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鸛雀樓王之渙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鸛雀樓，又名鸛鵲樓，據《清一統志》記載，樓的舊址在山西蒲州（今永濟縣，唐時為河中府）西南，黃河中高阜處，時有鸛雀棲其上，遂名。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述：“河中府鸛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王之渙的這首五絕是“唐人留詩”中的不朽之作。詩的前兩句“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寫的是登樓望見的景色，寫得景象壯闊，氣勢雄渾。這裡，詩人運用極其樸素、極其淺顯的語言，既高度形象又高度概括地把進入廣大視野的萬里河山，收入短短十個字中；而我們在千載之下讀到這十個字時，也如臨其地，如見其景，感到胸襟為之一開。首句寫遙望一輪落日向著樓前一望無際、連綿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視野的盡頭冉冉而沒。這是天空景、遠方景、西望景。次句寫目送流經樓前下方的黃河奔騰咆哮、滾滾南來，又在遠處折而東向，流歸大海。這是由地面望到天邊，由近望到遠，由西望到東。這兩句詩合起來，就把上下、遠近、東西的景物，全都容納進詩筆之下，使畫面顯得特別寬廣，特別遼遠。就次句詩而言，詩人身在鸛雀樓上，不可能望見黃河入海，句中寫的是詩人目送黃河遠去天邊而產生的意中景，是把當前景與意中景溶合為一的寫法。這樣寫，更增加了畫面的廣度和深度。杜甫在《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中有“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兩句，雖是論畫，也可以用來論詩。王之渙的這兩句寫景詩就做到了縮萬里於咫尺，使咫尺有萬里之勢。詩筆到此，看似已經寫盡了望中的景色，但不料詩人在後半首裡，以“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樣兩句即景生意的詩，把詩篇推引入更高的境界，向讀者展示了更大的視野。這兩句詩，既別翻新意，出人意表，又與前兩句詩承接得十分自然、十分緊密；同時，在收尾處用一“樓”字，也起了點題作用，說明這是一首登樓詩。從這後半首詩，可推知前半首寫的可能是在第二層樓所見，而詩人還想進一步窮目力所及看盡遠方景物，更登上了樓的頂層。詩句看來只是平鋪直敘地寫出了這一登樓的過程，而含意深遠，耐人探索。這裡有詩人的向上進取的精神、高瞻遠矚的胸襟，也道出了要站得高才看得遠的哲理。就全詩而言，這首詩是日僧空海在《文鏡秘府論》中所說的“景入理勢”。有人說，詩忌說理。這應當只是說，詩歌不要生硬地、枯燥地、抽象地說理，而不是在詩歌中不能揭示和宣揚哲理。象這首詩，把道理與景物、情事溶化得天衣無縫，使讀者並不覺得它在說理，而理自在其中。這是根據詩歌特點、運用形象思維來顯示生活哲理的典範。這首詩在寫法上還有一個特點：它是一首全篇用對仗的絕句。沈德潛在《唐詩別裁》中選錄這首詩時曾指出：“四語皆對，讀來不嫌其排，骨高故也。”絕句總共只有兩聯，而兩聯都用對仗，如果不是氣勢充沛，一意貫連，很容易雕琢呆板或支離破碎。這首詩，前一聯用的是正名對，所謂“正正相對”，語句極為工整，又厚重有力，就更顯示出所寫景象的雄大；後一聯用的是流水對，雖兩句相對，而沒有對仗的痕跡。詩人運用對仗的技巧也是十分成熟的。《夢溪筆談》中曾指出，唐人在鸛雀樓所留下的詩中，“惟李益、王之渙、暢當三篇，能狀其景”。李益的詩是一首七律；暢當的詩也是一首五絕，也題作《登鸛雀樓》。全詩如下：“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詩境也很壯闊，不失為一首名作，但有王之渙的這首詩在前，比較之下，終輸一籌，不得不讓王詩獨步千古。（陳邦炎）
登鸛雀樓王之渙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鸛雀樓，又名鸛鵲樓，據《清一統志》記載，樓的舊址在山西蒲州（今永濟縣，唐時為河中府）西南，黃河中高阜處，時有鸛雀棲其上，遂名。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述：“河中府鸛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王之渙的這首五絕是“唐人留詩”中的不朽之作。詩的前兩句“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寫的是登樓望見的景色，寫得景象壯闊，氣勢雄渾。這裡，詩人運用極其樸素、極其淺顯的語言，既高度形象又高度概括地把進入廣大視野的萬里河山，收入短短十個字中；而我們在千載之下讀到這十個字時，也如臨其地，如見其景，感到胸襟為之一開。首句寫遙望一輪落日向著樓前一望無際、連綿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視野的盡頭冉冉而沒。這是天空景、遠方景、西望景。次句寫目送流經樓前下方的黃河奔騰咆哮、滾滾南來，又在遠處折而東向，流歸大海。這是由地面望到天邊，由近望到遠，由西望到東。這兩句詩合起來，就把上下、遠近、東西的景物，全都容納進詩筆之下，使畫面顯得特別寬廣，特別遼遠。就次句詩而言，詩人身在鸛雀樓上，不可能望見黃河入海，句中寫的是詩人目送黃河遠去天邊而產生的意中景，是把當前景與意中景溶合為一的寫法。這樣寫，更增加了畫面的廣度和深度。杜甫在《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中有“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兩句，雖是論畫，也可以用來論詩。王之渙的這兩句寫景詩就做到了縮萬里於咫尺，使咫尺有萬里之勢。詩筆到此，看似已經寫盡了望中的景色，但不料詩人在後半首裡，以“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樣兩句即景生意的詩，把詩篇推引入更高的境界，向讀者展示了更大的視野。這兩句詩，既別翻新意，出人意表，又與前兩句詩承接得十分自然、十分緊密；同時，在收尾處用一“樓”字，也起了點題作用，說明這是一首登樓詩。從這後半首詩，可推知前半首寫的可能是在第二層樓所見，而詩人還想進一步窮目力所及看盡遠方景物，更登上了樓的頂層。詩句看來只是平鋪直敘地寫出了這一登樓的過程，而含意深遠，耐人探索。這裡有詩人的向上進取的精神、高瞻遠矚的胸襟，也道出了要站得高才看得遠的哲理。就全詩而言，這首詩是日僧空海在《文鏡秘府論》中所說的“景入理勢”。有人說，詩忌說理。這應當只是說，詩歌不要生硬地、枯燥地、抽象地說理，而不是在詩歌中不能揭示和宣揚哲理。象這首詩，把道理與景物、情事溶化得天衣無縫，使讀者並不覺得它在說理，而理自在其中。這是根據詩歌特點、運用形象思維來顯示生活哲理的典範。這首詩在寫法上還有一個特點：它是一首全篇用對仗的絕句。沈德潛在《唐詩別裁》中選錄這首詩時曾指出：“四語皆對，讀來不嫌其排，骨高故也。”絕句總共只有兩聯，而兩聯都用對仗，如果不是氣勢充沛，一意貫連，很容易雕琢呆板或支離破碎。這首詩，前一聯用的是正名對，所謂“正正相對”，語句極為工整，又厚重有力，就更顯示出所寫景象的雄大；後一聯用的是流水對，雖兩句相對，而沒有對仗的痕跡。詩人運用對仗的技巧也是十分成熟的。《夢溪筆談》中曾指出，唐人在鸛雀樓所留下的詩中，“惟李益、王之渙、暢當三篇，能狀其景”。李益的詩是一首七律；暢當的詩也是一首五絕，也題作《登鸛雀樓》。全詩如下：“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詩境也很壯闊，不失為一首名作，但有王之渙的這首詩在前，比較之下，終輸一籌，不得不讓王詩獨步千古。（陳邦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