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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1004年2月13日—1083年)，字彥國，洛陽人，北宋名相。 慶曆二年(1042年)出使遼國，以增加歲幣為條件，拒絕割地要求;次年任樞密副使，與范仲淹等共同推行慶曆新政，條上所擬河北守禦十二策。慶曆五年(1045年)被排擠，出知鄆州、青州(今山東益都)。時河北大水，難民四處流亡。

富弼動員救災，以地為食，募數萬饑民為兵。 至和二年(1055年)與文彥博同為宰相，後因母喪罷相。宋英宗即位，召為樞密使，又因足疾解職，進封“鄭國公”。

熙寧元年(1068年)入朝，宋神宗趙頊問他如何處理邊事，富弼說：“陛下臨御未久，當佈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富弼多次出使遼國，對西夏情形也十分關注，他認識到遼國“委實強盛”，西夏“日漸壯大”，與古代夷狄大不相同，已是中原文明的勁敵。富弼利用自己對宋、遼、西夏三國關係的透徹瞭解，助宋朝撬開遼夏同盟，使宋、遼、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漸穩定下來。

熙寧二年，再度復相，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又求退，出判亳州(今安徽亳縣)。拒不執行新政青苗法，聲稱“新法，臣所不知”。後退居洛陽，仍繼續請求廢止“新法”。 元豐六年(1083年)去世，享年八十，臨終前上書神宗割地於西夏，已達到修兵息民。諡號“文忠”。

富弼少年篤於學，提筆能文，胸有大度。弼為政清廉，好善嫉惡，歷仕真、仁、英、神宗四朝，官居宰相;又性情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有禮。 仁宗時，宋、遼關係又趨緊張，遼國屯兵北境，要求遣使談判，劃地與遼。

當時北宋朝臣上下因敵情叵測，無人敢擔使者之任。面對主憂臣辱，富弼挺身而出，兩度出使遼國。在談判中，他從各方面陳述了雙方的利害關係，不卑不亢，仁而有威，致使遼興宗自知理虧，遂息兵寧事。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戰事，天下稱善。

范仲淹：“王佐才也。”

穆休：“進士不足以儘子才，當以大科名世。”

歐陽修：“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

葉清臣：“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

蘇軾：“韓 、範 、富、 歐陽 ，此四人者，人傑也。”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於列聖，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範質、趙普之徒，相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時，有若李沆、王旦、寇凖。在仁宗時，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與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葉逋：“①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時謹守資格，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綺在仁宗、英宗時謹守資格······以謹守資格為賢，名重當世，······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治稱。”“②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決矣。”

脫脫：“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建是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衰老，憸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歸有光：“韓、富二公，與範希文、歐陽永叔，一時並用，世謂之韓、範、富、歐。魏公嘉佑、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而與範、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富鄭公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議，無心於其間，而百官稱職，天下無事。史臣稱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又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與文潞公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蓋相當矣。嗚呼!士之幸而遭際太平，福德俱全者，則韓、富二公是也。”

王夫之：“夫富公固非有異志者，而觀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發視國書，以免呂夷簡之陷。則奮不顧身，以強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奸邪者，誠非富之所能與。使必相待而相讓，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決也，且從容審量而授我疑也。仰質皇天，昭對皇祖，拊省夢魂，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後世，可為則為之，可言則言之已耳。賓賓然以功為不可獨成，名為不可獨屍，期遠怨於朋友而坐失事機，為社稷臣者豈若是?國家之不幸也多矣，伊尹遷桐，萊朱不與;周公破斧，君奭弗聞。富懷不平之心，自愧於君子，而韓公何憾焉?夫韓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矣，惜乎富之未喻也。 ”

蔡東藩：“①銜命登程竟北行，國家為重死生輕。折衝樽俎談何易，恃有忠誠懾虜情。”“②以專閫之乏材，而契丹遂乘間索地，地不給而許增歲幣，亦猶二五一十之故智耳。外交以武力為後盾，僅恃口舌之爭，雖如富鄭公者，亦不能盡折虜焰，而下此更不足道矣。”

富弼(1004年2月13日—1083年)，字彥國，洛陽人，北宋名相。 慶曆二年(1042年)出使遼國，以增加歲幣為條件，拒絕割地要求;次年任樞密副使，與范仲淹等共同推行慶曆新政，條上所擬河北守禦十二策。慶曆五年(1045年)被排擠，出知鄆州、青州(今山東益都)。時河北大水，難民四處流亡。富弼動員救災，以地為食，募數萬饑民為兵。 至和二年(1055年)與文彥博同為宰相，後因母喪罷相。宋英宗即位，召為樞密使，又因足疾解職，進封“鄭國公”。熙寧元年(1068年)入朝，宋神宗趙頊問他如何處理邊事，富弼說：“陛下臨御未久，當佈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富弼多次出使遼國，對西夏情形也十分關注，他認識到遼國“委實強盛”，西夏“日漸壯大”，與古代夷狄大不相同，已是中原文明的勁敵。富弼利用自己對宋、遼、西夏三國關係的透徹瞭解，助宋朝撬開遼夏同盟，使宋、遼、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漸穩定下來。 熙寧二年，再度復相，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又求退，出判亳州(今安徽亳縣)。拒不執行新政青苗法，聲稱“新法，臣所不知”。後退居洛陽，仍繼續請求廢止“新法”。 元豐六年(1083年)去世，享年八十，臨終前上書神宗割地於西夏，已達到修兵息民。諡號“文忠”。 13.jpg 歷史如何評價北宋名相富弼 總評 富弼少年篤於學，提筆能文，胸有大度。弼為政清廉，好善嫉惡，歷仕真、仁、英、神宗四朝，官居宰相;又性情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有禮。 仁宗時，宋、遼關係又趨緊張，遼國屯兵北境，要求遣使談判，劃地與遼。當時北宋朝臣上下因敵情叵測，無人敢擔使者之任。面對主憂臣辱，富弼挺身而出，兩度出使遼國。在談判中，他從各方面陳述了雙方的利害關係，不卑不亢，仁而有威，致使遼興宗自知理虧，遂息兵寧事。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戰事，天下稱善。 歷代評價 范仲淹：“王佐才也。” 穆休：“進士不足以儘子才，當以大科名世。” 歐陽修：“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 葉清臣：“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 蘇軾：“韓 、範 、富、 歐陽 ，此四人者，人傑也。”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於列聖，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範質、趙普之徒，相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時，有若李沆、王旦、寇凖。在仁宗時，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與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葉逋：“①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時謹守資格，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綺在仁宗、英宗時謹守資格······以謹守資格為賢，名重當世，······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治稱。”“②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決矣。” 脫脫：“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建是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衰老，憸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15.jpg 歸有光：“韓、富二公，與範希文、歐陽永叔，一時並用，世謂之韓、範、富、歐。魏公嘉佑、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而與範、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富鄭公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議，無心於其間，而百官稱職，天下無事。史臣稱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又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與文潞公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蓋相當矣。嗚呼!士之幸而遭際太平，福德俱全者，則韓、富二公是也。” 王夫之：“夫富公固非有異志者，而觀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發視國書，以免呂夷簡之陷。則奮不顧身，以強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奸邪者，誠非富之所能與。使必相待而相讓，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決也，且從容審量而授我疑也。仰質皇天，昭對皇祖，拊省夢魂，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後世，可為則為之，可言則言之已耳。賓賓然以功為不可獨成，名為不可獨屍，期遠怨於朋友而坐失事機，為社稷臣者豈若是?國家之不幸也多矣，伊尹遷桐，萊朱不與;周公破斧，君奭弗聞。富懷不平之心，自愧於君子，而韓公何憾焉?夫韓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矣，惜乎富之未喻也。 ” 蔡東藩：“①銜命登程竟北行，國家為重死生輕。折衝樽俎談何易，恃有忠誠懾虜情。”“②以專閫之乏材，而契丹遂乘間索地，地不給而許增歲幣，亦猶二五一十之故智耳。外交以武力為後盾，僅恃口舌之爭，雖如富鄭公者，亦不能盡折虜焰，而下此更不足道矣。”

富弼（公元1004—1083），字彥國，是北宋朝的著名宰相，曾歷經宋 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三朝，曾經兩度為相，是有名的政治家。

富弼從小飽讀詩書，才華滿腹，為人剛直不阿，知恩圖報，可謂世間少有，後人給予其極其正面的評價。

富弼從幼時起就表現出了異於常人的聰慧，加之他勤學苦練，刻苦讀書，長大之後更是才華卓絕。當時的著名文學家范仲淹時任宰相之職，初見富弼作品，便十分欣賞，將其推薦給王曾和晏殊兩位文人看，晏殊還將自己的女兒許配於他。

後來在范仲淹的舉薦之下，參加了當時的科考，並金榜題名，入朝為官，一路官至宰相。富弼為報范仲淹知遇之恩，在范仲淹被貶時極力求情，導致龍顏大怒，最終自己也被貶，足見其知恩圖報。

富弼雖是文臣，但也有勇有謀，堅貞不屈。當時，遼國強盛，宋朝羸弱，兩國欲訂立盟約。宋朝無人敢去，唯富弼毅然前往，並不卑不亢，舌戰群儒，與遼國據理力爭，為宋朝爭取國家利益。

富弼因反對當時王安石的變法，選擇了自行引退，但仍心繫國家，為不連累族人，他在臨死前寫下一封遺奏，在死後讓其子呈給皇帝，勸柬帝王分辨忠奸，變法需從百姓實際利益出發。

總的來說，富弼於當朝功大於過，論其個人魅力，也算出類拔萃。

富弼是一個很優秀的人才，學富五車才高八斗，自幼就聰明好學，智慧超出同齡孩子，學習也很刻苦，孜孜不倦，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遨遊在知識的海洋，樂此不疲，長大後更加是出類拔萃，聰明絕頂，放眼天下無人能出其右。據說范仲淹看到富弼的文章時都為之感嘆其是專門輔助帝王的人才。 范仲淹對富弼恩惠有加，十分欣賞他的才學和能力，還將他舉薦給其他人，並多次提攜，是富弼不折不扣的伯樂，使富弼在仕途上也相當順利。

富弼是一個知恩圖報之人，范仲淹因為議論廢除皇后一事，遭到貶謫。富弼卻冒著生命危險為范仲淹求情，也同樣被貶，可見富弼是位知恩圖報的君子。 富弼是一個文臣，卻也是一個有氣魄有擔當的文臣，足智多謀，與外敵能據理力爭，維護國家尊嚴和利益。也是一個剛正不阿，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好官。他經常進諫良策，但他本人反對過王安石的變法。他在臨死前還將一份遺奏封好轉交給神宗，這樣一個至死也不忘國家不忘百姓的良臣令人敬佩。 富弼一生克己奉公，為官清廉，心繫天下黎民百姓，是歷史上不可多得的良臣。

北宋富弼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也是一名高超的極具技術含量的外交家他在任時以 國事為重 平易近人 廉潔奉公 。深得百姓厚愛。

富弼：[bì]從小就表現出常人的聰慧，長大以後更是有才華。

富弼：[bì]是個知恩圖報的人，就連范仲淹都非常欣賞富弼[bì]。

富弼：[bì]也是當時北宋最出色的談判高手，我想宰相肚裡能撐船，說的也就是像富弼[bì]這樣的人吧。

北宋明相富弼（1004年2月13----1083年），字彥國，洛陽人。

富弼，是北宋時期的著名自宰相，歷經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

曾兩度為相，是著名政治家。富弼，是一位十分出色的人，富有才華。

幼小時，就有超常人的聰慧，他勤學苦練，刻苦學習，吸取了不少知識，長大後更是才華卓絕。

著名文學家、名相范仲淹，第一眼看到富弼的作品，就感嘆：“帝王的輔佐之才！”

王曾和晏殊兩文人，觀看富弼的文章後，因欣賞他的文才和為人，晏然將女兒許配了他。

富弼，是一知恩投報之人。

因范仲淹多次把他推薦給其他人並提攜他，他對范仲淹有感恩之心。

後阿里范仲淹，因議論廢除皇后一事，遭貶謫，富弼冒著盛怒的君主，為范仲淹求情。雖沒有讓范仲淹免於責罰，但這番心意，足以證明了他的人品。

富弼，雖是一文臣，卻是一個硬漢的文臣。

宋仁宗時期，宋遼兩國訂立盟約，當時因遼國軍力強盛，而朝中又不知遼國省錢，

於是，許多大臣都害怕，並有屈辱求和的心思，不敢前往遼國，並將此事推給了富弼。

而富弼是一能臣，歐陽修等人想將他留在京都，但富弼聽聞此事後，覲見宋仁宗。

富弼說：“人主憂慮臣下恥辱，臣下不敢愛惜生命，貪生怕死”。於是願意出使遼國。

遼國的遼興宗獅子大開口，想索取土地，富弼引經據典，分析事實，拒絕了此事。

於是遼國又要求增加歲幣，如不同意，便會興兵的威脅。

富弼仍不懼任何威脅，為國爭取了利益。他的大智大勇，至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戰事，天下稱善。富弼，是一剛正不阿的好官。

他為官清正，克己奉公。曾多次拒絕皇帝的升遷和賜給他的金錢珠寶，各種獎賞也拒絕。

許多大臣疑問：“為什麼不要？”

但他表示：“這些應是賞賜之外的賞賜，是大臣不應接受的部分，如接受了，將來皇帝作出違背規矩制度的事情時，大臣們又如何勸規呢？”

富弼，是一個憂心天下的好官。

他為政清廉，好善嫉惡。因宋神宗任用王安石，進行變法，富弼因反對變法，自己選擇引退。

但他仍心憂天下，他知道活著的時候勸諫神宗，可能得不到好的結果，還會連累親友，

於是決定在自己臨死之時，親自封好一封遺奏，讓兒子敬獻給宋神宗。

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二日（1083年8月8日），富弼在洛陽家中去世，終年八十歲。宋神宗看了富弼的遺奏，感到震驚痛掉，停止了上朝三天，由宮中釋出祭奠，贈太尉稱號，諡號為“文忠”。

一個至死也不忘國家、不忘人民的大臣，是多麼的純粹，多麼的令人敬佩，他給後人留下了深深的懷念！

和韓琦、范仲淹、司馬光一樣，富弼的人品和能力沒有任何問題，這是必須要肯定的，要在這個前提下再來評價富弼這個人。早年他多次辭官，但是在其他人都不敢和契丹使節打交道的時候，富弼挺身而出，他毫不推辭。就說前面一些人提到的出使遼國的例子，他受命出使遼國的時候，一個女兒夭折，後來又有一個兒子出生，他都沒有任何表示。

現在人對富弼的爭議比較多的主要就是一點，他早年和范仲淹一起主持了慶曆新政，進行改革，只是反對勢力太大，改革沒多久就失敗了，富弼和范仲淹都從執政的位置上被外放，慶曆新政也就此夭折了。而到了晚年，王安石主持變法的時候，富弼又改變了自己原來的立場，反對變法了。

在現在的人看來，這種前後不一致是有問題的，是政治態度和政治立場出了問題。但放在當時的語境下來看，其實並非全然如此。哪怕是到了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富弼和韓琦、司馬光的態度也是一樣的，支援改革，但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甚至也包括王安石變法時期反對變法最堅決的文彥博，也是這個態度。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首先從人之常情來說，任何人在年輕的時候都會比較傾向於求變，政治上比較激進，而到了晚年，就會趨向保守，更傾向於求穩，怕變化。年輕的時候就在政治上比較激進，到了晚年還是一樣激進的，這種人是比較少。而且，從歷史上看，一旦出現這種人，多數不怎麼靠譜。

再來說慶曆新政和熙豐變法的問題。韓琦、富弼和司馬光都是堅決支援慶曆新政的，但是卻都堅決反對王安石主持的熙豐變法。為什麼呢？因為在他們看來，慶曆新政是對現有政治格局的修修補補和調整，是為了適應新的形勢，而熙豐變法是外科手術的方式，也就是大拆大建，是顛覆性的。

從政治家的角度來看，尤其是到神宗時期都已經是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的韓琦、富弼、司馬光和文彥博這些人，他們當然承認宋朝到了仁宗時期就已經出了問題，必須要改革，但這個改革應當是以穩妥、漸進的方式進行，而不是像熙豐變法一樣對舊制度進行徹底的否定，再來推出新方案。因為後者的風險比前者大的太多了，後者如果失敗，是有可能犯顛覆性的錯誤的。

改革本身是為了求生，而不是為了求死。而且，任何改革都可能出現最好的結果，也可能出現最壞的結果。改革當然都是希望事先最好的結果，但在啟動改革的時候，也必須事先考慮清楚，如果一旦出現最壞的結果，整個國家是否能夠承擔。如果不能承擔，那麼就不如先不改革，或者是先進行區域性性的、小規模的改革。

這就好比說，一個人得了重病，兩個醫生開藥，一個醫生的藥方保守，雖然不能徹底根除疾病，完全治癒，但也不至於造成太大的損傷。另一個醫生的方案比較生猛，是下猛藥，如果成功就可以徹底治癒，死而復生，但這個藥方的另一個可能是治療失敗，本來不吃藥還可以活三五個月，這個藥吃下去可能就直接死了。

慶曆新政就是前一個相對保守的方案，熙豐變法就是後一個比較激進的方案。從我們現在的角度看，當然當時的改革應該更徹底，只有徹底改革才能讓宋朝煥發新生命。但在當時的人看來，這是不一定的。

尤其是對韓琦、富弼、司馬光、文彥博這些人來說，到了神宗時期，他們都已經是元老重臣，國家無事便罷，如果真的遇到了重大危機，還是要他們這些人出來收拾局面的。所以，與其說他們是反對改革，反對變法，不如說他們是在防止改革直接走向最壞的結果。這也是神宗一邊讓王安石主持變法，一邊又讓文彥博、富弼這些人“平章軍國重事”的用意所在。

富弼（1004—1083年）字彥國，洛陽（今河南洛陽東）人。天聖八年（1030）以茂才異等科及第，歷知縣﹑籤書河陽（孟州，今河南孟縣南）節度判官廳公事﹑通判絳州（今山西新絳）﹑鄆州（今山東東平），召為開封府推官、知諫院，知制誥、樞密副使、知鄆州、青州，樞密使，進封“鄭國公”，出判亳州。富弼多次出使遼國，對西夏情形也十分關注，他認識到遼國“委實強盛”，西夏“日漸壯大”，與古代夷狄大不相同，已是中原文明的勁敵。富弼利用自己對宋、遼、西夏三國關係的透徹瞭解，助宋朝撬開遼夏同盟，使宋、遼、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漸穩定下來。元豐六年（1083年）去世，享年八十，臨終前上書神宗割地於西夏，已達到修兵息民。諡號“文忠”。

富弼少年篤於學，提筆能文，胸有大度。弼為政清廉，好善嫉惡，歷仕真、仁、英、神宗四朝，官居宰相;又性情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有禮。

仁宗時，宋、遼關係又趨緊張，遼國屯兵北境，要求遣使談判，劃地與遼。當時北宋朝臣上下因敵情叵測，無人敢擔使者之任。面對主憂臣辱，富弼挺身而出，兩度出使遼國。在談判中，他從各方面陳述了雙方的利害關係，不卑不亢，仁而有威，致使遼興宗自知理虧，遂息兵寧事。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戰事，天下稱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