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初年，河南省汲縣發生了一件大事，一個叫不準（音讀“否標”）的盜墓賊，偷偷地掘開一座古墓。墓穴被開啟後，由於墓中漆黑，不便尋找隨葬品，他滿地一劃拉，摸得一把竹片。點著竹片用來照取寶物，並沒像他所期待地那樣發現金銀財寶，呈現在眼前的是成片成捆的竹片，不準大失所望，因為對他來說這些東西毫無用處。他在失望之餘，非常不甘心，於是，將竹片翻個底朝天，把一些值錢的物品拿了，隨手將竹片扔了。

村民們看到被開啟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來了幾個官員，看到竹片大小一樣，上面有字，字跡整齊，數量巨大。於是把竹片拾掇到一起，裝了幾車運走。誰知這幾車竹片，揭開了中國歷史上驚世駭俗、驚天動地一件大事。這就是《汲冢書》《竹書紀年》

武帝命當時的大學者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和嶠負責整理，整理發現這是戰國魏國的歷史。竹書紀年的內容有與《史記》記載不同處，如“（殷）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與《史記·殷本紀》等以中宗為太戊不同，但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卻完全相合，可見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甚高。

對於堯舜禪讓，竹書紀年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

舜放堯於平陽。（放，流放）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舜啟用了被堯長期排除在權力中心之外的“八愷”、“八元”，歷史上稱之為“舉十六相”，這表明了舜在扶植親信。而對堯信用的混沌、窮奇、禱杌、饕餮等，舜把他們排出了權力中心，這在歷史上被稱之為“去四凶”，這顯然是排除異己，舜是篡奪了堯的大權。

這和我們在史記中記載的充滿脈脈溫情的禪讓截然不同。然而歷史就是這樣冷冰冰，或許這才是歷史的真相，禪讓只不過是被儒家神聖和美化了的精神價值取向罷了。

殷紀則顛覆了《史記》記載的歷史第一位賢相伊尹的形象。伊尹流放太甲而稱王，結果被太甲潛逃回來殺害。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壓，這似乎更符合歷史的真相

竹書紀年也驗證了一代史學大家顧頡剛的“層累地建造中國古史”的理論。

顧頡剛痴迷看戲，但顧頡剛看戲看出了門道,他發現戲是同一個戲，越到後來便添枝加葉演繹很多。由此想到中國史書記述前代事，不也是這樣嗎。

比如詩經中只提到過大禹，商人和周人的祖先；而到了論語中，就有了堯舜；到了戰國，才有五帝之說；鄒衍之後，黃帝成了華夏共祖；而比黃帝更早的伏羲神農，要到漢代才流行起來，至於盤古開天闢地，是魏晉才有的記載。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古代歷史，是在轉述的過程中，逐漸地一層一層被累加上去的。越到後來，說的歷史就越久遠，越到後來，中心人物的故事就越豐富。說白了，在那個時代，歷史和神話很像，是靠一代代人往上穿鑿附會地加東西，才形成我們看到的模樣的。不太可信，所以古史辨派又被稱之為疑古學派。

歷史或許就是那樣冷冰冰，遠沒有後世描述的那麼溫情脈脈，就像胡適所說：歷史是個任人打扮小姑娘。竹書紀年或許才真正揭示了歷史的真相。

可信也不可信，或者說大部分可信主要原因在於《竹書紀年》出土的時代有點尷尬或者耐人尋味了。

若是出土在漢代亦或是唐代那竹書紀年所記載事情的真實性會更加讓人接受。可偏偏出土在了西晉，真實性會大打折扣，為什麼呢？

首先西晉是怎麼來的，它是竊國而來，是逼迫魏元帝曹煥禪讓而來，正當為天下所不齒時，竹書紀年出土了，這裡邊說你看世人常說的或者嚮往的禪讓其實都是逼宮而來，那晉朝取代魏朝其實是和古代一樣的，透過《竹書紀年》所述為自己的合法性辯護，所以關乎這一點真實性是存疑的。

除去關乎統治者利益，剩下的和統治者無關的，篡改造假的可能性就比較小了，所以從這方面來說大部分還是真實可信的。

另外看史不能只看一家之言，要多方佐證，互相印合，這樣才能儘可能的獲知歷史的真相。因此對整個中國歷史尤其是先秦之前的歷史探討研究而言，《竹書紀年》是一本不可或缺參考資料。

按照康德的二律背反，我們將可以作出兩種假設：一，竹書紀年可信（即地下文獻，與傳世文獻相對），傳世文獻不可信；二，傳世文獻可信，地下文獻不可信。

若按照喜歡綜合的黑格爾的正反合命題，他可能會說，一定是文獻本身戴了頂假髮（自行參考羅素的“法國國王悖論”梗）。

若按照喜歡用神廟箴言來談哲學問題的赫拉克利特來看，他會說，傳世文獻和地下文獻既可信又不可信。

我們再來參考下清代學者，他們可能覺得，我們需要具體比較一下，相反的文獻相互參照，一定能把既可信又不可信區別開來，找出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

不難發現，說《竹書》可信與否，其實最初是一個邏輯問題，有點像你攥緊拳頭問別人，“我手裡有沒有東西？”肯定很多人會說，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攤開手看看呢？那不是一目瞭然？

但問題在於，我們留下來的先秦文獻裡面，像這種記述古老年代的史書只有《尚書》，其他的各國史書包括洛陽的《周史》都被秦始皇燒掉了——也就是說我們沒有傳世本史書來跟《紀年》相互印證，如孟子提到的幾個國家的史書，我們現在都已經看不到了。

《尚書》是一個長期發展，由不同時代的人所合著而成的文獻，《紀年》則是從晉國一直延續到魏國，可以說後者的成書經歷就是前者的一個縮略版。現在清華簡出土後，《系年》算是一個證據，可以跟《紀年》的帝王、諸侯世系彼此參證。可以說，這才是《紀年》的長處，因為它畢竟是秦朝以前的史書，太史公那時候自然是見不到的，如果真能見到，那麼《史記》也不會存在明清時期爭論不休的世系問題了。

但不知為何，許多人卻把《紀年》在先秦時期這個紀年準確的事實當作了其意識形態的唯一性，意識形態這個概念其實現在大家都不怎麼用了，但總體來說，它跟年代問題沒有關係，因為即使你面前真有一塊巨石，你也可以說是自己一拳從泰山上打到芝加哥，又從芝加哥扛回大陸的，或者換成其他故事。這樣一來，就再次回到了我們前面所說的二律背反問題上面。但可以肯定，紀年準確和意識形態問題我們已經區別開了。我們需要開啟拳頭去看看對方手裡真正藏著什麼東西。

按照《紀年》的說法（清代學者輯錄的古本才有影響，傳世本《紀年》則沒什麼影響），五帝沒有一個好人，因為大家基本上都是靠殺戮獲得的王位，都有“不臣”的特點。這個寫法很奇怪，所以清朝學者就產生了懷疑，因為弭兵之盟後晉國是第一個公卿大夫架空公室的典型國家，按照古代的尿性來看，大夫專政必須要在歷史長河裡給自己找到一條合理的根據，而《紀年》恰好符合這個邏輯。

那麼我們再從諸子百家的記載來看看彼此的思想史有什麼特點，因為以前回答過，所以這裡不再具體引用了。《尚書》、《家語》、《國語》、《墨子》（非《墨經》，因為經只有六篇）、《韓非子》、《呂覽》都跟《紀年》的觀點不合，是完全相反的態度——顯然，就歸納證據而言，即便缺乏更多的地下出土文獻，這批傳世文獻也足夠證明《紀年》的孤證不立了。

秦以前的文獻裡面，明確批評《紀年》這樣的歷史觀且批評最嚴厲的是《韓非子》，雖然沒有明確提到被批判的思想來自於哪個人哪個國家，但很明顯韓非子批評的史學觀跟《紀年》如出一轍。韓非子的定性是——亂臣賊子之言，即最有權勢的大臣的黨羽謀士們編造出來迷惑君王和百姓的故事。可能他親眼見過，也可能這段歷史距他並不遙遠，但他的描述比較詳細，不似虛構出來。而這個記載，同我們推斷晉國弭兵之盟後大夫專政的現象比較契合。而且，學界關於《竹書紀年》的相關論文一大堆，僅僅知網就有不少，《紀年》還存在著不少問題，是需要透過思想史、版本學、歷史學、考古學等不同領域進行對話才能具體解決的。

《竹書紀年》的記載到底可信不可信？這個問題不太好。《竹書紀年》的記載這麼多，您到底想問哪段記載可信不可信？當然，您不說我也知道，很多歷史愛好者關注的，無非是堯舜禹篡奪、伊尹篡位、共伯和幹王位這幾個問題，特別是柏楊《華人史綱》言之鑿鑿，似乎這才是符合人性的“真相”，而儒家和《史記》的記載都經過美化。

實際上，我們要結合文獻記載具體分析，切不可以“人性”作為解讀歷史的萬能鑰匙。拿堯舜禹篡奪來說，實際上堯舜禹都偏向傳說人物，不論是禪讓或者篡奪，更多來自戰國諸子的託古主張，並不是歷史事實。拿伊尹篡位來說，甲骨文中伊尹所享受祭祀規格頗高，歷史學家一般認為古本《竹書紀年》此處記載錯誤。拿共伯和幹王位來說，結合其他文獻來看，則又接近歷史史實。

為什麼《竹書紀年》多見此類記載，因為它是戰國魏國的史書，而魏國是法家思想起源地，《竹書紀年》此類記載正和法家大佬韓非子主張一致。而透過如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離近世的越近，其記載越可靠。

所以，《竹書紀年》的真正史料價值其實是戰國部分，楊寬先生以此校正了《史記》六國年表不少錯誤，這才是我們最值得關注的地方。至於上古商周的“陰謀論”，我們首先要帶著作者的法家意識去看待，先把它作為思想史材料，再經過考證其是否可以作為真實歷史。這才是開啟《竹書紀年》的正確姿勢。

感謝閱讀！

關於竹書紀年的真實性，其實我有另外一種看法！

人都有獵奇心裡！尤其是對著一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言論尤為著迷！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哪個明星出軌了？哪個明星戀愛了？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關注？就是為了滿足獵奇心理，就是為了大家閒談闊論是有一個談資！

關於竹書紀年，我們要辯證的考慮！放著那麼多正史不看，不理！拿著這麼一個偶然發現的書籍去高談闊論，拜託，能不能不這麼幼稚？

同樣，我不能這麼一廂情願的認為竹書紀年就是假的！

我只想用一個簡單的實際例子來分析一下：

《西遊記》中，描寫真假美猴王的橋段！有很多篇文章，在分析最後被打死的是孫悟空，而代替孫悟空取經的是六耳獼猴！至於到底是怎麼寫的，我就不做過多描述了！乍一看，有理有據，可是，我相信西遊記作者絕對沒有這種創作意圖！然而這種說法卻在網路上很流行！久而久之，在飯桌上，茶社裡的聊天討論的也越來越多！為什麼？因為你踢出這樣一個命題的時候，可以吸引別人去聽你的描述，這是一種“非常博學”的表現！

好吧，我們想一想，竹書紀年如果是當時一種文人對於正史的歪解，僅僅為了吸引人眼球的作品！那麼如今你拿著它去對抗正史是不是很無厘頭？

總結一下吧！竹書紀年也許是真的，可更有可能是假的！那些一個單體而去質疑整套史書，是一種缺心眼的表現！

關於《竹書紀年》的兩個版本。

《竹書紀年》，又稱《紀年》和《汲冢紀年》，中國古代的編年體史書。因寫於竹簡，所以被稱之為“竹書”。據《晉書》記載，太康初年（公元280年前後），汲郡一個叫不準的人，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數十車，其中有《紀年》十數篇。因此，亦得“汲冢”之名。

《紀年》，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晉，繼述魏事晉事至魏安釐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相傳為戰國時魏國史書，由魏國史官所著。

原本北宋時佚失。清代朱右曾著有《汲冢紀年存真》；王國維寫了《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人範祥雍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方詩銘、王修齡有《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等。 南宋時，出現了《竹書紀年》兩卷，題有“南朝梁沈約注”。人們遂稱此書為《今本紀年》；稱原書為《古本紀年》，以示區別。清朝時，考證今本者亦多，以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較精。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證其為偽書。

先說“今本”。

1，王國維在《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裡說—— “餘治《竹書紀年》，既成《古本輯校》一卷，復怪今本《紀年》為後人搜輯，其跡甚著，乃近三百年學者疑之者固多，信之者亦且過半。乃複用惠、孫二家法，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載殆無一不襲他書。其不見他書者，不過百分之一，又率空洞無事實，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雜陳，矛盾斯起。既有違異，乃生調停，糾紛之因，皆可剖析。夫事實既具他書，則此書為無用，年月又多杜撰，則其說為無徵”。

王老先生說的很有道理——第一，“今本”肯定不由“墓本”所脫，而是後人所輯；第二，內容百分之九十九來自他書；第三，所剩百分之一僅為年月，也未必可信；第四，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

由此可知，至少，“今本”不是“古本”，也不能代替“古本”。 他很決絕，主張“廢此書可也”。

2，但是，正因為“今本”照抄他書，並且尚有極少量“不見他書者”之內容，所以，一些學者認為，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一些早期古代文獻，於是不必皆盡廢之——“今本”對於研究上古史，還是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的。持此類觀點的當代學者不在少數。

3，當代個別學者，如夏含夷等，也提出了另外的觀點——“今本”是否“墓本”整理的另一種版本，認為其還是直接反映了“墓本”的樣子。但天文史學家張培瑜先生等，透過考證明確不贊成這種意見。

1，“古本”因其所記載的一些內容，如”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等，不同於傳統文獻所記敘，引起人們的關注。後來發現，“古本”的記載，特別是關於夏、商及西周共和時期的某些記載，與經傳大異，卻可與甲骨、金文或其他古籍相印證，有重要史料價值——不是說“古本”記載一定正確，但確實提供了更多研究和考證的角度。這是多數學者比較一致的看法。

2，在如下方面，“古本”為上古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對“鯀”的記載；對“禹”的記載；對夏代積年（471或472）的記載；對夏王世系的記載；對商族先公的記載；對商代都邑的記載；對成湯七名九徵的記載，等等。“古本”對西周有價值的記載亦不少，不多贅述。

3，“古本”與其他文獻互為佐證，包括與甲骨文相契合，糾正了傳統文獻的不準確之處。如證實了王亥是商先公中，第一個以干支命名的先祖。也因為如此，“古本”的文獻參考意義，顯得更加重要。 可以歸納一下了——

《古本竹書紀年》，儘管已經殘缺，學者們仍極看重其的文獻作用。當然，它是魏國史書，難免帶有記述的傾向性及不全面性，先秦文獻多有此特點。

《今本竹書紀年》，應為後人託偽。不過，其並非真實墓本《紀年》，並不妨礙所記載的相關內容——哪些是南宋之人或其他人作偽的部分，比如自黃帝起各代王均記有在位年數並記干支、對上古的日月食記載等等，現在都有證偽，已經基本清楚——除此之外的部分，仍可做為研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