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魚與熊掌兼得，這種好事真正是太少了。

文章憎命達，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吳承恩施耐庵曹雪芹這些文學史上大牛級人物，都是一生鬱郁不得志的人。

詩詞創作和仕途宦海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專業，是兩碼事，能夠雙豐收雙贏利的人少之又少。

李後主、宋徽宗這種家傳帝王不說了，晏殊，王安石，歐陽修，汪兆銘（近代以來古體詩第一）都是仕途得意、做到大官的人。

2.文人往往仕途失意，這是有內在規律的。

文人感性，敏感脆弱多情，情緒波動太大，而政治鬥爭需要心黑臉皮厚，心理素質要過關。

文人心中有感想，有傾訴慾望，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往往寫成詩文，惹來大禍。而成熟的政治家，沉默是金，老成持重，適度作秀，擇機而發，一擊必中。

文人輕狂，率真，自命清高，而政治家深藏不露，老謀深算，必要時候裝孫子，下跪磕頭抹眼淚，成熟的政治家都是超一流演技派。

文人往往疏狂不愛財，不拘小節，嗜酒好色，不加檢點。政治家則是秀兒做足偉光正，貪財納色靜悄悄，譁眾取寵勤包裝，說話辦事彎彎繞，殺人不用刀，傷人不見血。

文人這些職業病，導致歷史上很多有才的大文學家，仕途失意，經濟拮据，窮困潦倒，哀愁一生。陶淵明·孟浩然·柳永·鄭板橋等等，都是例子。

當然，歷史是公正的，千百年後，無數巨賈大官埋骨荒冢、籍籍無名，而這些文藝巨星，不因為生前困頓而埋沒才幹，反而放射出雄視百代的耀眼光芒。

錢財官位是暫時的，藝術則是永恆的。

譬如尼采。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華人有句老話，叫：“人生不幸詩家幸。”

正因為仕途上的不如意，才讓人有了萬千感慨，才有了抒不盡的人生的愁悵和悲歡離合。

古代是沒有詩人這種說法的，所有的文人都會作詩。

想像一下，一個春風得意之人，仕途通達，朝庭委以重任，家中妻兒老小闔家幸福，此人哪裡還有那麼多的離愁別緒，哪裡還有那麼多催人淚下的人生感慨。

現流傳至今的名篇，多是詩人落迫時所作，詩中多抒發仕途不暢，人生落迫時的心情，要麼豁達要麼傷感。

但是，無論是哪一種情感，總是會引起很多人的共鳴，因為“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無論是在什麼社會，落迫之人總是要比飛黃騰達的人要多些。

所以好的詩作，總能帶給人生不如意之人人心靈上的慰藉，讓讀者與詩人在情感上達到共鳴，讓在失望落迫中人找到情感的歸宿。

而要寫出這些離愁別緒的好詩，如果是坐在高高的廟堂之上，享受著風花雪夜的生活，肯定是寫不出來的。

只有真真實實經歷過傷痛的人，寫出來的傷痛才能捶擊人的靈魂，才會給人帶來心靈上的振撼，才能名垂千古。

我們不能否認，春花秋月的美好日子，文人墨客也在寫詩，但是我相信，這些詩作在歷史的洪流中，大多已經飄散在歷史空氣中，只有落迫之作讓人們無限感慨，讓人心痛。

讓人心痛了，也就記住了，記住了，反而長久了！

這是因為，從屈原開始，凡是名垂千古的詩詞歌賦作家，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或者叫完美主義者。

完美主義者，追求的至真至美境界，與現實脫節。正如當下流行語:理想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

理想落實到行動，措施與基礎不匹配，導致計劃不能落實。理想一旦不能按計劃實現，理想主義者難免會因失望透頂而悲天憫人。

理想主義者，有的走入誤區。志大才疏，高智商低情商是他們的短板。他們往往一出道就奔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去，現在的大學生一出學堂門，就懷抱著“CEO”而去，夢想著人前人後“Quattroporte”，“某某董事長”，卻不願從零開始，以為浪費青春，耽誤行程。

李白。他一出道，因江湖上英名遠揚，被舉薦做翰林供奉。是個閒職。

李白就沒有想過學李陽冰，從七品縣令做起。治理好一個縣，接著官升一級，試著去治理一個地區，再試著去治理一個州府。直到部級幹部。

他一出道就要做大官，能接近皇帝，協助皇帝處理軍政要務，以便展現自己超凡脫俗的與眾不同的才華。

他忽視了“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憤怒出詩人”，古往今來，偉大的詩詞家，就是這麼激發出來的。“逆境造就強有”，人處逆境，創作靈感就會井噴。

身處安逸，就會，驕奢淫逸，東拼西湊出來的文字，除了附庸風雅，就是無病呻吟。

且看今天的古詩詞愛好者，他們一個個掉進這個陷阱。

杜甫，一生窮困潦倒。“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聲”。可是，當八月風高，吹壞了他的茅草屋頂，又遭遇一場暴風雨，他沒有消沉。他在夜眠雨中，發出了令千百年來無數寒門清客為之心靈震顫的呼聲“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我想，今天的地產商們，如果讀到杜甫這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一定會，良心發現，慈航普度。

言歸正傳。

歷來詩詞大家在仕途上少有如意的。

詩人是感性的，但是感性的人不適合當官。不管是處理政務，還是應付宦海傾軋，都需要絕對的理想。

什麼李白啊，杜甫啊，蘇軾啊，辛棄疾啊……自古言：“人生不幸詩家幸”，不經歷風霜雪雨，沒有被生活狠狠地摁在地上摩擦摩擦摩擦摩，哪來的人生感悟，如何能寫出千古篇章？

但是，凡是總有例外。

總有那麼極少數人是幸運兒，他們詩詞華麗，同時暢遊宦海，人生贏家啊。

舉例：

第一，王維

王維，字摩詰，人稱“詩魔”，王右丞。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731年），王維狀元及第。任太樂丞，因伶人舞黃獅子受累，貶為濟州司倉參軍。

但是，沒幾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張九齡執政，拔擢王維為右拾遺。算是進入了監察系統。

開元二十四年（736年），調任監察御史，後奉命出塞，擔任涼州河西節度幕判官。也就是說，僅僅一年，就成為正式的最高檢察院檢察官，隨後出任涼州地方司法長官。

隨後，王維的官員生活就只能用一帆風順來形容了，一路寫寫詩，升升官，爽得要死。

一直到安史之亂，因為他被叛軍逼迫出任過官職，所以戰後被清算，下了幾個月的監獄。但是沒多久，因其弟刑部侍郎王縉平反有功請求削籍為兄贖罪，王維才得寬宥，降為太子中允，後兼遷中書舍人，官終尚書右丞。相當於中央辦公廳的二把手。正四品的官。

第二，晏殊

晏殊打小就是神通，14歲得江南按撫張知白推薦參加殿試，被賜同進士出身。直接授其秘書省正事，留秘閣讀書深造。同志們，14歲就當官了啊。三年後，也就是17歲時，召試中書，任太常寺奉禮郎。

次年，任光祿寺丞，不久，父親去世，報喪丁憂被奪情。做了同判太常禮院。隨後母親去世，再被奪情。調任為太常寺丞，被提升為左正言、直史館，做了升王府記室參軍，掌書寫箋。半年之後遷升為戶部員外郎，做了太子舍人，不久又做了知制誥、判集賢院。過了很長時間，做了翰林學士，遷升為左庶子。簡直就是私生子的升官速度。

公元1022年，在位的仁宗不過12歲，劉太后主抓大權，和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就權力的分配和使用上起了衝突。晏殊提出“垂簾聽政”的方法解決了這一問題，雙方都很滿意，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加給事中，後任禮部侍郎知審官院、郊禮儀仗使、遷樞密副使。

晏殊升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加尚書左丞。又過了五年，召任刑部尚書兼御史中丞，復為三司使。這個按照現在來看，屬於國務院辦公廳了。

慶曆二年（1042年），晏殊官拜宰相，以樞密使加平章事。第二年，以檢校太尉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晉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學士，兼樞密使。徹底達到人生巔峰，大宋臣子的最高境界了。

自古以來，文人就比較自傲。孔子的“不吃嗟來之食，不飲盜泉之水。″形成了文人在仕途上也比較清高，而在古代是一個皇權世俗社會，就顯的他們比較不入流。諸葛亮非要劉備跑三次，顯擺顯擺才出來，張飛就看他不順眼，還好劉備識人才，才流名於後世。如果是太平盛世，人才濟濟就不好說了，有可能把你貶的遠遠的。韓愈，柳宗元就是這種節果。

有時候，有名的文人，活在理想的世界裡，受不了半點輕謾。陶淵明就說過，不為五斗米折腰。當時的老百姓常年勞作，尚不能溫保，由此可見文人是多麼的不容於當時的社會。“釆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可見他是活在自已的理想世界裡。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當時的許多思想家和文人還是立足於社會現實的，能從社會現實中吸取營養，所以出現許多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導致許多空談的文人，刑成了文人的脫離現實社會的思想，為自己謀取特權，什麼刑不上大夫的法外特權。

文人仕途不順，還有一個原因，嘴毒，說話招當權者煩。象劉禹錫，在黨爭中被貶了，反對派當政了，起用他，把他調回京城。他嘴毒，作詩寫什麼，紫面紅塵拂面來，人人皆道看花回。種桃的道士復何在，前度劉郎今又回。結果招人煩，再度被貶出京城。有不順就開罵，也是一種原因。

原因也有主子不明等，他們自身原因也不少。

提到這個問題，我想起了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中的最後一句詩“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充分表達了李白對權貴的蔑視和狂傲不羈的性格，也代表了一些詩詞大家的通性。

例如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都表現出有志節的文人那種堅守節操、清高、耿直的高尚情操和品質。

他們都是有理想、有抱負的一代才子和宗師，但是他們都有自己的原則和底線，絕不為了自己的前途，做出有辱文人氣節的讓步和妥協。

在權奸當道，腐敗成風的朝廷，不溜鬚拍馬、阿諛奉承，又怎麼能得到重用和提拔呢？他們的仕途和命運由此可知。

也正是這樣的遭遇，讓他們有機會接觸社會底層的普通勞動者，深入體驗了廣大勞動者的生活和疾苦，在大自然中領略山水田園風光，體會自然的美，得到了獨有特色的靈感，寫出那麼多膾炙人口的詩詞名篇。

如果他們仕途一帆風順，飛黃騰達，那麼他們本有的才華，都會淹沒在酒池肉林中；靈感也會迷失在榮華富貴裡。在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淤泥裡度過一生。那麼他們寫出的詩歌、辭賦還會那麼清新雋永，激情澎湃，熱情豪放嗎？

他們的作品帶著旖旎秀麗的自然風光，帶著普通勞動者的田園智慧，和普通勞動者血脈相連，得到了他們的喜愛和認可，才會傳流千古經久不衰。

誰給你的自信，相信一個整天風花雪月的人，能當個好官？？？

或者說誰給你的自信，一個整天玩政治的人，有這閒情逸致

個人一孔之見，凡是詩詞有成就的大家，必然歷盡艱辛，走過曲折磨難，遍嘗人間苦果，激盪心胸豪氣，積澱深厚的人生經歷。方能大徹大悟，寫出常人難以啟及的篇章，精典文萃。蘇軾，人生起起落落不改本色，毛澤東以超凡的智慧和艱苦磨礪的征程成就每一篇詩章，都讓我們歎為觀止。毛澤東是人類歷史上的最偉大的領袖，同時，也是獨領風騷的文人雅士。

比如李白，他曾經被唐玄宗召入宮中，當御用文人，寫的詩也是極好。但李白醉了之後，竟然讓高力士幫他脫鞋，高力士就是唐玄宗最愛的那個太監。高力士是一向非常高貴，感覺自己受了侮辱，就就在楊貴妃面前說李白的壞話。楊貴妃自然也跟玄宗吹枕邊風。每當唐玄宗想用李白的時候，楊貴妃就阻止。李白看自己沒有被任用的希望，就更加狂放不羈了。

比如杜甫。杜甫在我們心目中一直是那個憂國憂民，心懷天下的長者，一個自己飢寒交迫卻惦念天下百姓的人。可真實的杜甫不完全是這樣，我們只看到了杜甫的一面。安史之亂之後，杜甫四處逃亡，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最終還是依靠朋友嚴武的幫助，在四川住了下來。由於杜甫和嚴武是世交，嚴武對待杜甫非常好，還親自到杜甫家拜訪，可杜甫卻有些看不起他這個朋友，有時候，見嚴武時杜甫連衣服都穿的不整齊。杜甫又非常自傲，認為嚴武不該過得比自己好，竟然在酒後說，你爹這種人怎麼能生出你這個好兒子來啊！這明顯是罵人。縱然是嚴屋修養好，也氣得差點殺了杜甫。

第二是能力和態度問題。在古代，政治家和詩詞家不能劃等號。有的政治家是好詩詞家，有的好詩詞家也是好政治家。但是有的人只適合搞政治，寫不出好的詩詞來。有的人只適合寫詩詞，對政治是一竅不通。舉些例子。

比如王勃。他去虢州做官，去的理由就很搞笑。他聽說那裡有很多好草藥，所以就去了。而做官之後，他也不好好幹，整天就覺得自己非常能，整日無所事事，甚至到處欺負別人，這就讓大家都很反感他。

比如楊炯。楊炯做官非常的嚴酷，在做盈川令時，手下的吏稍稍做的不合他的心意，楊炯就把他給殺了。這樣一位只會用暴力鎮壓別人的人，帶隊也帶不好，和同事不齊心，手下人是敢怒不敢言，更別說做好官，理好政了。

第三是經歷問題。搞創作不是空中樓閣，古代的詩詞家也不是科幻作家。不是坐在家裡就能寫出好作品來的。

如果李白不被放還，他怎麼能夠說出，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如果他沒有遊覽過那麼多的名山大川，那他的作品也應該會遜色不少吧。也正是有被流放的經歷，李白才能寫出，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如果李賀不騎著瘦馬，整日在外遊蕩，尋找寫詩素材 ，並及時記錄下來的話，哪會有那麼多空靈奇特的詩句呢？

要是給他們安排上一堆政務整天干活幹的焦頭爛額的，哪有時間去搞創作呢？如果他們沒有這些豐富的經歷，自然也沒有這麼多瑰麗的詩句。

總結一下。自古世人都是以功名為先。只有仕途不順時，他們才會投身詩詞的海洋。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如果那些詩詞大家做了大官，我們就可能流失一批優秀的詩詞家。有的人死了，他們仍然活著，他們的作品使他們的魅力仍在熠熠生輝，他們偉岸的形象挺拔在歷史的長河中，仕途的不幸最終成就了他們新的高度，實乃中華民族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