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指唐宋兩代八位優秀的散文作家，即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和蘇氏父子。由於他們在古文創作上的傑出成就，明嘉靖間古文家唐順之編《文編》一書，專門選錄八家的作品；與唐順之同屬“唐宋派”的古文家茅坤，又在《文編》的基礎上編選《唐宋八大家文鈔》一書，風行海內，“唐宋八大家”的名稱遂由此產生。 以上所說的“古文”，是相對於唐宋之際盛行的“今文”或“時文”(即駢文)而來的。韓愈曾說他“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答李翊書》)，“三代兩漢”之文就是“古文”，是唐宋古文家心儀的寫作模範文字。文學史上，將唐宋兩代古文家寫作“古文”以取代駢文的這個創作思潮，稱為“古文運動”。 “古文”和“駢文”是中國古代散文的兩種文體。“古文”是真正意義上的“散文”——散行之文，通曉流暢，沒有種種形式上的束縛；“駢文”是古代散文發展到魏晉之際的一個變化——通體對偶而且講究聲律。駢文的興起，是中國古代散文發展形式上唯美化的一個趨勢，唐宋古文家創作古文，反對駢文，也是一種文學審美髮展變化的一個趨勢。此漲彼消，興衰替代，其間還包含有社會的、哲學的原因，但主要是兩種文體的因革變化。 先秦至漢魏的散文，其文體都是散行的，句子長短伸縮變化，大體保持口頭語言的隨意性、靈活性的風貌。魏晉之際，通體講究對偶的文章逐漸形成，到齊梁間，受聲律說的影響，文章不但通體對偶，還講求四聲的交錯搭配，這就是駢文。自齊梁至唐，駢文盛行，幾乎一切公私文翰，甚至學術文章都駢化了。 駢文的對偶和聲律的美，反映了古代作家在散文形式美上的一種追求，而且也確實出現了一批優秀的駢文作家和聲情兼美的作品。但是，駢文的弊端也很多，主要是它嚴重的形式主義傾向和由此導致的內容與形式的脫離，不但遠離了社會人生，也遠離了作家的真情實感。另外，因為對偶和聲韻的追求，駢文的語言也難免陳陳相因、了無生氣。於是，一批有識見的作家開始倡古文、反駢文，其中以中唐時的韓愈和柳宗元成就最大。 韓愈的貢獻首先在於他古文理論的完整而明晰。他說“修其辭以明其道”(《爭臣論》)，把古文寫作與儒學、道德、政治和教化聯絡起來，以糾正駢文寫作的遠離社會人生。表面上看，“修辭明道”相對於魏晉南北朝以來文學的自覺是個倒退，其實不盡然，因為當中唐之際，藩鎮林立，佛道盛行，社會的弊病很多，要讓文學與社會脫離是不現實的。另外，韓愈還有一個很有名的“不平則鳴”(《送孟東野序》)的口號，也就是說，“修辭明道”的實質，不但要將古文與社會現實聯絡起來，還要言之有物，使散文成為抒發個人或群體生活困頓、悲哀、感憤的工具，“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同上)。在散文語言的除舊創新上，韓愈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他說：“唯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為了追求語言的創新，他有時到了“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同上)的痴迷程度。 韓愈的又一貢獻即在於他的創作實踐。他寫了大量優美曉暢的古文，在前代優秀散文之後，為後世讀者樹立了良好的揣摩學習的樣板。韓愈的散文，多屬應用文，但他儘可能將這些非文學的實用文寫得富於文學性，諸如書啟、墓誌、記、序、哀祭……，他都儘可能寫得有氣勢，有創新，有真情實感，為了增強古文的可讀性，他常常把史傳文學、傳奇小說的敘事、描寫功能移入古文中，使實用文體具有抒情之美、敘事描寫之美，饒有“純文學之情趣風神”(錢穆語)。至於在語言方面的創造生新，則更是不勝列舉了。 由此可見,韓愈排在八大家之首,並不是因為唐在宋之首,而在於上面所產述的他為唐宋古文運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唐宋八大家”指唐宋兩代八位優秀的散文作家，即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和蘇氏父子。由於他們在古文創作上的傑出成就，明嘉靖間古文家唐順之編《文編》一書，專門選錄八家的作品；與唐順之同屬“唐宋派”的古文家茅坤，又在《文編》的基礎上編選《唐宋八大家文鈔》一書，風行海內，“唐宋八大家”的名稱遂由此產生。 以上所說的“古文”，是相對於唐宋之際盛行的“今文”或“時文”(即駢文)而來的。韓愈曾說他“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答李翊書》)，“三代兩漢”之文就是“古文”，是唐宋古文家心儀的寫作模範文字。文學史上，將唐宋兩代古文家寫作“古文”以取代駢文的這個創作思潮，稱為“古文運動”。 “古文”和“駢文”是中國古代散文的兩種文體。“古文”是真正意義上的“散文”——散行之文，通曉流暢，沒有種種形式上的束縛；“駢文”是古代散文發展到魏晉之際的一個變化——通體對偶而且講究聲律。駢文的興起，是中國古代散文發展形式上唯美化的一個趨勢，唐宋古文家創作古文，反對駢文，也是一種文學審美髮展變化的一個趨勢。此漲彼消，興衰替代，其間還包含有社會的、哲學的原因，但主要是兩種文體的因革變化。 先秦至漢魏的散文，其文體都是散行的，句子長短伸縮變化，大體保持口頭語言的隨意性、靈活性的風貌。魏晉之際，通體講究對偶的文章逐漸形成，到齊梁間，受聲律說的影響，文章不但通體對偶，還講求四聲的交錯搭配，這就是駢文。自齊梁至唐，駢文盛行，幾乎一切公私文翰，甚至學術文章都駢化了。 駢文的對偶和聲律的美，反映了古代作家在散文形式美上的一種追求，而且也確實出現了一批優秀的駢文作家和聲情兼美的作品。但是，駢文的弊端也很多，主要是它嚴重的形式主義傾向和由此導致的內容與形式的脫離，不但遠離了社會人生，也遠離了作家的真情實感。另外，因為對偶和聲韻的追求，駢文的語言也難免陳陳相因、了無生氣。於是，一批有識見的作家開始倡古文、反駢文，其中以中唐時的韓愈和柳宗元成就最大。 韓愈的貢獻首先在於他古文理論的完整而明晰。他說“修其辭以明其道”(《爭臣論》)，把古文寫作與儒學、道德、政治和教化聯絡起來，以糾正駢文寫作的遠離社會人生。表面上看，“修辭明道”相對於魏晉南北朝以來文學的自覺是個倒退，其實不盡然，因為當中唐之際，藩鎮林立，佛道盛行，社會的弊病很多，要讓文學與社會脫離是不現實的。另外，韓愈還有一個很有名的“不平則鳴”(《送孟東野序》)的口號，也就是說，“修辭明道”的實質，不但要將古文與社會現實聯絡起來，還要言之有物，使散文成為抒發個人或群體生活困頓、悲哀、感憤的工具，“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同上)。在散文語言的除舊創新上，韓愈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他說：“唯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為了追求語言的創新，他有時到了“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同上)的痴迷程度。 韓愈的又一貢獻即在於他的創作實踐。他寫了大量優美曉暢的古文，在前代優秀散文之後，為後世讀者樹立了良好的揣摩學習的樣板。韓愈的散文，多屬應用文，但他儘可能將這些非文學的實用文寫得富於文學性，諸如書啟、墓誌、記、序、哀祭……，他都儘可能寫得有氣勢，有創新，有真情實感，為了增強古文的可讀性，他常常把史傳文學、傳奇小說的敘事、描寫功能移入古文中，使實用文體具有抒情之美、敘事描寫之美，饒有“純文學之情趣風神”(錢穆語)。至於在語言方面的創造生新，則更是不勝列舉了。 由此可見,韓愈排在八大家之首,並不是因為唐在宋之首,而在於上面所產述的他為唐宋古文運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