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學說形成於先秦時期，與儒家文化互相激盪，相輔相成一起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思想脊柱，道家學說是以道為最高哲學範疇、道是世界的最高實體，道既是宇宙萬物的本原，也是宇宙萬物賴以生存的依據。道家學派以道來探究自然、社會、人生之家的關係。主要代表人物老子、莊子 道家 以先秦老子、莊子關於“道”的學說為中心的學術派別。道家之名，始見於西漢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指》，稱為“道德家”。《漢書·藝文志》稱為道家，列為九流之一。老子是道家的創始人，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思想。在莊子前或同時，有楊朱的“全性葆真”說，宋鈃、尹文的“情慾寡淺”說，彭蒙、田駢、慎到的“棄知去己”說，都同道家思想接近，有稱之為道家別派者。道家學說以老莊自然天道觀為主，強調人們在思想、行為上應效法“道”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不尚賢，使民不爭”。倫理上主張“絕仁棄義”，以為“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與儒墨之說形成明顯對立。其後，道家思想與名家、法家相結合，成為黃老之學。為漢初統治者所重。到漢武帝獨尊儒術，黃老漸衰。同時，道家思想流入民間，對東漢末年農民起義運動中道教思想的產生有所影響。魏晉間玄學盛行，王弼、何晏輩首以老莊解釋儒家經文，促成儒、道融合。佛學傳入中國後，學者用老莊詮釋佛典，又有釋、道合流之勢。宋明理學家力倡儒家道統，佛、老並斥，但對道家思想仍有某些吸收。道家思想對中國政治、思想、科技、文化、藝術等方面，都有深刻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道家的主要著作有《老子》、《莊子》等。莊子是道家學派的代表人,思想精髓是主張"道德" 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思想，故歷史上老莊並稱，道家思想又稱為老莊思想。 莊子思想的可貴之處，是具有樸素的唯物自然觀和辯證法因素。他認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莊子·則陽》)，氣，即物質自然性，故其主觀精神的道，是與客觀自然的氣分不開的。莊子繼承和發展了春秋後否定天命觀的思想，認為“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氣”(《莊子·知北遊》。)，死，亦為客觀自然的事，無君臣尊卑之別，這無異揭示了人的自然屬性，否定了權貴奴役人民的合理性。他指出客觀事物都是變化的，“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莊子·秋水》。 客觀事物的變化，則是由於矛盾雙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莊子·則陽》。)]。莊子在認識到客觀事物的變化及其矛盾雙方作用的同時，又進一步認為對立的雙方是可以轉化的，“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莊子·知北遊》。）]無疑的，這都是莊子繼承了老子樸素辯證法的積極一面，是老莊思想的精華所在。 但是，由於老子在肯定客觀事物矛盾對立而相互轉化的同時，卻忽略了矛盾轉化的條件和新舊質的區別，莊子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卻把樸素的辯證法進而引向了相對主義。他認為“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莊子·齊物論》。]，世界上沒有是非、善惡、美醜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同上。）]雙方都自以為是，而以對方為非，實際上沒有絕對的是非。莊子的這種相對主義必然導向懷疑主義，如“莊子夢為蝴蝶”，不知是莊周夢為蝴蝶，抑或是蝴蝶夢為莊周，形象地反映了這種認識論的不可知論和懷疑論。莊子一生飽受戰亂之苦，無法擺脫冷酷無情的現實，故對一切均持懷疑態度，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是“小國寡民”思想的典型表現。莊子的相對主義，固屬唯心主義體系，但他覺察到了認識的相對性，指出了物質的不確定性，對後來唯物辯證法的進一步發展是有啟迪作用的。由於西漢王朝的社會政治經濟前後發生很大變化，導致其法制指導思想也相應發生很大變化，從總體上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漢高祖至文景時期。這一時期，是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儒家和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黃”，指傳說中的黃帝；“老”，指春秋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老子。黃老學派假託黃帝的名義，引進法家學說，改造老子的道家思想，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這就是黃老思想。黃老思想的特點是“無為而治”。但西漢初年的黃老思想還摻入了儒家的某些觀點，不僅強調無為，還注重禮與德的作用，既承認法律的重要性，又堅持約法省禁，務在安民。 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百姓困苦，政局動盪，統治不穩，統治者無法取得完全的剝削利益，於是被迫採納黃老的清靜無為思想，實行“與民休息”及“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等政策，對農民作出一些讓步，以恢復和發展生產，鞏固剛剛建立的西漢封建政權。這一時期，西漢政府在立法和司法中較為謹慎，注意法律的穩定性，漢初制定的法律一直沒有較大的改動。由於這些措施，很快造成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 第二個階段，漢武帝以後。這一時期，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之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輔”。 西漢發展至漢武帝時，在經歷了六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之後，國家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封建經濟顯著發展，封建政權得到鞏固。於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不再滿足黃老的“清靜無為”，要多所作為：對內進一步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削弱西漢初年分封的諸侯王勢力；對外廣拓疆土，尤其要擊敗長久威脅中原地區的北方遊牧族匈奴族。在這種背景下，儒學大師董仲舒適時地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被漢武帝接受。從此，儒家學說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以及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核心。 董仲舒所獨尊的“儒術”是經過他改造的，不是先秦孔子儒家學說的簡單翻版。董仲舒在改造過程中，吸收了其他各家學說、尤其是法家學說中有利於當時統治者的內容作補充，從而形成一種新的封建思想體系，其特徵是以儒為主，禮法並用。漢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精闢地概括了漢代正統法律思想。在德刑關係上，董仲舒主張“德主刑輔”。意思是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之以刑罰，把德、刑結合起來。這種剛柔相濟的治國之道，成為漢武帝以後漢王朝法制的指導思想。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道教是一種宗教，建於東漢時期，是中國本土宗教；道家指的是一種學術思想，主張清靜無為，與世無爭
道家學說形成於先秦時期，與儒家文化互相激盪，相輔相成一起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思想脊柱，道家學說是以道為最高哲學範疇、道是世界的最高實體，道既是宇宙萬物的本原，也是宇宙萬物賴以生存的依據。道家學派以道來探究自然、社會、人生之家的關係。主要代表人物老子、莊子 道家 以先秦老子、莊子關於“道”的學說為中心的學術派別。道家之名，始見於西漢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指》，稱為“道德家”。《漢書·藝文志》稱為道家，列為九流之一。老子是道家的創始人，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思想。在莊子前或同時，有楊朱的“全性葆真”說，宋鈃、尹文的“情慾寡淺”說，彭蒙、田駢、慎到的“棄知去己”說，都同道家思想接近，有稱之為道家別派者。道家學說以老莊自然天道觀為主，強調人們在思想、行為上應效法“道”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不尚賢，使民不爭”。倫理上主張“絕仁棄義”，以為“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與儒墨之說形成明顯對立。其後，道家思想與名家、法家相結合，成為黃老之學。為漢初統治者所重。到漢武帝獨尊儒術，黃老漸衰。同時，道家思想流入民間，對東漢末年農民起義運動中道教思想的產生有所影響。魏晉間玄學盛行，王弼、何晏輩首以老莊解釋儒家經文，促成儒、道融合。佛學傳入中國後，學者用老莊詮釋佛典，又有釋、道合流之勢。宋明理學家力倡儒家道統，佛、老並斥，但對道家思想仍有某些吸收。道家思想對中國政治、思想、科技、文化、藝術等方面，都有深刻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道家的主要著作有《老子》、《莊子》等。莊子是道家學派的代表人,思想精髓是主張"道德" 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思想，故歷史上老莊並稱，道家思想又稱為老莊思想。 莊子思想的可貴之處，是具有樸素的唯物自然觀和辯證法因素。他認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莊子·則陽》)，氣，即物質自然性，故其主觀精神的道，是與客觀自然的氣分不開的。莊子繼承和發展了春秋後否定天命觀的思想，認為“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氣”(《莊子·知北遊》。)，死，亦為客觀自然的事，無君臣尊卑之別，這無異揭示了人的自然屬性，否定了權貴奴役人民的合理性。他指出客觀事物都是變化的，“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莊子·秋水》。 客觀事物的變化，則是由於矛盾雙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莊子·則陽》。)]。莊子在認識到客觀事物的變化及其矛盾雙方作用的同時，又進一步認為對立的雙方是可以轉化的，“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莊子·知北遊》。）]無疑的，這都是莊子繼承了老子樸素辯證法的積極一面，是老莊思想的精華所在。 但是，由於老子在肯定客觀事物矛盾對立而相互轉化的同時，卻忽略了矛盾轉化的條件和新舊質的區別，莊子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卻把樸素的辯證法進而引向了相對主義。他認為“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莊子·齊物論》。]，世界上沒有是非、善惡、美醜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同上。）]雙方都自以為是，而以對方為非，實際上沒有絕對的是非。莊子的這種相對主義必然導向懷疑主義，如“莊子夢為蝴蝶”，不知是莊周夢為蝴蝶，抑或是蝴蝶夢為莊周，形象地反映了這種認識論的不可知論和懷疑論。莊子一生飽受戰亂之苦，無法擺脫冷酷無情的現實，故對一切均持懷疑態度，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是“小國寡民”思想的典型表現。莊子的相對主義，固屬唯心主義體系，但他覺察到了認識的相對性，指出了物質的不確定性，對後來唯物辯證法的進一步發展是有啟迪作用的。由於西漢王朝的社會政治經濟前後發生很大變化，導致其法制指導思想也相應發生很大變化，從總體上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漢高祖至文景時期。這一時期，是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儒家和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黃”，指傳說中的黃帝；“老”，指春秋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老子。黃老學派假託黃帝的名義，引進法家學說，改造老子的道家思想，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這就是黃老思想。黃老思想的特點是“無為而治”。但西漢初年的黃老思想還摻入了儒家的某些觀點，不僅強調無為，還注重禮與德的作用，既承認法律的重要性，又堅持約法省禁，務在安民。 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百姓困苦，政局動盪，統治不穩，統治者無法取得完全的剝削利益，於是被迫採納黃老的清靜無為思想，實行“與民休息”及“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等政策，對農民作出一些讓步，以恢復和發展生產，鞏固剛剛建立的西漢封建政權。這一時期，西漢政府在立法和司法中較為謹慎，注意法律的穩定性，漢初制定的法律一直沒有較大的改動。由於這些措施，很快造成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 第二個階段，漢武帝以後。這一時期，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之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輔”。 西漢發展至漢武帝時，在經歷了六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之後，國家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封建經濟顯著發展，封建政權得到鞏固。於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不再滿足黃老的“清靜無為”，要多所作為：對內進一步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削弱西漢初年分封的諸侯王勢力；對外廣拓疆土，尤其要擊敗長久威脅中原地區的北方遊牧族匈奴族。在這種背景下，儒學大師董仲舒適時地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被漢武帝接受。從此，儒家學說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以及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核心。 董仲舒所獨尊的“儒術”是經過他改造的，不是先秦孔子儒家學說的簡單翻版。董仲舒在改造過程中，吸收了其他各家學說、尤其是法家學說中有利於當時統治者的內容作補充，從而形成一種新的封建思想體系，其特徵是以儒為主，禮法並用。漢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精闢地概括了漢代正統法律思想。在德刑關係上，董仲舒主張“德主刑輔”。意思是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之以刑罰，把德、刑結合起來。這種剛柔相濟的治國之道，成為漢武帝以後漢王朝法制的指導思想。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道教是一種宗教，建於東漢時期，是中國本土宗教；道家指的是一種學術思想，主張清靜無為，與世無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