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新青年》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這是倡導文學改革、提出系統理論主張的第一篇文章。胡適在文章中指責舊文學的流弊，正式而公開地提出，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即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句。他在解釋“言之有物”的 “物”時說：“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而指作品的的思想情感，“情感者，文學的靈魂，文學之無情感，如人之無魂”。而所謂的“思想”，則是指 “見地、識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之在文學，猶腦筋之在人身”。他還應用歷史進化的觀點，提出白話文學為文學的“正宗”，說“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為文學正宗”，指出 “白話文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胡適的這些主張初步接觸到了文學內容與形式、文學的社會功能、真實性與時代性等一系列“文學上根本問題”，是五四文學革命的“ 一個‘發難"的訊號 ”。

這篇文章的發表標誌著文學革命的開始。

魯迅曾說，《狂人日記》“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它以“‘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的確，《狂人日記》在近代中國的文學歷史上，是一座里程碑，開創了中國新文學的革命現實主義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