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本姓林，字卓吾，是中國明代具有“反叛”意識的思想家。他是福建泉州晉江縣人，生長在一個篤信伊斯蘭教的商人家庭。泉州當時是中國著名的對外貿易的港口，有海上“絲綢之路”源頭的美稱。這種商品經濟的貿易關係和社會家庭氛圍對李贄的思想形成有重要影響。
李贄幼年喪母，隨父林白齋讀書學習，12歲時作《老農老圃論》而為人所稱道。他26歲時，鄉試中舉。嘉靖三十五年，被授河南共城(今輝縣)教渝職務。嘉靖三十九年升遷南京國子監博士。此後又多年為官，萬曆八年(1580)辭官，專心著述。晚年的李贄漂泊不定，到處參禪講學，並出家當了和尚。後北上通州，被加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逮捕。李贄在獄中說：“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萬曆二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還沒被最後定罪的李贄用剃刀在獄中自殺。他在嚥氣之前，用手指寫字，與獄卒有如下的對話：“和尚痛嗎?”
“不痛。”“為什麼要自殺?”“七十老翁何所求?”
用現在的話來說，李贄所犯的是思想罪。在他的思想中，充滿了一種追求個人自由與解放的反叛意識。他最主要的著作《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等，裡面反映的也大多是這種思想。他曾自言“餘自幼倔強難化，不信學，不通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他思想的最大特點，就是對封建理學進行批判。
在李贄看來，歷來儒家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這是不妥的。他認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的作用，孔子的作用很大，但不能誇大孔子的作用。他諷刺道學家“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的崇拜，挖苦說：怪不得孔子以前的人整天點著蠟燭走路!
李贄進而認為，道學家崇尚的所謂“經典”，是用來騙人的，正所謂“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藐”。他諷刺道學家“依仿陳言，規跡往事”，“瞻前慮後，左顧右盼”，這些人平日只會“打躬作揖，終日匡坐，同於泥塑”，一旦社會有變，“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他批判道學家“存天理，滅人慾”的虛假說教，認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倫理表現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在日常生活之外。他斥責道學家是“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衣冠禽獸，是“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鉅富”的兩面派、偽君子。他表示與假道學誓不兩立，說：“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自我，我謂不如遂為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我可殺不可去，我頭可斷而我身不可辱”。“可以知我之不良死矣，可以知我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不靠勢矣，蓋人生總只有一個死，無兩個死也。”
李贄的思想涉及到許多方面。他早年的自然觀有唯物主義傾向，認為天地萬物皆陰陽二氣所生。他雖表示不信仙佛，但自從接觸王守仁心學後，思想有所轉變，後來他還接受了禪宗的觀點，相信“萬法盡在自心”，山河大地同清靜本原合而為一。因而李贄的學說服膺於“心學”，並把王守仁的“良知說”，發展為“童心說”。他分析由於人在成長過程中，接受了許多假事、假理、假言、假語，而逐漸失玄童心；“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為政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他力主批判假言假語、假人假理。李贄的“童心說”影響很大，它不僅成為其批判道學的理論依據，而且作為一種文學新見解，即為文要從真心中自然流出，這個觀點對於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公安派散文的創作有著深遠的影響。
“非禮勿視”、“男女授受不親”是當時社會的準則，一個男子與已婚女性的交往是人倫大防。但李贄卻視名教如無物。他在麻城削髮為僧後，曾帶領僧眾到一個寡婦的臥室去化緣，他不僅僅以衲子身份與上層社會的女性來往，更收了其中一名孀婦為女弟子，來往通訊，討論佛法，甚至將這些討論編輯成《觀音問》，刊刻發行，竭力讚頌她們的才能。
他這種行徑，自然遭到了傳統士人的猛烈抨擊，當時的禮部給事郎中張問達給萬曆帝的奏摺中這樣說道：“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遊庵院，挾妓女白日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庵院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摟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縉紳士大夫亦捧咒唸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為律戒，室懸妙像，以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最終，李贄的性命就斷送在這道奏摺上了。
造成李贄這種狂狷氣質的原因有多種，但究其根本，應當是社會的變革、信仰的崩潰和陸王心學的內在要求。面對“大禮議”和“國本之爭”的紛爭，面對張居正的專權和專權後的黨爭，士人一向引以為自豪的操守在瞬間不知何去何從。陷於黨爭之中的人，要麼放棄原則與操守，要麼做一個毫無生氣的人，此時，儒家的經世濟國思想不敵仕途的風險，或作名士，或作隱士，也就成了文人放浪形骸的選擇。這種選擇，在歷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在亂世之中，當不能“兼濟天下”時，“獨善其身”就是全身之法，尋求自我價值的實現與自我氣節的操守是正直之士對朝局的不滿的表達。李贄在這種境遇下由儒入禪，正是隨緣任運，但遁跡入山後的徘徊人世，則是士行操守對他的內在要求。這種心理矛盾，也就造就了他的超越放達。
“七十老翁何所求?”是李贄離開這個人世的最後一句話。他是中國明末的一個特殊人物。作為狂禪教主，他的理論非聖非法，喝佛罵祖，按傳統道學觀念，他是徹頭徹尾的異端。在中國歷史上，不乏才高氣傲之士屈死在統治階級的樊籠中的，李贄就是這樣的一位。
李贄的悲劇，正是晚明文人的悲劇，亦是儒學發展到末期時的民族悲劇。他對於無拘無束的人生境界的追求，在那個時代，只能得到這樣一個悲劇性的結局。“七十老翁何所求?”他的理想最終結束於他自己的激情放任。
李贄，本姓林，字卓吾，是中國明代具有“反叛”意識的思想家。他是福建泉州晉江縣人，生長在一個篤信伊斯蘭教的商人家庭。泉州當時是中國著名的對外貿易的港口，有海上“絲綢之路”源頭的美稱。這種商品經濟的貿易關係和社會家庭氛圍對李贄的思想形成有重要影響。
李贄幼年喪母，隨父林白齋讀書學習，12歲時作《老農老圃論》而為人所稱道。他26歲時，鄉試中舉。嘉靖三十五年，被授河南共城(今輝縣)教渝職務。嘉靖三十九年升遷南京國子監博士。此後又多年為官，萬曆八年(1580)辭官，專心著述。晚年的李贄漂泊不定，到處參禪講學，並出家當了和尚。後北上通州，被加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逮捕。李贄在獄中說：“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萬曆二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還沒被最後定罪的李贄用剃刀在獄中自殺。他在嚥氣之前，用手指寫字，與獄卒有如下的對話：“和尚痛嗎?”
“不痛。”“為什麼要自殺?”“七十老翁何所求?”
用現在的話來說，李贄所犯的是思想罪。在他的思想中，充滿了一種追求個人自由與解放的反叛意識。他最主要的著作《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等，裡面反映的也大多是這種思想。他曾自言“餘自幼倔強難化，不信學，不通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他思想的最大特點，就是對封建理學進行批判。
在李贄看來，歷來儒家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這是不妥的。他認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的作用，孔子的作用很大，但不能誇大孔子的作用。他諷刺道學家“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的崇拜，挖苦說：怪不得孔子以前的人整天點著蠟燭走路!
李贄進而認為，道學家崇尚的所謂“經典”，是用來騙人的，正所謂“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藐”。他諷刺道學家“依仿陳言，規跡往事”，“瞻前慮後，左顧右盼”，這些人平日只會“打躬作揖，終日匡坐，同於泥塑”，一旦社會有變，“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他批判道學家“存天理，滅人慾”的虛假說教，認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倫理表現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在日常生活之外。他斥責道學家是“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衣冠禽獸，是“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鉅富”的兩面派、偽君子。他表示與假道學誓不兩立，說：“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自我，我謂不如遂為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我可殺不可去，我頭可斷而我身不可辱”。“可以知我之不良死矣，可以知我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不靠勢矣，蓋人生總只有一個死，無兩個死也。”
李贄的思想涉及到許多方面。他早年的自然觀有唯物主義傾向，認為天地萬物皆陰陽二氣所生。他雖表示不信仙佛，但自從接觸王守仁心學後，思想有所轉變，後來他還接受了禪宗的觀點，相信“萬法盡在自心”，山河大地同清靜本原合而為一。因而李贄的學說服膺於“心學”，並把王守仁的“良知說”，發展為“童心說”。他分析由於人在成長過程中，接受了許多假事、假理、假言、假語，而逐漸失玄童心；“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為政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他力主批判假言假語、假人假理。李贄的“童心說”影響很大，它不僅成為其批判道學的理論依據，而且作為一種文學新見解，即為文要從真心中自然流出，這個觀點對於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公安派散文的創作有著深遠的影響。
“非禮勿視”、“男女授受不親”是當時社會的準則，一個男子與已婚女性的交往是人倫大防。但李贄卻視名教如無物。他在麻城削髮為僧後，曾帶領僧眾到一個寡婦的臥室去化緣，他不僅僅以衲子身份與上層社會的女性來往，更收了其中一名孀婦為女弟子，來往通訊，討論佛法，甚至將這些討論編輯成《觀音問》，刊刻發行，竭力讚頌她們的才能。
他這種行徑，自然遭到了傳統士人的猛烈抨擊，當時的禮部給事郎中張問達給萬曆帝的奏摺中這樣說道：“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遊庵院，挾妓女白日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庵院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摟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縉紳士大夫亦捧咒唸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為律戒，室懸妙像，以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最終，李贄的性命就斷送在這道奏摺上了。
造成李贄這種狂狷氣質的原因有多種，但究其根本，應當是社會的變革、信仰的崩潰和陸王心學的內在要求。面對“大禮議”和“國本之爭”的紛爭，面對張居正的專權和專權後的黨爭，士人一向引以為自豪的操守在瞬間不知何去何從。陷於黨爭之中的人，要麼放棄原則與操守，要麼做一個毫無生氣的人，此時，儒家的經世濟國思想不敵仕途的風險，或作名士，或作隱士，也就成了文人放浪形骸的選擇。這種選擇，在歷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在亂世之中，當不能“兼濟天下”時，“獨善其身”就是全身之法，尋求自我價值的實現與自我氣節的操守是正直之士對朝局的不滿的表達。李贄在這種境遇下由儒入禪，正是隨緣任運，但遁跡入山後的徘徊人世，則是士行操守對他的內在要求。這種心理矛盾，也就造就了他的超越放達。
“七十老翁何所求?”是李贄離開這個人世的最後一句話。他是中國明末的一個特殊人物。作為狂禪教主，他的理論非聖非法，喝佛罵祖，按傳統道學觀念，他是徹頭徹尾的異端。在中國歷史上，不乏才高氣傲之士屈死在統治階級的樊籠中的，李贄就是這樣的一位。
李贄的悲劇，正是晚明文人的悲劇，亦是儒學發展到末期時的民族悲劇。他對於無拘無束的人生境界的追求，在那個時代，只能得到這樣一個悲劇性的結局。“七十老翁何所求?”他的理想最終結束於他自己的激情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