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孔子本身就是個官迷，因為孔子熱衷於恢復周禮和奴隸制度！當官可以實現其抱負。然而現實狠狠地抽了孔子的耳光，他只能在周禮日漸式微的夕陽下哀嚎與感嘆：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他的學說就是為當官而設，不當官喝西北風去？你看他當官的時候多快活，想懟誰懟誰，想殺誰殺誰，一旦不做官了混的多慘，差點餓死在半路上。

確切的說應該是孔子不但想當官，而且是迫切的想當官，當官目的是什麼？是實現夢想，孔子的夢想是什麼，就是回覆周禮。孔子周遊列國就是為了實現他的夢想，但是，春秋時代禮崩樂壞，沒人再相信周禮，雖然對孔子禮敬有加，但並不準備重用他，所以他才一個一個國家去兜售他的治國理念。孔子唯一一次做官就是在魯國，大家要注意的是孔子並不是魯華人，而是宋華人，他是子姓孔氏，他在魯國大概做了四年官，最大做的是司寇，類似於現在的司法部長，因為治國理念不同，後來就不幹了。沒法做官的孔子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就另闢蹊徑，教育學生，整理史書，希望他的弟子能夠完成他的夢想。他做到了，戰國有不少名人是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例如子夏，曾參，吳起等等，不一而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若干年後，這個生前鬱郁不得志的教育先驅，成功的逆襲成了大成至聖先師，孔家也成了歷代皇帝必封為衍聖公的聖人之後。這是個多麼勵志的故事啊。

或許他的學說就是為帝王駕馭黎民百姓而創，而說。他的人生目的是透過學說讓帝王認可而升官發財，施展抱負，普通人行普通事而己。

它的思想哲學就是服務於社會，服務於統治者所以他要的是實踐來檢驗和豐富他的理論。向別人來展示他的理想社會要更多的人接受他。

孔子當官時間不長，總算當上一段時間，本人認為他當官，主要想通權力推行他以道治國理念，以東周後期禮崩樂壞情形，他推行一段時間，未能推動自己主張，於是主動退出，以從事育人轉變觀念為安定社會，讓社會保留一些優良傳統。

孔子要是就是高貴的身份，也就是名，這是為了他的門閥。

孔子並非什麼超凡脫俗、心懷天下的高人，他心裡只有他和他的門閥觀念。

孔子真的不是很多人想象中那麼高尚的，他對天下如何、百姓如何根本不在乎。

你想，孔子周遊列國，無非是想投靠一位強大的諸侯，卻從來沒想過去侍奉當時尚存的周朝天子。

因為周天子沒實力啊。周朝名義上雖然存在，但是早已衰敗不堪。孔子並不打算用自己的能力來挽救祖國，他要尋求的是一條捷徑，一條使自己和門閥迅速飛黃騰達的捷徑。

孔子的祖上是宋國貴族，到孔子時，勢力沒落。孔子想當官，想當大官，想回覆宗族過去的輝煌，僅此而已。

他的克己復禮，他的一切一切，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達成昔日門閥的輝煌，並且希望超過祖先。他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這個最終目的服務的。

孔子是個智者，他非常明白，只有權勢，才能讓他完成“大業”，所以他投靠各路諸侯，想要儘快躋身於權勢貴族的行列。跑去諸侯那裡當官，是他的最佳選擇。

子曾經曰過，名正言順。

但是子當週天子不存在。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果然不愧是子，曰得真好，完美概括了自己的一生。

孔子有著君子的高尚情操，他的出仕絕不是為了一己私利，絕不是為風光。從《左傳》《孟子》等資料中我們獲得的資訊是，孔子有過三次做官經歷：一次是魯定公時，大致應始於定公九年，定公十三年辭官離國；另兩次均在衛國，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期間，先是在衛靈公手下做官，官位不詳，但俸祿定為兩千石，但不久就辭職了；後是在衛出公蒯輒時，做官也不久就辭職了。

孔子在季桓子主政的魯定公時做官是見到可以推行自己推崇的思想主張才出來做官，在衛靈公當政的衛國做官是受到禮遇出來做官，在衛孝公當政的衛國做官是國家養賢出來做官。孔子三次做官都是為了實現推行自己的思想主張，三次辭官的原因就是推行思想主張遇到了阻力，不想繼續做混飯吃的官。

孔子在魯國司寇任上辭職是很有特點的，表現出孔子的仁義。孔子以對魯定公沒有分祭祀的肉為藉口辭職出走的。小過錯發生在國君身上，作臣屬的是不可以挑國君的禮的，孔子挑禮錯在孔子。這是孔子藉故給自己找一個小罪名。為什麼要這樣做？那時大夫出走，都要記錄在冊的。魯國史料中大夫辭官出走全有記錄，特別是司寇以上的官，責任明確的記在個人身上。當時各國對大夫以上官員任職、辭職、出走、被驅逐、被殺都有記載的，而且記錄的文字是要仔細推敲的。孔子如果不找個理由辭職，就等於說魯國朝政有問題。孔子挑國君的禮出走錯在孔子，又不傷大雅。實際是彼時孔子早已有離開的念頭了，只是找一個機會而已，選擇一個小過失離開。

春秋末年，西周遺制土崩瓦解，所謂“禮崩樂壞”，孔子從他的核心思想“仁”出發，高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理想旗幟，周遊列國，不遺餘力的宣傳他的救世主張，但是，滅國不可能再興，絕世不可能再續，大爭之勢，如洪水潮流，浩浩蕩蕩，不可阻擋，孔子也明知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但是，聖人終是聖人，為了天下蒼生，孔聖人也有自己的堅持。

其實，孔子的治國主張，在《季氏將伐顓臾》一篇中有所體現，“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可是這種思想很難讓有爭心的各國君主所信服，因此孔子一直不受重用，“累累若喪家之狗”。

桀溺曾對孔子之學生子路說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禮崩樂壞、征戰殺伐已是天下大勢，誰人能改革他，還不如做個避世之人呢。

“道之不行，已知之也。”但孔子仍然要去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意思是說，我絕對不會去隱居山林，倘若天下太平，我就不參與改革了，天下仍然無道，變革從不停止。這才是孔子一生所追求的，他追求的不是做官，而是透過官權來實現自己的抱負罷了。

孔子年輕時就已經對政事十分關心，對治理國家的諸多問題都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並經常發表一些時政言論，可是卻從未有過實權，在政治上一直受排擠，因此其理想追求自然無法實現，這才是孔子一直想做官的原因。

只可惜，生逢亂世，孔子學說難以富國強兵，終不受待見。但這種百折不撓的精神，不正是中華民族所一直奉行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