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我也感到特朗普特不靠譜，慢慢認為，這個人的常態就是混亂、胡言亂語、團隊不穩，他就是這麼個人，這就是他的生存方式。而這，非常符合今天的美國。

美國經濟近來勢頭是不錯，只是遠未達到非常好的程度，更未解決諸如價值觀分裂、製造業復興無望、空心化等社會頑疾。美國仍然處於比較麻煩的狀態。

種族問題等老的社會矛盾並未更尖銳，雖然也不見得減緩。整體上，諸如種族衝突、性別歧視這樣的傳統社會問題，美國解決得還不錯的。

美國現在的尖銳矛盾，主要是新型的價值觀分裂、對現狀感到不知所措，最好的體現就是搞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爭議總統特朗普。美國社群前所未有的分裂，工程師、高科公司老闆、媒體等組成的精英階層，與中南部農場主、工業區藍領工人分歧巨大，傳媒失去了代表性，白左與保守主義激烈衝突。

美國這個狀態，不是忽然冒出來的。自里根以後，1990年代以來，美國就缺像樣的總統。布什父子是二逼，奧巴馬是傻白甜，克林頓有很好的政治悟性和執行力，又毀在女人身上。蘇聯先垮了，外部成就讓美國假歡樂了些年，內部問題並未解決。沒有像樣的總統，是結果，而非原因。

歷史上，美國曾經有過士氣如虹、民心一致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也有過內部衝突、方向分歧的時期。今天，是這個國家必經的陣痛，還是持續不振下去，尚需觀察。

（全文完）

美國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犧牲某些少數族裔利益的基礎上的。很多人不瞭解美國政治發展的歷史，以為黑人窮、懶、只知道吃福利。實際上黑人陷入極度貧窮，恰恰是因為美國二十世紀初大規模發展社會福利專案、扶助窮人的過程中，想盡辦法把黑人排除在外，只扶助白人裡的窮人，結果導致種族經濟差異大到無法挽回的地步。對這個問題，我最近剛寫了一篇書評，不久即將發表，現摘錄在下：

種族問題是貫穿整個美國政治史的根本線索之一，其影響在幾次憲政轉型中展現得尤其淋漓盡致。南北戰爭及民權運動的種族背景毋庸贅言；新政的主題是經濟與社會福利，種族因素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很容易遭到忽視。然而這種忽視，恰恰是美國主流政治敘事對自身種族主義罪惡持續遮蔽的後果。

因為反對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政策而流亡美國的義大利作家費雷羅（Leo Ferrero），1933年在美國南部調研時感慨道：“我在這裡總是因為黑人問題而和別人激烈爭吵。南部對待黑人的態度真是完全瘋狂——這裡沒有任何[白]人對黑人遭受的苦難有哪怕一丁點兒的理解。多麼貧瘠的想象力啊！幾乎沒有一個[南方白]人意識到政治自由與法律權利的重要性。每個[南方白]人都眷戀著 [對黑人的]暴政與私刑。”黑人社會學家、民權運動先驅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也在1935年寫道：“美國黑人面臨的情況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危急——1830年[廢奴主義興起時]沒有，1861年[內戰爆發時]沒有，1867年[南方重建啟動時]也沒有。黑人對最基本的正義的訴求，從沒有像今天這樣被人置若罔聞。我們中間有四分之三人被剝奪了投票權；可是沒有哪位撰文論述民主改革的作者對黑人問題說過哪怕一個字。”

這便是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種族政治的大環境，也是羅斯福新政出臺前後的時代背景。這是一個種族隔離制度在南部十七個州依法實施（並被威爾遜引入聯邦政府內部）、全國公眾對此習以為常的時代，是一個白人暴民可以肆無忌憚地對少數族裔動用“私刑（lynching，包括絞死、砍頭、火燒、鞭打、閹割等形式）”的時代，也是一個“南部陣營（the Southern bloc，亦稱Solid South）”在民主黨內以及國會中掌握著不成比例的政治權勢的時代。不理解這個時代特殊的種族背景，就無法理解羅斯福新政的許多具體措施，及其對美國種族狀況持續至今的深遠影響。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前教務長暨政治學家利伯曼（Robert Lieberman）的《挪動膚色分界線》（Shifting the Color Line: Race and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1998)），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與歷史系雙聘教授卡茨內爾森（Ira Katznelson）的《當平權行動只惠及白人時》（When Affirmative Action Was White: An Untold History of Ra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2005)），正是理解新政與種族之間關係及其後果的必讀之作。

美國政治中的所謂“南部”，並不是指地理意義上的整個美國南方，而是從東南沿海到中南部的十來個州，其具體範圍在不同時代有所變動。從1877年“南方重建”失敗，到1964年《民權法案》透過，期間的將近一百年中，內戰時“南方邦聯（Confederacy）”的十一個加盟州（南卡、密西西比、佛羅里達、阿拉巴馬、佐治亞、路易斯安那、德克薩斯、弗吉尼亞、阿肯色、田納西、北卡），以及周邊的六七個州，從州立法機構、各級地方公職到國會席位基本被民主黨把持；而這些南方民主黨人掌權後，一方面推行吉姆克羅法與種族隔離制度、採用各種手段剝奪黑人及其它少數族裔的投票權，另一方面在參選資格上刁難共和黨，逼得後者撤走這些州里的基層組織，造成事實上的一黨制。到了二十世紀初，立法強制執行種族隔離的州數量穩定在十七個，它們在聯邦政治中共同進退，結成了牢不可破的“南部陣營”；當時全國大約四分之三的黑人，都居住在這些南部州。

“南部陣營”無論從經濟上還是人口上，與其它區域相比都處於劣勢。然而憲法以及國會章程的設定，令該陣營的政治力量得到了不成比例的放大。首先，各州不論大小，在參議院中一律擁有兩個席位，這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工業化程度較高、人口較稠密的東北部及西部的政治力量。同時，參議院裡的“阻撓議事”制度，意味著只要一個陣營拉到三分之一的票數，就可以阻撓任何議案的透過，大大提高了少數派討價還價的能力；而南部陣營恰好達到這個票數，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多次利用阻撓議事制度令國會無法制定“反私刑法”。

此外同樣重要的是，國會里的各種法案，往往需要經由兩院相關領域的委員會先行草擬與推薦，才能進入實際的表決程式，而委員會的遴選及職位安排極其依賴議員的“年資”，也就是任職本院議員的時間長短；在一黨專政的南部州，國會民主黨議員一旦當選便高枕無憂，連任幾十年是家常便飯，相反，在兩黨競爭相對激烈的其它州，議員更換頻繁、年資較淺，因此國會委員會中的關鍵職位基本被來自南部陣營的議員把持，從委員會中出爐的草案也因此不得不深深打下他們的烙印。

大蕭條後，民主黨入主白宮、奪得參眾兩院多數，看似大有可為。然而此時國會內部，毋寧說是北方民主黨、南方民主黨、共和黨三足鼎立的局面，北方民主黨雖有行政部門作為後盾，國會絕大多數委員會的主席職位卻掌握在南方民主黨手中。共和黨經過老羅斯福、老拉弗雷特兩次脫黨分裂，塔夫特、柯利芝一脈的小政府主義者在黨內佔了上風，無意與羅斯福聯手推行經濟刺激和社會再分配；雄心勃勃規劃新政的北方民主黨人，除與南方民主黨議員合作外別無他途。

南部各州本來較為貧困，在大蕭條衝擊下比全國其它地區更加亟須聯邦政府的救濟，因此南方民主黨人至少在早期時是從理念上全盤支援新政的（但到了後期，由於擔心工會活動提高黑人勞動者的參政意識，因此多數南方民主黨議員轉而反對新政中對於勞資關係的立法）。儘管如此，對於南部陣營的議員們來說，防止黑人在社會經濟地位上與白人平起平坐，是和在經濟危機中化險為夷同樣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政治任務；如果南部白人獲得聯邦經濟援助的前提是讓黑人們享受同等機會的救濟與福利、甚至是打破種族隔離制度，那麼他們寧可誰都別拿到這些援助。

利用自己在民主黨內以及國會中不成比例的影響力，南部政客們雙管齊下，透過兩方面的策略來確保新政的種種措施儘可能地不惠及黑人。首先，他們在各項法律草案中強行新增各類與種族高度相關的職業和身份限制。比如在制定1935年《社會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時，南方參議員們堅持要求將農業僱工與家政僱工從社保中排除。這兩類職業在當時黑人勞動力中所佔比例超過60%，在南部黑人勞動力中更是達到75%，排除了這兩類職業，也就將絕大部分黑人家庭排除在了社保範圍之外（當然，這種做法難免“誤傷”到許多白人農民）。

另一方面，南方參議員們在起草法案時，堅持將福利專案的執行權力從聯邦手中轉移到州，並且堅決阻止在任何福利法案中加入反種族歧視的條款。儘管福利專案的經費完全來自聯邦政府，但經費一旦發放到州政府後，對個體申請者的資格審查及補助過程便由州政府或市鎮一手遮天。地方官員們沒有了來自聯邦的約束，歧視起黑人申請者來也就更加肆無忌憚。這令社保覆蓋的黑人範圍進一步縮小，全國超過65%的黑人被新法案排除在外，而這個比例在南部某些地區達到了80%以上。

1944年的《退伍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是新政期間美國最重要的立法之一，旨在為一千六百多萬退伍軍人提供失業保險、低息貸款、高等教育及職業培訓學費補貼等一系列福利。1948年的聯邦經費有15%用於安置退伍軍人；截至1955年，已有225萬退伍軍人在法案資助下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560萬退伍軍人進入技術學校接受職業培訓。這項法案令退伍軍人成功融入市民社會，並培養出規模龐大的中產階級與技術人才隊伍，對戰後美國繁榮的貢獻無法估量。

但與其它新政專案一樣，《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的制定與實施也遭到了種族主義者的劫持。由於軍人的“民族英雄”身份令南部陣營難以像對其它新政立法那樣利用種族與職業的關係動手腳，因此後者的主要目標是阻止聯邦“插手”退伍軍人的轉業扶助過程；最終，由著名種族主義者、密西西比眾議員蘭金（John Rankin）擔任主席的眾議院世界大戰立法委員會，在南部參議員以及南方各路遊說團體的配合下，推翻了總統團隊及參議院教育委員會等先後提出的幾套聯邦轉業方案，將退伍軍人扶助專案的執行權下放給了各州。這意味著在申請低收入救濟、住房貸款、商業貸款等各方面，黑人老兵再一次地需要面臨地方官員肆無忌憚的歧視與刁難；除此之外，這也意味著在《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作用最為重大的高等教育及職業培訓領域，黑人退伍士官還要遭受額外的一重打擊。

其時弗吉尼亞、田納西等十七個南方州在法律上明確規定白人與有色人種不得在同一所學校內接受教育，密西西比州的法律甚至點名指定哪所學校只能接受白人、哪所學校只能接受黑人。南部種族隔離州的黑人學校，多數是在國會1890年《第二次莫瑞爾法案》（Second Morrill Act）的壓力下才建立的：如果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州不肯建立黑人學校，就得不到聯邦撥款；但這些由各州政府不情不願建立的黑人學校，數量既少（比如1947年密西西比州超過一半的人口是黑人，但州里33所大學只有7所被允許招收黑人），經費更是捉襟見肘，導致招生人數受限（全美50%以上黑人大學的學生人數少於250名，90%以上黑人大學的學生人數少於1000名），場館、器材、圖書等各方面資源均嚴重匱乏。

由於《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的實施權被下放給了各州，因此整套高等教育種族隔離制度被全盤保留，黑人老兵就算依法拿到高等教育退伍優惠券，也要麼因為黑人大學名額實在有限而求學無門，要麼只能輾轉到未獲全美高校聯合會認證的野雞大學混文憑。理論上說，南部黑人老兵也可以拿著退伍優惠券去北部或西部求學，但在現實中，受限於資訊不足、路費高昂、以及不少外地高校本身的種族歧視（比如普林斯頓大學1942年內部調查有三分之二學生反對招收黑人）等因素，這種夢想基本沒有實現的可能。

退伍軍人職業培訓的情況與此類似。以佐治亞州為例，1946年全州246個職業培訓專案中，只有6個對黑人開放；不但如此，在退伍軍人報名參加職業培訓之前，他們還得首先找到願意為其擔保的僱主，這個要求進一步將黑人排除在培訓專案之外。在《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生效頭兩年退伍的十二萬南部黑人士兵中，只有七千人獲得了職業培訓的機會。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作為美國政治史上屈指可數的幾次憲政轉型之一，羅斯福新政透過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其它種種福利專案，將白人勞工成功納入了強有力的福利國家框架，為貧困白人（尤其是二戰以前依舊大部分處於社會底層的愛爾蘭裔、東歐裔、南歐裔白人）提供了階層上升與社會融入的渠道；但與此同時，南部陣營對新政專案的挾持，以及其餘各方在此問題上的綏靖縱容，卻將黑人群體甩到了福利國家的邊緣，進一步拉大了其與白人的社會經濟差距。三十年後的民權運動雖然終結了法律層面的種族隔離，卻因為“新政同盟”破裂，而再也無力召集起同等規模的社會經濟規劃，只能聽憑大多數黑人家庭在底層掙扎，陷入種族貧富分化的惡性迴圈。諷刺的是，當七十年代起“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專案終於開始（相比於新政對貧困白人的扶助來說根本只是杯水車薪地）對黑人施以援手時，卻被有意無意遺忘歷史者當作黑人群體“不肯努力工作只知道吃政府福利”的“證據”，進一步合理化自己的種族主義情結。

種族主義是美國政治的痼疾，種族正義是美國憲政轉型的未竟事業——這個教訓在特朗普粉墨登場、白人至上主義招搖過市的今天，愈發顯得真切而慘痛。

現在唱衰美國好像是一種時髦，且經常會出現自相矛盾的情況。一會兒說美國經濟要崩潰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不保了。可沒過幾天又說資料顯示美國的經濟好得很。尤其是前段時間出現的種族歧視主義和反種族歧視的遊行和衝突，包括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的發生後，美國要分裂了，美國要崩潰了的輿論和分析便鋪天蓋地。有那麼嚴重嗎？ 冷靜且理智的分析一下，作為一個國家，美國早晚都有衰敗的一天，這也是“盛極必衰”的規律。但在短時間內卻不會分裂，更不會崩潰。即使是衰弱，那也是相對的。是相較於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的復甦，是相較於中國經濟體量的增長及綜合國力的提升而論。我們應該清醒的看到，美國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綜合國力最強的超級大國。如果說它衰退了，那也僅限於它的霸主地位和左右和控制世界局勢的能力而言。況且這種退卻有一些主動的成分在裡頭。特朗普上臺後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等好幾個協議或計劃，為什麼會退出，難道是美國沒能力承受？難道僅僅是為了與民主黨慪氣? 它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發展國內實體經濟，保護能耗型的製造業，保障民眾就業。而且也確實做到了，資料已經說明了一切。特朗普是個商人出身，他肯定深知經濟實力才是維持國家強盛的根本，所以並不在意“世界領袖”這個虛名。至於美國出現的種族歧視等社會矛盾，不必過分解讀，也沒必要上綱上線到美國的分裂和解體。美國是個典型的移民國家，來自不同文明的人在一起，有矛盾是很正常的事情。肯定也有分配不公，貧富差距等方面的原因，但這種現象在哪個國家都有。況且美國的機制也有自我糾偏糾錯功能，肯定不會任其發展到引起美國分裂和崩潰的地步。本人一直認為，不管是什麼性質的國家，國內出現的矛盾，早暴露好於晚暴露，因為可以有針對性的及早解決，總勝過藏著掖著吧！

一方面，美國的族裔矛盾、種族問題是歷史頑疾，甚至在這個國家誕生之前，種族問題的種子就已經在這塊土地上生根了。或者說，種族問題的惡化和解決是伴著美國國家歷史的全過程的。即便1960年的民權法案在法律文字意義上實現了種族平權，但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教育、就業、福利、司法、執法等諸多方面仍舊存在著種族問題。這些問題一定會在美國經濟不理想時更加突出，也會隨著美國經濟向好而有所緩解，但絕對不會因為經濟表現好、種族問題就得到了徹底解決。

另一方面，所謂“資料顯示美國經濟的表現越來越好”，事實上只是一些指標上的轉好，比如9月份的失業率大概是4.2%，已經回到了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的確是不錯的。但連美國政府比如勞工部也承認這個數字背後其實只是低水平就業。而與經濟指標轉好的同時，美國民調持續顯示，民眾仍舊要求改善經濟與就業狀況。換言之，即便是已經實現就業的人，也極可能沒有實現金融危機之後的就業水準，比如單位收入仍舊不及金融危機之前。甚至被迫只能在低水平就業的白人甚至來需要面對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少數族裔的競爭，而在這個水平的就業市場中，其實白人的競爭力其實並不大。進而，事實上這種低水平就業甚至會一定程度上激化種族或者族裔矛盾。

誠然，當前美國經濟資料的確亮眼。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統計，2017年第二、三季度，美國經濟分別增長3.1%和3%。連續兩個月超過3%，創2014年第3的季度以來的最好表現，表露出強勁增長的跡象。但美國民眾對當前美國經濟復甦“無感”，怨氣未消、失望增多，導致社會戾氣上升，社會矛盾頻發。這種"無感"體現在：

勞動力市場向好，但民眾感受不到。2017年1月至9月，美國失業率從4.8%降至4.2%，已經創造了歷史較低水平。但2017年9月美國勞動參與率僅為63.1%，遠低於危機前67.5%的長期平均水平，說明許多民眾感到找不到合適的工作，退出了勞動力市場。此外，2017年9月美國自願離職率10.8%，而2007年這一值為10%，未有明顯改觀，這說明美國勞動力市場流動性仍較差，普通民眾輕易不敢離職，怕換丟工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美國白人失業率僅為3.7%，但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失業率分別高達7%和5.1%。就業機會不均等，也加劇了種族等問題矛盾。

股票市場繁榮，但普通民眾獲益有限。得益於美聯儲長期寬鬆的貨幣政策，以及特朗普政府推動稅改預期，2017年美國三大股指屢創新高，“財富效應”凸顯。但富人和中產階級等擁有金融資產的人群從中獲益更大，而窮人缺少金融資產，從中獲益有限，對股市繁榮沒有感覺。這也進一步加劇了社會貧富分化，易觸發民眾不滿。

對新政府充滿期待，但特朗普表現平平。特朗普當選，白人藍領群體功不可沒。雖然上臺後，特朗普推出一系列經濟政策，欲促進製造業迴流、重塑中產階級，但尚未取得實質推進。民眾期待與特朗普表現存在“溫差”。2000年，美國製造業吸納就業人口1846.9萬人，但2016年降至1234.8萬人，而特朗普上臺後的2017年9月僅為1244.7萬人，仍處歷史低點。雖然美國已有製造業迴歸的苗頭，但尚未切實影響到就業崗位的變化，普通民眾無感，對特朗普失望情緒上升。

經濟增長現強勁跡象，但長期充滿隱憂。雖然美國經濟表現不錯，但1季度經濟僅為1.2%。二季度經濟不錯是因為1季度表現不佳的反彈。三季度經濟不錯的主因是存貨投資週期的短期變化。四季度恐難持續3%以上高增長態勢。因為，當前美國經濟缺乏經濟長期增長動力，勞動、資本和技術創新均存在問題。尤其是，特朗普的稅改、基建等重要經濟政策均無實質推進，經濟長期增長的引擎未現。特朗普執政首年，兩手空空的可能性上升。因此，民眾樂觀預期下降，對自己未來生活的態度顯悲觀，不滿社會的情緒正在悄然上升。

未來，如果美國陷入IMF所說的“經濟平庸增長”，社會問題更會顯露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