事，不犯錯，要做事，必犯錯的混蛋邏輯發揚光大了。

因此，崇禎十七年下六次罪己詔，完全是咎由自取。明朝所謂的“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說真的誰不想“江山代有才人出”，難到大明王朝真的沒有忠臣良將，非要一國至尊去守國門？難道大明王朝就找不來國初時的常遇春，徐達，藍玉，君王就必須死社稷？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誰人之過歟”

我曾在回答其他問題時講過，崇禎繼位時大明王朝尚有兩千萬丁，官吏兵員尚有二百萬，督撫大吏朝堂一言可以興廢。這億兆元元給了唐宗宋祖，怕不是做夢都會笑醒。

然而，崇禎卻輸給了入關時不過六七萬丁的建州女真。是他下罪己詔太多了嗎？不，是他太蠢了。

我記得三國演義裡，呂布為曹操所擒，曾大罵反叛的部將:我待汝輩不薄，何故叛我？

部將答:聽妻妾言，不聽將言，何謂不薄？

所以，崇禎該死，死的很不壯烈。

罪己詔，是皇帝的檢討書。歷史上有文字記載的朝代裡，平均3年能發一次罪己詔的，只有明思宗朱由檢一人而已，真乃空前絕後。他為何是思宗？思字比較準確。他在17年的執政生涯中，白天在思，晚上在思，最終臨了在景山上，俯視李自成的大順軍進佔皇宮，還是“思”明白了，崇禎最後蒼涼絕決的話是：“……朕雖德薄匪躬，上幹天咎……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也……若賊中有忠義豪傑之士，代朕將文官盡戮，武將全誅，甚勿傷朕百姓一人也。”

一，假如崇禎在煤山沒吊死，被王承恩強行救下（打暈背上跑），然後換上布衣混入亂民中南下江南到南京，然後重振旗鼓，能做到嗎？能。那崇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呢？難道是戮盡文官誅滅武將嗎？做不到。真那麼做了，不就正幫了李自成與多爾袞的忙嗎？但其碼天威震怒整頓一番殺幾個雞給猴子們看是肯定的。從這些話中，我們讀出了一個歷史現象，明朝滅亡的原因固然有客歡的主觀的，有外因有內因，但“人”的因素，尤其是文官們（崇禎指的是三品以上的大官高官們）是最主要的。那明朝末期崇禎朝沒有了閹黨沒了廠衛，尤其是內閣決策層以東林黨人為主，為什麼就亡國了呢？這就是東林黨誤國，東林黨人是亡國的罪魁禍首。

二，為什麼呢？就用一例可以說明他們釜底抽薪是多麼誤國殃民。東林黨人在崇禎初年上臺後，先禁海，不徵收海稅；再撤銷全國各地徵收鹽稅、布匹等商稅的太監，等於免了商業稅……那國庫空虛了全國到處缺錢怎麼辦？全部一刀切強加給農民。天災人禍農民活無可活怎麼辦？不造反老天爺都不答應。那就不是文官們操心的了。假如，按照崇禎皇帝的想法，加收商業稅流通稅，減輕農民負擔，讓各地的王爺豪強地主們放放血，開倉及時賑濟災民，哪有那麼多農民拖家帶口跟上李自成去闖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