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版權意識的重視，越來越多的閱讀和視聽服務都開始收費了，說起來，小編真懷念以前資源隨意下載的年代，不過仔細想想，其實版權所有人這麼做也無可厚非，畢竟人家也要生活啊，可即便如此嚴格的查堵防漏，盜版的的手段還是無所不用其極，比如剛在電影院上映的電影，第二天網上就出現槍版了，也不得不歎服盜版技術手段的高明。

其實侵權、盜版是古來就有的。從宋代開始，盜版日多。書商為了保護自己的出版物，就在書末印上一段版權宣告。如明代陳氏刻的《皇明文集》，其宣告只有六個字：“敢有翻刻，必究。”這和現在的“版權所有，翻印必究”何其相似。

唐代司天監每年印有曆本公開發賣。四川因離長安很遠，就無曆本運到。安祿山之亂時，唐僖宗從長安逃到四川，卻見市場上有私人印的歷本出售。各本的月大月小不一樣，與政府發賣的標準本有別，而賣的人都說自己的歷本是正確的。當地人把他們送到官府究罪。官說：“你們不是爭月的大小嗎？差個一天半天有什麼關係？這是小事。”於是把當事人趕出了公堂。

十分明顯，四川的商人是翻印司天監的歷本，用今天的話來說，是侵權，或者說是“盜版”。這本是違法事件，所以出錯也無法避免，審判官應該依法對侵權者追究責任。哪知這個官偏偏是個糊塗官，胡說幾句，一場盜版案也就不了了之。

古代由於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印書比手抄容易，這就給盜版帶來了方便，因而從宋代開始，盜版日多，迫使政府不能不管，於是便出面禁止翻印。宋人羅璧《識遺》一書說：“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

沒有申請而“擅鐫”，也就是私自刻版，那就方便了盜版，要依法處理的。在宋代，除了國子監刻印的一般經書以外，如有“新刊行文字”，必先將副本呈送官府看樣，一方面是防“異端邪說”，另一方面也是怕有人以刻新書為名，幹那盜版的勾當。若有不遵法而行的人，則採取具體措施給予打擊。

對合法出版物給予保護還有事前張貼榜文，說明某書由某處某人所出，他人不得“專一翻版”。這樣的榜文，既是事前預告出書資訊，也是給盜版者一個警告。直到明清還是這樣的。

除了官府幹涉外，書商自己也有保護自己出版物的措施。那就是，他們把自己的出版物向政府備案，以示合法，他人無權翻刻。

書商的保護措施還有：在書末印上一段版權宣告。如元代陳在刻《古今韻會舉要》一書時，宣告如下：“實昨承先師架閣黃公在軒先生委刊《古今韻會舉要》，凡三十卷……今繡諸梓，三複讎校，並無訛誤，願與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篇系私著之文，與書肆所刊見成文籍不同，竊恐嗜利之徒改換名目，節略翻刻，纖毫爭差，致誤學者，已經所屬陳告乞行禁約外，收書君子，伏幸藻鑑。後學陳謹白。”

這樣的宣告，當時用的人頗多，不過說法各有不同，字數有多有少而已。案子多不了了之

這類宣告，古人稱為“牌記”。“牌記”式樣並非一律，也不是明時才有。宋刻《東都事略》目錄後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十六字，分兩行寫，外用邊框。

但是，“牌記”能起多大作用，就很難說了，因為宋、元、明、清各代因翻刻而構成侵權、盜版之罪的人有得是，原書商或著者將這些人告到官府，如果原告是“有力之家，聲氣廣通”，還可以得行其志；一般的，官府對這類官司是一隻眼睛睜，一隻眼睛閉，往往如本文開頭說的皇曆曆本的案子，不了了之。

盜版，作為市場逐利的一種惡劣手段，是伴隨著印刷術的發明普及而產生的。在印刷術發明以前，文籍的傳佈尚賴手寫抄錄，基本無版權可言。我們都知道“洛陽紙貴”的典故。說是西晉詩人左思完成《三都賦》，“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以現代眼光看，這已經構成侵權，但當時的左思不會介意，畢竟詩人的文名需要藉此傳揚，而詩文早被認定是進身之階。等到相似的事情落到清代大文人袁枚身上卻別是一番滋味了。在他得知著作被不斷翻印而自己又鐵定得不到任何實惠的時候，發出了“左思悔作三都賦，枉是便宜賣紙人”的浩嘆。正是“彼一時，此一時”。版權意識的覺醒，使古人開始品嚐到版權帶去的實利以及維權的苦澀。

印刷術的真正普及實從宋代開始。隨著造紙原材料和造紙技術的不斷髮展進步，書籍生產成本大大降低，並逐漸轉化成常見的都市商品，書籍遭遇了空前的市場需求，刻書事業獲利甚豐。宋代出版業十分發達，書坊、書肆林立，全國多地形成了刻書中心。這一切也給盜版打開了方便之門。

司馬光曾在《記<歷年圖>後》一文中談到他的著作《歷年圖》被盜印的情況。他自覺“其書雜亂無法，聊以私便於討論，不敢廣佈於他人也”，本不打算刊印流傳。誰料這本書被書商變換名目，以《帝統》之名出版，而且隨意增刪，改變目次，出現許多錯誤。無奈之下，司馬光只得出資另行刊正，“使復其舊”。

蘇軾也是當時深受盜版之苦的文人之一，他曾多次寫信向朋友抱怨，“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伴，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某方病市人逐於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況欲更令人刊耶……今所示者，不唯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

南宋朱熹為世碩儒，作品一紙風行。曾自印自售《論孟精義》一書，同樣慘遭非法盜印。司馬光、蘇軾、朱熹皆為一代文宗，每有所作，士子捧讀，市人為利所驅，喜歡翻刻他們的作品，也是可以想見的事情。至明清，市井階層擴大，通俗文學（特別是小說）蓬勃發展，書稿需求量大，侵權、盜版行為也更為猖獗。一些書商，或刪節，或摘抄，或照搬，或彙編，或跟風而仿作，翻刻、盜版、假冒、偽託他人之名刻書的現象十分普遍。如明萬曆年間建安著名書商餘象鬥，眼紅《西遊記》的熱銷，倒騰出兩部仿作，曰《南遊記》、《北遊記》。作為書坊主，所編小說，利益為先，跟風求快，連抄帶湊，十分拙劣。對他這種行為，馬幼垣先生將他稱為“放膽明搶的文抄公”。除了小說銷路很廣，科舉參考書也都賣得很好。明清以八股取士，對八股寫作套路予以編集解析的時文選本便成為舉子們的“紅寶書”，所以一出便成暢銷書，併成為書店常年有售的品牌讀物。《儒林外史》中，馬二先生為書局選一部書，酬金就有一百多兩銀子。第十四回，馬二先生遊西湖，路過一家書店，“店裡帖著報單，上寫：‘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程墨持運》於此發賣’。” 書賣得好就容易被盜版，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在小說和科舉參考書之外，古代經典、通俗讀物、課本、工具書等方方面面，只要有利可圖，就有被盜版的可能。

既然盜版之風如此猖獗，那古人是如何防盜版的呢？

官府幹預

1.提前申請，不得擅鐫（獲得官方許可）

3.張貼榜文（新書預告，同時提倡正版、警示盜版）

這些做法，自宋迄清，基本得到了延續。而除了沒有成文法、不能提供製度性保護這一缺陷（直到清朝滅亡前一年，即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中國才誕生了首部版權保護法規《大清著作權律》），大體上還是相當周密的，顯示出了古人的智慧。可惜的是，古代交通、訊息不發達，州府縣之間鞭長莫及，這都給盜版以可乘之機。而且官府的行政庇佑在大多數的時候都不太管用，即使訴訟勝利，得行其志，處罰的方式也不過是“追人毀板”、“追板劈毀”等。更多的時候，是對盜版的無可奈何。

書商自己的防盜版措施

為什麼只是書商呢？這裡要說明一下，古代版權保護只侷限於翻印的版權，而忽視了作者的著述權。盜版的直接利益受害者是書商。所以，書商為了保護自己的出版物，會在書末印上一段版權宣告，稱為“牌記”，又稱“牌”、“書牌”、“木記”等。

高士裡藏板

牌記有標誌（商標，廣告）和告示（版本，警示）的性質。牌記式樣並非一律，字數也有多有少，內容一般包含作者、出版者、版權說明等，頗類似於現在的圖書版權頁。迄今發現最早的版權例證是宋代程舍人刻印的《東都事略》，其目錄後有牌記雲：“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又如明代陳氏刻《皇明文集》，其宣告只有六個字：“敢有翻刻，必究”。這和當下圖書版權頁所印之“版權所有，不得翻印”、“版權所有，違者必究”何其相似！

翻刻必究

不過，這種辦法同樣不能制止盜版，而且漏洞很大。比如可以把牌記挖掉，即使是原樣復刻也未嘗不可。再說，文字宣告何曾有約束力？這種情況下，一些版權宣告，便由警告轉至詈罵，妄想施以道德報復、詛咒，就很可笑了。如京都本立堂本《彭公案》之牌記：“如翻此板，男盜女娼”，寶文堂刻本《彭公案》之牌記：“翻此板者，即我子孫” 。至於前文提到的建安書商餘象鬥，因不堪圖書頻頻被盜印之苦，刊刻《八仙出處東遊記》一書時，特意在卷首寫了篇小“引”，對盜印行為大加斥責：“亦有逐利之無恥，與異方的浪棍，遷徙之逃奴，專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襲人唾餘，得無垂首而汗顏。無恥之甚乎！故說。”他倒是罵痛快了，卻未曾想自己也是侵權抄湊之人。

古代由於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印書比手抄容易，這就給盜版帶來了方便，因而從宋代開始，盜版日多，迫使政府不能不管，於是便出面禁止翻印。宋人羅璧《識遺》一書說：“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

對合法出版物給予保護還有事前張貼榜文，說明某書由某處某人所出，他人不得“專一翻版”。這樣的榜文，既是事前預告出書資訊，也是給盜版者一個警告。直到明清還是這樣的。

除了官府幹涉外，書商自己也有保護自己出版物的措施。那就是，他們把自己的出版物向政府備案，以示合法，他人無權翻刻。

很多人都聽過“洛陽紙貴”的典故，說的是西晉太康年間，有位名不見經傳的詩人左思，寫了一篇名為《三都賦》的文章，因為邀請當時著名的文學家皇甫謐為其作序，讓《三都賦》很快風靡，“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可見，作為一名“草根文人”，左思不但不介意人們傳抄自己的作品，而且為了儘快出名，引起朝野關注，還邀請名人作序以提高文章的知名度。

事實上，“盜版”問題的出現並引起著作者和國家的關注是在宋代。

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大大降低了人們手抄書的勞動強度，同時也為大規模的“盜版”行為提供了便利。海南黃花梨領航品牌真格海黃指出，司馬光曾在其《記歷年圖後》一文中談到其著作《歷年圖》被盜印的情況。

可沒料到，這本書竟被書商刻印，還隨意增刪內容，改變原書卷數，甚至將其書名更改為《帝統》，並廣為傳播，嚴重損害了司馬光的聲譽和利益。

無奈之下，司馬光只好自己出資另行刊印，以便糾正前書之誤。

與司馬光的經歷相似，蘇東坡也是當時深受盜版之苦的文人之一，蘇軾有一次給朋友寫信抱怨：“某方病市人逐於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況欲更令人刊耶……今所示者，不唯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

自己的書被盜版不說，盜版書粗製濫造，錯字漏字現象比比皆是，甚至還把其他人的文字摻雜進來，讓蘇軾看後氣得恨不能親自去毀其印版。

面對盜版猖獗的問題，真格海黃指出，早在北宋時期，政府就出臺了保護政府印刷物的權威性法令，到了南宋時期，刻印書籍者可請官府出面進行版權保護，如遇盜版情況，處罰的方式如“追人毀板”“追板劈毀”等。

對於古代作家來說，反盜版最有名氣的要數明末清初的戲曲家李漁。

為了避免各種中間商的盤剝和書商的盜版事件出現，他的小說、戲劇和詩文集以及各式雜著的出版，大多都是自己印刷和自辦發行，在當時這種方法對打擊盜版還是十分有效的。

真格海黃指出，若從利益角度上講，書商才是“盜版”的最大受害者。

為此，古代書商也想了很多辦法杜絕社會上的盜版和翻印問題。宋代時，書商已經有了保護自己出版物的措施，就是把出版物向政府備案，以示合法，他人無權翻刻。

在元代，《古今韻會舉要》一書就有宣告：“實昨承先師架閣黃公在軒先生委刊《古今韻會舉要》，凡三十卷……願與天下士大夫共之。

但是篇系私著之文，與書肆所刊見成文籍不同，竊恐嗜利之徒改換名目，節略翻刻、纖毫爭差，致誤學者，已經所屬陳告乞行禁約外，收書君子伏，伏幸藻鑑。後學陳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