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自古至今究是一位痴痴的文藝青年。姑不論舊法家之言，幾千年來，不計其數的中國思想家、文學家、詩人，甚至普普通通的文人，總糾結著一件事情，以至於食不甘味。這事是「世俗」與「高雅」的樸素辯證關係。而真正講透「俗」「雅」兩者之恩怨情仇的學者，卻屈指可數。
何謂“恩怨情仇”？此便是“爭融”。“怨”與“仇”，是俗雅之“爭”，是對立、矛盾、分裂；“恩”與“情”，是俗雅之“融”，是統一、交流、融合。古今論及“俗雅”的風流之辭，絞盡腦汁要闡明的不過是“俗”與“雅”兩者的對立統一規律。
（一）對立
雅便是不庸俗。俗便是不高雅。
俗雅之間的對立分裂，有可論之處。
首先，是語言表達上「俗」「雅」之分裂。元明之前的出土文書，無論正史、聖旨、盟書等正式文體，還是雜史、野史、志怪等非正式典籍，大部分頑固地追求文辭之「雅」，拒絕粗俗用語，甚至拒絕所有通俗用語。這般，問題便出現了——歷史學家與語言學家根本就不知道古代有什麼粗口，粗俗語言研究遇到重大障礙。直至今日，我們方才從隻言片語中探出一絲痕跡——如《戰國策·趙策》中趙威王口中之“婢也（你媽是丫頭生的）”，與《世說新語》中之“非人哉（不是人啊）”。但是，此類言辭於當時到底算不算粗口，又是另一回事。西方文壇便不一樣，譬若《莎士比亞喜劇集》便有不計其數的「俗」之言辭，翻譯為中文便是——他*的、你*的……中國文學，太喜歡自視清高，喜歡追求辭藻之「雅」；而當時中國境內的市井之地，想必一定有粗口出現。畢竟，連《戰國策》中趙威王都公然侮辱他人，市井小民不可能不“爆粗”。但是，從古至今，相當一部分文人們在自己的文章裡，皆追求「雅」之言辭，鄙視「俗」之字句；而市井的汙穢之徒，皆好講「俗」之字句，不知如何「雅」起來。此便是中國古代文人與市井之人，兩者之間語言的「俗雅」分裂。
儒家思想中「雅俗」頗顯苛刻與古板——合乎正統、合乎禮節、合乎社會支援的倫理觀便是「雅」，反之則「俗」。
譬若《詩·大雅·文王》雲：「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第一，此詩稱頌周文王之德才，完全符合儒家“贊先王”的傳統；第二，此詩政治正確，無詆譭之言論；第三，此詩宣揚賢君高高在上的政治價值觀，與儒家思想體系中的封建帝王追崇制度相似。合乎正統、合乎禮節、合乎社會倫理觀念，為何不是「雅」？因此，孔丘稱《文王》為“雅詩”。而沒有稱頌先王的百姓的詩歌（譬如講青澀之情的《關雎》），只因不合乎正統，憾未被冠以「雅」的名譽，而是歸於「俗」之中。
你看，儒家也竭力準確地定義「雅」與「俗」，並將兩者分開，使之變為相互對立的兩個世界。
先秦之舊道家，思想固有其精絕之所在：汙穢而無知之「俗人」，是無法理解與支援「雅人」的，所謂“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故無知者以為，尤其是道家之學士，極喜將「俗」「雅」強行區分開來，讓兩者變成針鋒相對的兩批禁軍。
《逍遙遊》雲：「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細觀此文，“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下之意是，翱翔天際之鯤鵬，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的。這段慷慨激昂的文字，顯然將“蜩與學鳩”定為“世俗之徒”“無知之人”的代名詞，以此與“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的鯤鵬（壯志凌雲之豪士的代名詞）作比較。莊周對世俗的憤恨與蔑視到達了一種無可攀及的高度，於此發出了“之二蟲又何知”之感慨，彷彿是在譴責世俗之人，譴責那些不理解心懷蒼雲之雄士的鄙陋小人。
我以為，「實雅」決非形式上的「偽雅」。「偽雅」是心有貪慾雜念，而又喝酒吟詩作賦繪畫——這便是古時並無大才大德的小文人，顯弄才姿、佯裝風雅的現狀；「實雅」是心靈上的高潔傲岸，是靈魂的有趣不庸俗——所以「雅人」不一定真的須精通琴棋書畫，成天嵇康般的生活，只要心靈符合「雅」便是。從這樣的角度上講，鯤鵬這一藝術形象，因為高潔孤傲不庸俗，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也稱得上「雅」，且是極富陽剛之氣的「雅」。
而“蜩與學鳩”，憾是「俗」之人也。
因此，莊周大致是講，「俗」無法理解「雅」，「穢」無法認同「潔」，胸襟狹隘之徒無法相信壯志雄心的過人之處。不知者看《逍遙遊》，以為莊周將俗雅分作兩邊，而以此歌頌“雅”，貶低“俗”。
直至五代以後，文人們說自己性情高雅、脫俗傲岸。《芙蓉樓送辛漸》曰：“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石灰吟》曰：“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愛蓮說》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讀書人稱讚高雅的志趣，且極力貶低並遠離世俗生活。「雅」，憑什麼？憑一身“我就是雅，他們就是俗”的傲氣，憑貞潔的操守，憑將「雅」與「俗」分開的勇氣。這種勇氣，是可嘉的，然而極易引起誤解。很多人因此以為，「俗」「雅」一定是分裂的兩個世界。
但是，「雅」「俗」真的就是無共同點、相互抗爭、相互對立的兩個矛盾世界嗎？
（二）統一
《小窗幽記·集倩第十二》雲：“高士豈盡無染？蓮為君子，亦自出於汙泥；丈夫但論操持，竹作正人，何妨犯以霜雪？”陳繼儒心中之“高士”，不僅有蓮與竹一般高潔傲岸、不羈塵俗之氣概與情操，還須有不懼世俗之侵的包容與淡然。
想必古今高潔的文人墨客，受世俗之染者，不計其數。不過，“受世俗之侵者”有二類：一是飽受世俗之害，自己亦然因此沾染世俗之習，是為淨水遇汙泥而自成濁水也；二是備受世俗之侵，自己“出淤泥而不染”，不被外界影響而仍持高雅之情操。論前者，世俗與高雅產生衝突，而高雅因意志不堅所以敗下陣來，因此這人成了世俗之人（淨水遇汙泥而自成濁水）；論後者，世俗與高雅產生矛盾，而此人堅定地秉持高雅之習，所以世俗雖侵襲了他的生活，試圖令他亦成世俗之徒，但他雅性不泯，因此變得更高雅。
後者恰詮釋了「融壹」之定義：當世俗之徒侵害高雅之士時，「俗」與「雅」產生衝突與矛盾，但只因高雅之士意志堅定、不變「雅」性，經歷這次磨鍊，自己變得更「雅」。這便是本來衝突的「俗」與「雅」產生基於辯證法意義而又超越馬克思辯證法的統一融合，最終，「俗」不僅與「雅」共站一方、並肩作戰，而且令「雅」變得更「雅」。
為何？
舉例而言。北宋之際，堆砌辭藻、怪異枯瘦、虛有其表之宮廷文體“太學體”風靡文壇，成為數萬考生的“答題公式”。歐陽修於當時主持貢生的科舉考試，果不其然，絕大部分考生使用太學體。歐陽修對太學體深惡痛絕，《宋史》說“知嘉佑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是的，歐陽修冒著被罷官的危險，淘汰了所有運用太學體的隨波逐流之徒，而只提拔了文風樸素大方的蘇軾、曾鞏等文人。
又果不其然，世俗之汙泥潑向歐陽修。數千萬進京趕考的太學體追崇者，寒窗苦修太學之術已有十餘年，今朝竟然被全盤否定！於是，歐陽修一旦御馬出門，書生們便聚集於他的馬前，以粗言穢語痛罵他。場面之亂，連巡邏隊伍都不能控制住——《宋史·歐陽修傳》曰：“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噪於馬首，街邏不能制。”
世俗之惡，無過於嫉恨與侮辱。而歐陽修今日飽受嫉恨與侮辱，也就是說，備受“世俗之侵”。然而，他是否屈服於世俗，是否為了書生們不再罵他、為了子虛烏有的醜聞不再亂傳，而近乎妥協地自認卑鄙？沒有。歐陽修不僅沒有被這群“罵街書生”嚇倒，沒有沾染他們惡上之惡的嫉恨他人之穢習，反倒更為堅定——名落孫山的考生們威逼他認慫，他不認，反更為篤定地站在反太學體的立場上。歐陽修誓要為新體爭得一片天地：在自己備受爭議的漫長歲月裡，他奮筆疾書，著成千百文章。他要做堅守自己立場、思想、意志、信念的，不羈塵俗的「雅士」。他要以自己高雅的志趣，忽視一切風言風語，成為最真實的人。於是，在蘇東坡的眼中，歐陽修的氣質變得更加「高雅」。歐陽修這次的「雅」，不再只是情趣的豐富與不庸俗，不再只是琴、棋、書、畫、詩、詞、歌、賦，而又摻入一層嶄新而重要的東西——這樣東西叫情操，矯情一點說叫為人之操守。
歐陽修作為一位清白高雅的考官，其不被外界影響之品質影響了世人。北宋之時，世俗之汙泥可以渾濁到這種程度：歐陽修主持貢舉之前，其所著《望江南》描寫少女之美，那些炒熱度的新聞傳播者，竟用此作證據，誣陷歐陽修猥褻外甥女。歐陽修主持貢舉之後，連書生亦加入了霸陵歐陽修的龐大行動。歐陽修怎麼著？他不顧滿城人的冷眼，胸中仍懷改變文壇之志，便揮毫落紙，作千百詩詞歌賦，閒暇之時便繪畫奏樂。幾年之後，書生們漸漸被歐陽修及其支持者的高雅，甚至高潔，所影響、震撼，最終放棄無病呻吟的太學體。《宋史·歐陽修列傳》雲：“然場屋之習，於是遂變。”寥寥九字，道出歐陽修的才學與情操對北宋文學界的深遠影響。
你看，歐陽修心靈的「高雅」，與外界的「俗汙」發生衝突，但他毫不因此沾染世俗之習，反而更「高雅」。表面上看，這裡的「雅」與「俗」相互抗爭、相互對立、相互分裂的兩方；實際上說，「俗雅」是站在一起的——「雅」已經沒有能力離開「俗」，亦然不需要離開「俗」，因為正是「俗」的侵擾，讓「雅」的意志更為堅定，讓「雅士」磨鍊出“不被世俗侵害，不被世俗影響，不變世俗束縛”的精神，正因此次磨鍊，令情趣上的「雅」變作精神上的「雅」。所以，俗雅是分裂而又統一的，「俗」會侵略「雅」，也會成就且昇華「雅」；「雅」會抵禦「俗」，也會依賴且感激「俗」。
中國哲學，自古至今究是一位痴痴的文藝青年。姑不論舊法家之言，幾千年來，不計其數的中國思想家、文學家、詩人，甚至普普通通的文人，總糾結著一件事情，以至於食不甘味。這事是「世俗」與「高雅」的樸素辯證關係。而真正講透「俗」「雅」兩者之恩怨情仇的學者，卻屈指可數。
何謂“恩怨情仇”？此便是“爭融”。“怨”與“仇”，是俗雅之“爭”，是對立、矛盾、分裂；“恩”與“情”，是俗雅之“融”，是統一、交流、融合。古今論及“俗雅”的風流之辭，絞盡腦汁要闡明的不過是“俗”與“雅”兩者的對立統一規律。
（一）對立
雅便是不庸俗。俗便是不高雅。
俗雅之間的對立分裂，有可論之處。
首先，是語言表達上「俗」「雅」之分裂。元明之前的出土文書，無論正史、聖旨、盟書等正式文體，還是雜史、野史、志怪等非正式典籍，大部分頑固地追求文辭之「雅」，拒絕粗俗用語，甚至拒絕所有通俗用語。這般，問題便出現了——歷史學家與語言學家根本就不知道古代有什麼粗口，粗俗語言研究遇到重大障礙。直至今日，我們方才從隻言片語中探出一絲痕跡——如《戰國策·趙策》中趙威王口中之“婢也（你媽是丫頭生的）”，與《世說新語》中之“非人哉（不是人啊）”。但是，此類言辭於當時到底算不算粗口，又是另一回事。西方文壇便不一樣，譬若《莎士比亞喜劇集》便有不計其數的「俗」之言辭，翻譯為中文便是——他*的、你*的……中國文學，太喜歡自視清高，喜歡追求辭藻之「雅」；而當時中國境內的市井之地，想必一定有粗口出現。畢竟，連《戰國策》中趙威王都公然侮辱他人，市井小民不可能不“爆粗”。但是，從古至今，相當一部分文人們在自己的文章裡，皆追求「雅」之言辭，鄙視「俗」之字句；而市井的汙穢之徒，皆好講「俗」之字句，不知如何「雅」起來。此便是中國古代文人與市井之人，兩者之間語言的「俗雅」分裂。
儒家思想中「雅俗」頗顯苛刻與古板——合乎正統、合乎禮節、合乎社會支援的倫理觀便是「雅」，反之則「俗」。
譬若《詩·大雅·文王》雲：「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第一，此詩稱頌周文王之德才，完全符合儒家“贊先王”的傳統；第二，此詩政治正確，無詆譭之言論；第三，此詩宣揚賢君高高在上的政治價值觀，與儒家思想體系中的封建帝王追崇制度相似。合乎正統、合乎禮節、合乎社會倫理觀念，為何不是「雅」？因此，孔丘稱《文王》為“雅詩”。而沒有稱頌先王的百姓的詩歌（譬如講青澀之情的《關雎》），只因不合乎正統，憾未被冠以「雅」的名譽，而是歸於「俗」之中。
你看，儒家也竭力準確地定義「雅」與「俗」，並將兩者分開，使之變為相互對立的兩個世界。
先秦之舊道家，思想固有其精絕之所在：汙穢而無知之「俗人」，是無法理解與支援「雅人」的，所謂“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故無知者以為，尤其是道家之學士，極喜將「俗」「雅」強行區分開來，讓兩者變成針鋒相對的兩批禁軍。
《逍遙遊》雲：「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細觀此文，“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下之意是，翱翔天際之鯤鵬，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的。這段慷慨激昂的文字，顯然將“蜩與學鳩”定為“世俗之徒”“無知之人”的代名詞，以此與“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的鯤鵬（壯志凌雲之豪士的代名詞）作比較。莊周對世俗的憤恨與蔑視到達了一種無可攀及的高度，於此發出了“之二蟲又何知”之感慨，彷彿是在譴責世俗之人，譴責那些不理解心懷蒼雲之雄士的鄙陋小人。
我以為，「實雅」決非形式上的「偽雅」。「偽雅」是心有貪慾雜念，而又喝酒吟詩作賦繪畫——這便是古時並無大才大德的小文人，顯弄才姿、佯裝風雅的現狀；「實雅」是心靈上的高潔傲岸，是靈魂的有趣不庸俗——所以「雅人」不一定真的須精通琴棋書畫，成天嵇康般的生活，只要心靈符合「雅」便是。從這樣的角度上講，鯤鵬這一藝術形象，因為高潔孤傲不庸俗，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也稱得上「雅」，且是極富陽剛之氣的「雅」。
而“蜩與學鳩”，憾是「俗」之人也。
因此，莊周大致是講，「俗」無法理解「雅」，「穢」無法認同「潔」，胸襟狹隘之徒無法相信壯志雄心的過人之處。不知者看《逍遙遊》，以為莊周將俗雅分作兩邊，而以此歌頌“雅”，貶低“俗”。
直至五代以後，文人們說自己性情高雅、脫俗傲岸。《芙蓉樓送辛漸》曰：“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石灰吟》曰：“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愛蓮說》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讀書人稱讚高雅的志趣，且極力貶低並遠離世俗生活。「雅」，憑什麼？憑一身“我就是雅，他們就是俗”的傲氣，憑貞潔的操守，憑將「雅」與「俗」分開的勇氣。這種勇氣，是可嘉的，然而極易引起誤解。很多人因此以為，「俗」「雅」一定是分裂的兩個世界。
但是，「雅」「俗」真的就是無共同點、相互抗爭、相互對立的兩個矛盾世界嗎？
（二）統一
《小窗幽記·集倩第十二》雲：“高士豈盡無染？蓮為君子，亦自出於汙泥；丈夫但論操持，竹作正人，何妨犯以霜雪？”陳繼儒心中之“高士”，不僅有蓮與竹一般高潔傲岸、不羈塵俗之氣概與情操，還須有不懼世俗之侵的包容與淡然。
想必古今高潔的文人墨客，受世俗之染者，不計其數。不過，“受世俗之侵者”有二類：一是飽受世俗之害，自己亦然因此沾染世俗之習，是為淨水遇汙泥而自成濁水也；二是備受世俗之侵，自己“出淤泥而不染”，不被外界影響而仍持高雅之情操。論前者，世俗與高雅產生衝突，而高雅因意志不堅所以敗下陣來，因此這人成了世俗之人（淨水遇汙泥而自成濁水）；論後者，世俗與高雅產生矛盾，而此人堅定地秉持高雅之習，所以世俗雖侵襲了他的生活，試圖令他亦成世俗之徒，但他雅性不泯，因此變得更高雅。
後者恰詮釋了「融壹」之定義：當世俗之徒侵害高雅之士時，「俗」與「雅」產生衝突與矛盾，但只因高雅之士意志堅定、不變「雅」性，經歷這次磨鍊，自己變得更「雅」。這便是本來衝突的「俗」與「雅」產生基於辯證法意義而又超越馬克思辯證法的統一融合，最終，「俗」不僅與「雅」共站一方、並肩作戰，而且令「雅」變得更「雅」。
為何？
舉例而言。北宋之際，堆砌辭藻、怪異枯瘦、虛有其表之宮廷文體“太學體”風靡文壇，成為數萬考生的“答題公式”。歐陽修於當時主持貢生的科舉考試，果不其然，絕大部分考生使用太學體。歐陽修對太學體深惡痛絕，《宋史》說“知嘉佑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是的，歐陽修冒著被罷官的危險，淘汰了所有運用太學體的隨波逐流之徒，而只提拔了文風樸素大方的蘇軾、曾鞏等文人。
又果不其然，世俗之汙泥潑向歐陽修。數千萬進京趕考的太學體追崇者，寒窗苦修太學之術已有十餘年，今朝竟然被全盤否定！於是，歐陽修一旦御馬出門，書生們便聚集於他的馬前，以粗言穢語痛罵他。場面之亂，連巡邏隊伍都不能控制住——《宋史·歐陽修傳》曰：“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噪於馬首，街邏不能制。”
世俗之惡，無過於嫉恨與侮辱。而歐陽修今日飽受嫉恨與侮辱，也就是說，備受“世俗之侵”。然而，他是否屈服於世俗，是否為了書生們不再罵他、為了子虛烏有的醜聞不再亂傳，而近乎妥協地自認卑鄙？沒有。歐陽修不僅沒有被這群“罵街書生”嚇倒，沒有沾染他們惡上之惡的嫉恨他人之穢習，反倒更為堅定——名落孫山的考生們威逼他認慫，他不認，反更為篤定地站在反太學體的立場上。歐陽修誓要為新體爭得一片天地：在自己備受爭議的漫長歲月裡，他奮筆疾書，著成千百文章。他要做堅守自己立場、思想、意志、信念的，不羈塵俗的「雅士」。他要以自己高雅的志趣，忽視一切風言風語，成為最真實的人。於是，在蘇東坡的眼中，歐陽修的氣質變得更加「高雅」。歐陽修這次的「雅」，不再只是情趣的豐富與不庸俗，不再只是琴、棋、書、畫、詩、詞、歌、賦，而又摻入一層嶄新而重要的東西——這樣東西叫情操，矯情一點說叫為人之操守。
歐陽修作為一位清白高雅的考官，其不被外界影響之品質影響了世人。北宋之時，世俗之汙泥可以渾濁到這種程度：歐陽修主持貢舉之前，其所著《望江南》描寫少女之美，那些炒熱度的新聞傳播者，竟用此作證據，誣陷歐陽修猥褻外甥女。歐陽修主持貢舉之後，連書生亦加入了霸陵歐陽修的龐大行動。歐陽修怎麼著？他不顧滿城人的冷眼，胸中仍懷改變文壇之志，便揮毫落紙，作千百詩詞歌賦，閒暇之時便繪畫奏樂。幾年之後，書生們漸漸被歐陽修及其支持者的高雅，甚至高潔，所影響、震撼，最終放棄無病呻吟的太學體。《宋史·歐陽修列傳》雲：“然場屋之習，於是遂變。”寥寥九字，道出歐陽修的才學與情操對北宋文學界的深遠影響。
你看，歐陽修心靈的「高雅」，與外界的「俗汙」發生衝突，但他毫不因此沾染世俗之習，反而更「高雅」。表面上看，這裡的「雅」與「俗」相互抗爭、相互對立、相互分裂的兩方；實際上說，「俗雅」是站在一起的——「雅」已經沒有能力離開「俗」，亦然不需要離開「俗」，因為正是「俗」的侵擾，讓「雅」的意志更為堅定，讓「雅士」磨鍊出“不被世俗侵害，不被世俗影響，不變世俗束縛”的精神，正因此次磨鍊，令情趣上的「雅」變作精神上的「雅」。所以，俗雅是分裂而又統一的，「俗」會侵略「雅」，也會成就且昇華「雅」；「雅」會抵禦「俗」，也會依賴且感激「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