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宮廷文人和律詩及對唐詩的貢獻
唐初統治者對文藝採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以李世民本人為代表，他雖然也主張文學為政教所用，對前代帝王如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等雖有文才卻不懂得管理國家大為不滿，但作為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卻懂得文藝同政治並無直接因果關係，他也不相信所謂“亡國之音”的陳詞濫調。而且，李世民在文藝方面也有相當的造詣，能夠從藝術上欣賞文學。他親自撰寫的《晉書·陸機傳論》，就大力稱讚陸機“文藻宏麗”的創作。這雖不能直接引起文學的興盛，至少也是為之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唐初的幾代君主，不僅太宗如其自稱喜“以萬機之暇，遊息藝文”（《帝京篇·序》），高宗、武后、中宗等，也都如此。為了炫耀大唐帝國的治世氣象，他們又廣引天下文士，編纂類書，賦詩唱酬。由此在唐初先後出現了幾個宮廷文人集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詩人，有太宗朝的虞世南、許敬宗，高宗朝的上官儀，武后時的“文章四友”（李嶠、杜審言、蘇味道、崔融），中宗時的宋之問、沈佺期等。這些宮廷文人，或位居顯貴，或為帝王所獎掖，每有所倡，天下靡然成風。他們的大量創作，內容也不外歌功頌德、宮苑遊宴，既無須亦難以深入抒發情思。與南朝及隋代宮廷詩相比，可以說稍歸於“雅正”，但也因為這種“雅正”而更顯得蒼白無力。其意義主要在於維持了一種藝術風氣。但在他們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卻有時透露了詩歌沿革的訊息；其中有的詩人，還對詩歌體制的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初唐的宮廷詩人在藝術上所追求的是繁縟綺錯的裝飾風格。這種裝飾性的重點，起初是對偶的修辭技巧，爾後又增之以調聲的技術，並且最終把對偶技巧和聲韻技術結合起來，從而在形式上推進了律詩的完善和定型。早在齊梁時期，詩壇上便已出現對偶說和聲病說，但前者失之粗略，後者又失之瑣細，且兩者各不相侔。至北朝後期和陳隋詩人，五言詩的律化更進了一步，有少數詩篇已經符合唐人定型格律的規定，但在理論上沒有提出新的總結，有些問題（如粘附規則）還沒有完全解決。七言詩的律化，更處於幼稚階段。唐初的上宮儀提出“六對”、“八對”之說，在劉勰提出的“事對”、“言對”、“正對”、“反對”之外，又增之以“雙聲對”、“疊韻對”、“扇對”等，把原來僅限於詞義的對偶又擴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對偶。稍後的元兢，不僅提出了字形和詞義的對偶，而且提出了調聲三術，表現出將聲律與對偶緊密結合的新努力。從武后至中宗神龍、景龍年間，在當時的一批宮廷詩人筆下已大量湧現平仄協調、又合乎粘附規則的全篇合律的詩篇，標誌著五、七言律詩的完全成熟。可以說，在律詩形式的完成過程中，宮廷文士起了規範化和統領風氣的作用。其中，尤以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三人的成績最為顯著。
杜審言（約645—708）字必簡，今存的詩主要系五言律詩，也有少數七律。他的詩，句律精嚴而筆力雄健，無論是五律還是七律均完全合律，無一失粘者。他在武后天授初所作的五言排律《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長達四十韻，完全合粘，可見他對律詩這種新體制駕輕就熟的功夫，所以深為時人所重。杜甫曾稱引李邕對審言的評價：“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八哀詩》）意即指此。明人許學夷稱其為“律詩正宗”（《詩源辯體》）。他在江陰任職時所寫的《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一詩，曾被明代的胡應麟譽為“初唐五言律第一”（《詩藪》）：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詩以大地回春的絢麗風光反襯遊宦者有家難歸的悲哀，用聲色俱現的外景點醒時不我與的苦澀情思。“偏驚”、“忽聞”兩句，頓挫有力；“雲霞”、“梅柳”一聯，感覺何其明快。從詩情來說，在當時也算是較為充實的了。
與杜審言同稱為“文章四友”的，還有李嶠、蘇味道、崔融，他們均在武后朝任過鳳閣舍人。李、蘇曾為執宰大臣，位顯名高，所寫的多為奉詔應景之作，李嶠並有詠物詩百餘首，均了無情致。但在詩律上他們卻是高手，在當時頻繁的應制活動中，他們的詩合律率最高，宜為“一時學者取法”（《新唐書·李嶠傳》）。
宋之問（約656—約713）、沈佺期（約656—713），主要活動在武后和中宗兩朝，尤其在中宗神龍、景龍年間，他們均以修文館學士的身份頻頻出入於宮廷文會，堪稱詞臣班首、文場勍敵，時人號為“沈宋”。據《唐詩紀事》載：“武后游龍門，命群官賦詩，先成者賜以錦袍。左史東方虯詩成，拜賜坐，未安，之問詩後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袍衣之。”同書又載：“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進，唯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蓋詞氣已竭；宋詩……猶涉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由此可以看出他們在宮廷文人集團中的地位。
沈宋的主要貢獻，在於完成律詩的體制和擴大律詩的影響。他們傾大力於律體的寫作，以自己的創作實踐總結了五七言近體的形式規範。一方面，他們完全避免了五律中的拗澀之病，另一方面，他們又進一步推進了七言歌行體律化的過程，截長挈短，使之趨於凝鍊和完整，脫胎為較為嚴格的七律。沈佺期早在武后時期，便已寫出全無失粘現象的七律，他的為數甚多的七律，在合乎規範方面堪稱宮廷諸詩人之首。
由他們所倡導的“沈宋體”，實際上就是“華藻整慄”（王世貞《藝苑卮言》評沈、宋語）的五七言律詩。元稹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中說：“沈、宋之流，研煉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這是“律詩”之名首見於文獻。可見是先有沈宋合軌表率在前，爾後律詩一體才為人們所公認，從而確立其在詩壇的地位的。自齊永明以來兩百多年，中國古典詩歌的格律化過程終於完成。
沈、宋以後，律詩的規範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神龍以還，卓然成調”（《詩藪》），當時應制諸題已大多合律，風氣之盛，並已越出宮廷圈子之外了。
當沈、宋把生活實感注入到這種律體詩中去時，他們也寫出了一些頗為精警動人的篇什。五律如宋之問的《題大庾嶺北驛》：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
又如沈佺期的《雜詩》其三：
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裡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為取龍城。
宋詩抒發貶謫之悲苦，借風物以寄興，以虛擬的望梅之舉將歸思委婉寫出，唱嘆有情；沈詩雖是傳統題材，卻也寫得真切動人，中二聯以時空交錯的手法，把相思雙方疊影在一起，於對偶整煉中又見飛動之致。
沈、宋的七律，雖尚不能同後世大家之作媲美，但這種規整的形式，在他們手中已是揮灑自如，不覺有何束縛，說明他們對律體的運用，已到了相當純熟的程度。茲舉沈佺期《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一詩為例：
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雁幾群。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
初唐宮廷詩人雖然在詩歌形式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建樹，也偶有情致動人的佳作，但其總體面貌，卻是在華美的形式中呈現出情調上的蒼白平庸，這是宮廷文學很難避免的。使詩歌擺脫宮廷的羈縻，面向更廣闊的時代生活，煥發新的蓬勃生機，這個任務，不能不主要落到了那些來自草野閭里的作家身上。
初唐宮廷文人和律詩及對唐詩的貢獻
唐初統治者對文藝採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以李世民本人為代表，他雖然也主張文學為政教所用，對前代帝王如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等雖有文才卻不懂得管理國家大為不滿，但作為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卻懂得文藝同政治並無直接因果關係，他也不相信所謂“亡國之音”的陳詞濫調。而且，李世民在文藝方面也有相當的造詣，能夠從藝術上欣賞文學。他親自撰寫的《晉書·陸機傳論》，就大力稱讚陸機“文藻宏麗”的創作。這雖不能直接引起文學的興盛，至少也是為之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唐初的幾代君主，不僅太宗如其自稱喜“以萬機之暇，遊息藝文”（《帝京篇·序》），高宗、武后、中宗等，也都如此。為了炫耀大唐帝國的治世氣象，他們又廣引天下文士，編纂類書，賦詩唱酬。由此在唐初先後出現了幾個宮廷文人集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詩人，有太宗朝的虞世南、許敬宗，高宗朝的上官儀，武后時的“文章四友”（李嶠、杜審言、蘇味道、崔融），中宗時的宋之問、沈佺期等。這些宮廷文人，或位居顯貴，或為帝王所獎掖，每有所倡，天下靡然成風。他們的大量創作，內容也不外歌功頌德、宮苑遊宴，既無須亦難以深入抒發情思。與南朝及隋代宮廷詩相比，可以說稍歸於“雅正”，但也因為這種“雅正”而更顯得蒼白無力。其意義主要在於維持了一種藝術風氣。但在他們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卻有時透露了詩歌沿革的訊息；其中有的詩人，還對詩歌體制的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初唐的宮廷詩人在藝術上所追求的是繁縟綺錯的裝飾風格。這種裝飾性的重點，起初是對偶的修辭技巧，爾後又增之以調聲的技術，並且最終把對偶技巧和聲韻技術結合起來，從而在形式上推進了律詩的完善和定型。早在齊梁時期，詩壇上便已出現對偶說和聲病說，但前者失之粗略，後者又失之瑣細，且兩者各不相侔。至北朝後期和陳隋詩人，五言詩的律化更進了一步，有少數詩篇已經符合唐人定型格律的規定，但在理論上沒有提出新的總結，有些問題（如粘附規則）還沒有完全解決。七言詩的律化，更處於幼稚階段。唐初的上宮儀提出“六對”、“八對”之說，在劉勰提出的“事對”、“言對”、“正對”、“反對”之外，又增之以“雙聲對”、“疊韻對”、“扇對”等，把原來僅限於詞義的對偶又擴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對偶。稍後的元兢，不僅提出了字形和詞義的對偶，而且提出了調聲三術，表現出將聲律與對偶緊密結合的新努力。從武后至中宗神龍、景龍年間，在當時的一批宮廷詩人筆下已大量湧現平仄協調、又合乎粘附規則的全篇合律的詩篇，標誌著五、七言律詩的完全成熟。可以說，在律詩形式的完成過程中，宮廷文士起了規範化和統領風氣的作用。其中，尤以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三人的成績最為顯著。
杜審言（約645—708）字必簡，今存的詩主要系五言律詩，也有少數七律。他的詩，句律精嚴而筆力雄健，無論是五律還是七律均完全合律，無一失粘者。他在武后天授初所作的五言排律《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長達四十韻，完全合粘，可見他對律詩這種新體制駕輕就熟的功夫，所以深為時人所重。杜甫曾稱引李邕對審言的評價：“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八哀詩》）意即指此。明人許學夷稱其為“律詩正宗”（《詩源辯體》）。他在江陰任職時所寫的《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一詩，曾被明代的胡應麟譽為“初唐五言律第一”（《詩藪》）：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詩以大地回春的絢麗風光反襯遊宦者有家難歸的悲哀，用聲色俱現的外景點醒時不我與的苦澀情思。“偏驚”、“忽聞”兩句，頓挫有力；“雲霞”、“梅柳”一聯，感覺何其明快。從詩情來說，在當時也算是較為充實的了。
與杜審言同稱為“文章四友”的，還有李嶠、蘇味道、崔融，他們均在武后朝任過鳳閣舍人。李、蘇曾為執宰大臣，位顯名高，所寫的多為奉詔應景之作，李嶠並有詠物詩百餘首，均了無情致。但在詩律上他們卻是高手，在當時頻繁的應制活動中，他們的詩合律率最高，宜為“一時學者取法”（《新唐書·李嶠傳》）。
宋之問（約656—約713）、沈佺期（約656—713），主要活動在武后和中宗兩朝，尤其在中宗神龍、景龍年間，他們均以修文館學士的身份頻頻出入於宮廷文會，堪稱詞臣班首、文場勍敵，時人號為“沈宋”。據《唐詩紀事》載：“武后游龍門，命群官賦詩，先成者賜以錦袍。左史東方虯詩成，拜賜坐，未安，之問詩後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袍衣之。”同書又載：“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進，唯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蓋詞氣已竭；宋詩……猶涉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由此可以看出他們在宮廷文人集團中的地位。
沈宋的主要貢獻，在於完成律詩的體制和擴大律詩的影響。他們傾大力於律體的寫作，以自己的創作實踐總結了五七言近體的形式規範。一方面，他們完全避免了五律中的拗澀之病，另一方面，他們又進一步推進了七言歌行體律化的過程，截長挈短，使之趨於凝鍊和完整，脫胎為較為嚴格的七律。沈佺期早在武后時期，便已寫出全無失粘現象的七律，他的為數甚多的七律，在合乎規範方面堪稱宮廷諸詩人之首。
由他們所倡導的“沈宋體”，實際上就是“華藻整慄”（王世貞《藝苑卮言》評沈、宋語）的五七言律詩。元稹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中說：“沈、宋之流，研煉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這是“律詩”之名首見於文獻。可見是先有沈宋合軌表率在前，爾後律詩一體才為人們所公認，從而確立其在詩壇的地位的。自齊永明以來兩百多年，中國古典詩歌的格律化過程終於完成。
沈、宋以後，律詩的規範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神龍以還，卓然成調”（《詩藪》），當時應制諸題已大多合律，風氣之盛，並已越出宮廷圈子之外了。
當沈、宋把生活實感注入到這種律體詩中去時，他們也寫出了一些頗為精警動人的篇什。五律如宋之問的《題大庾嶺北驛》：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
又如沈佺期的《雜詩》其三：
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裡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為取龍城。
宋詩抒發貶謫之悲苦，借風物以寄興，以虛擬的望梅之舉將歸思委婉寫出，唱嘆有情；沈詩雖是傳統題材，卻也寫得真切動人，中二聯以時空交錯的手法，把相思雙方疊影在一起，於對偶整煉中又見飛動之致。
沈、宋的七律，雖尚不能同後世大家之作媲美，但這種規整的形式，在他們手中已是揮灑自如，不覺有何束縛，說明他們對律體的運用，已到了相當純熟的程度。茲舉沈佺期《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一詩為例：
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雁幾群。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
初唐宮廷詩人雖然在詩歌形式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建樹，也偶有情致動人的佳作，但其總體面貌，卻是在華美的形式中呈現出情調上的蒼白平庸，這是宮廷文學很難避免的。使詩歌擺脫宮廷的羈縻，面向更廣闊的時代生活，煥發新的蓬勃生機，這個任務，不能不主要落到了那些來自草野閭里的作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