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演算法：

五千年是一個約數，時間劃分大概是從公元前3000年，以及公元后2000多年至今。

上下五千年，以黃帝元年為起點計算的。

依照《皇極經世》記載，將唐堯的元年定為公元前2357年，《帝王世紀》推算黃帝至堯是341年，也就是黃帝元年是公元前2698年。所以到現在應該是黃帝紀元4717年。

這只是推算，其實更早，距今約8000-9000年，在河南的賈湖遺址中，出現了可以被視作文字雛形的刻畫符號。

距今約5000年，在甘肅的馬家窯遺址中，出現了人工冶煉製造的青銅刀，至於紅銅器等，則可以追溯到更遠。

有記載從夏朝開始有5000年，公元前和後加起來上下五千年

據《古本竹書紀年》說第一個有文獻記載的大夏王朝總共存在了471年（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從姒禹算起，至姒桀，共14代、17王，經歷了約5個世紀。距今約有四千年文明史。加上夏禹前的帶傳說的“三皇五帝”時期一千多年，黃帝為創造遠古時代的文明，立下了汗馬功勞，在後代人的心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所以人們都尊黃帝為中華民族的始祖，自己是黃帝的子孫。因為炎帝族和黃帝族原來是近親，後來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們常常把自己稱為炎黃子孫。

夏商周斷代工程瞭解一下！

中華文明具有悠久的歷史，然而真正有文獻記載年代的“信史”卻開始於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此前的歷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或是有王無年，出現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歷史”的不正常現象。

1996年啟動，是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點專案。

該工程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結合，設定9個課題44個專題，組織來自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古文字學、歷史地理學、天文學和測年技術學等領域的170名科學家進行聯合攻關，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國夏商周時期的確切年代，為研究中國五千年文明史創造條件。

五千年是虛指，是以黃帝元年為起點計算的概數。

宋代有本書叫《皇極經世》，記錄唐堯到後周之間的歷史，其中將唐堯的元年定為公元前2357年（後人按公元紀年換算的），然後根據晉代《帝王世紀》推算黃帝至堯是341年，也就是黃帝元年是公元前2698年。中華民國建立時，為表明是漢族復國，特意以此推算所得，稱1912年是黃帝紀元4609年，以此為民國元年。

那麼今年2020年，應該是黃帝紀元4717年。

如果按有國家算起，應該是從公元前21世紀的大禹上位開始算，到現在大約4100年。

如果按有文字信史算起，應該是從公元前16世紀的湯滅夏算起，到現在大約3600年。

如果按華夏嫡傳同時又有信史算起，應該是從公元前1111年（多麼吉祥的數字）武王克商算起，到現在3129年。

中國上古奇書《山海經》中記載古帝王世系，溯源到黃帝。

黃帝姓姬，號軒轅氏，又號有熊氏。

"涿鹿之戰"，炎帝族被打敗，黃帝成了統治中原的首領。

因為黃帝族與炎帝族原本是近親,後又融合在起,因而海內外華人都尊崇炎、黃二帝為中華民族的始祖,自稱“炎黃子孫”。

因為商朝以前的歷史，無確切文字記載，也無相應的文物證明。但是從杭州良渚遺蹟被發現之後，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有了確切的證明。良渚文化被譽為中華文明的第一縷曙光。以前講的五千年文明史，商朝大概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再加上夏朝和傳說中的三皇五帝，五千年是有的。

龍山時代（前3000-前2000年）；到現在公園2020年，差不多加起來就是5000年

有熊氏，即黃帝，又號軒轅。定都於有熊(今河南新鄭)，前2697----前2395年在位。在涿鹿之戰中與異母弟炎帝聯手打敗九黎部落首領蚩尤之後遷都涿鹿(今河北省張家口市涿鹿縣)。後又在阪泉之戰中打敗並奪取了炎帝的皇位，迫使其臣服並退居南方。傳說黃帝軒轅氏為中國古代神話中的五方上帝之首，號稱"中央黃帝有熊軒轅氏"(另外四位天帝為東方青帝太昊伏羲氏、西方白帝少昊金天氏、南方赤帝炎帝神農氏、北方黑帝顓頊高陽氏)，陵墓位於河北涿鹿，其曾孫帝顓頊打敗共工收復中原後遷葬於河南荊山。

大汶口文化出現文字元號城牆等文明標誌，距今約5000年，一般說中華文明5000年。包括公元后2000年和公元前3000年。

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不是推算出來的，而是根據考古發現結合傳說得出來的，中國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國的黃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地區都有新石器時代發達的農耕文明，且不說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就是洛陽的二里頭文化，山東一帶的龍山文化，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都是很發達的農耕文明，這兩年在黃河中游又發現了石峁城陶寺遺址和楊官寨遺址，都充分說明了中華文明與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是人類最早的文明核心。

五千年是虛指，是以黃帝元年為起點計算的概數。

宋代有本書叫《皇極經世》，記錄唐堯到後周之間的歷史，其中將唐堯的元年定為公元前2357年（後人按公元紀年換算的），然後根據晉代《帝王世紀》推算黃帝至堯是341年，也就是黃帝元年是公元前2698年。中華民國建立時，為表明是漢族復國，特意以此推算所得，稱1912年是黃帝紀元4609年，以此為民國元年。

那麼今年2018年，應該是黃帝紀元4715年。

如果按有國家算起，應該是從公元前21世紀的大禹上位開始算，到現在大約4100年。

如果按有文字信史算起，應該是從公元前16世紀的湯滅夏算起，到現在大約3600年。

如果按華夏嫡傳同時又有信史算起，應該是從公元前1111年（多麼吉祥的數字）武王克商算起，到現在3129年。

公元前3500年，亞當夏娃被造（中國空缺）；

公元前2500年，諾亞方舟的大洪水（中國的夏商周堯舜禹時期）；

公元0年，耶穌誕生（中國的漢朝年間）；

現在是公元后2020年，上下相加五千年差不多。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一切東西，都是這一百年發明的，有幾千年上萬年的歷史，是不是侮辱了人類前輩？

首先，以考古資料實證了中華大地5000年文明

探源工程研究團隊認為，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並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程序的核心與引領者。

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並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程序的核心與引領者。

探源工程實證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相容幷蓄、綿延不斷”的總體特徵。

探源研究表明，多元一體文化現象背後的各地方社會，在其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階段，在各自的環境基礎、經濟內容、社會運作機制以及宗教和社會意識等方面，也存在各種各樣的差別，呈現出多元格局。

並在長期交流互動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幷蓄，最終融匯凝聚出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文明核心，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個多元一體的過程。

中華文明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廣泛吸收了外來文明的影響。源自西亞、中亞等地區的小麥栽培技術、黃牛和綿羊等家畜的飼養以及青銅冶煉技術逐步融入中華文明之中，並改造生髮出嶄新的面貌。

中華文明在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形成的多元一體格局、相容革新能力，成為了其長期生長的起點，從中孕育出的共同文化積澱、心理認同、禮制傳統，奠定了中華文明綿延不斷髮展的基礎。

談中華歷史，一定要注意區分兩個概念：真實可證的歷史、口口相傳的歷史。

中華五千年這個說法，混淆了這兩個概念。把炎黃二帝等傳說作為中華歷史的開端，然後延續到堯舜禹啟夏商周以來。

這是錯的。

炎黃上古時代的傳說，只是口口相傳的故事。先秦時的人，為了抬高宗族射身價而附會，說是堯舜禹的後人，這些說法又被《史記》是嚴肅史書所採集，造成了史學界的概念混亂。

上古神話傳說，滋養了中華文明，但這是一條民族精神的線，不是歷史實證的線。如果我問：哪一個考古地點，可以實際地證實炎黃蠻尤堯舜禹的部落地點範圍。對不起，沒有。

那麼，中華五千年曆史，難道這個時間是虛構的嗎？難道中華歷史不足五千年？

不，恰恰相反，從考古實證來看，中華文明何止五千年，上萬年都有的。

從新石器時代在中華大地範圍內的文化遺址看，上萬年是有的。

只是，由於秦始皇焚書、歷史極為久遠等原因，沒有文獻記錄這中間的詳細脈絡，但隨著考古新成果、新手段的不斷呈現，從新石器時代至今的實際歷史的文明演化、歷史發展的鏈條一定會逐漸完善起來。

概括一下我的觀點：

把炎黃二帝等相關傳說作為真實的歷史，說中國歷史有五千年，是混清了民族傳說、精神依託和實證歷史的概念。但是以實證歷史來說，中華文明又遠遠超過五千年，甚至可能超過上萬年。

一一一般認為，文字、金屬工具、國家的形成是文明社會的標誌。

但這不是標準答案。對此，不同的學者可以有不同的認同標準。

一一關於中華土地上原始社會的文字起源、資訊記錄方式、金屬冶煉、部落與原始小國，以及如何影響和演化為成熟文明的中間鏈條，是上古歷史研究者長久的議題。

（上古歷史 神話傳說 人類文明）

一.“上下五千年”的出處

“上下五千年”這一說法源自林漢達、曹餘章先生編著的歷史通俗讀物《上下五千年》，這本書1979年出版，講述了上至三皇五帝，下至辛亥革命的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的“上下”是從古到今的意思，“五千年”則是指從炎帝、黃帝開始的公元前2000多年持續至今大概4000多年的概稱。

二.有記載的中華歷史

有明確歷史記載和考古發現的朝代是商朝，因為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和青銅器出現在商朝（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有文字的歷史從商朝至今也就3700多年，商朝屬於華夏文明，而華夏文明可追溯到更早的“古國時代”。

華夏文明源自中國中部黃河流域的大地灣文化（距今4800—60000 年）、裴李崗文化（距今7000—8500年）、龍山文化（距今4000—4500年）、仰韶文化（距今5000—7000年）。當時，中原大地存在多個文明，稱為“古國時代”，代表人物有：燧人氏、太昊（伏羲）、少昊（白帝）、顓頊（黑帝）、黃帝、炎帝（赤帝）、帝嚳（高辛氏）、有巢氏、祝融、伯益、舜帝、堯帝等，他們的部落都屬於華夏先民，廣泛活躍於黃河中下游。

其中，黃帝和炎帝在中原為爭奪部落聯盟首領而爆發了“阪泉之戰”，炎帝部落戰敗，併入黃帝部落，形成炎黃聯盟佔據了中原，標誌著華夏文明的出現。之後，炎黃聯盟在“涿鹿之戰”中打敗了東夷的九黎部落首領蚩尤，把聯盟勢力擴大至今日的山東境內，其後又以炎帝部落和黃帝部落為主體，與山東境內的東夷部落組成了更龐大的華夏部落聯盟，至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年，華夏部落在黃河中下游建立了夏朝，這是歷史上記載的第一個世襲制朝代，其後經過商、西周、東周（春秋戰國）到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奠定了中國之後2000餘年的政治制度基本格局，奠定了中國大一統王朝的統治和疆域基礎。

是距今5000至4000年之間，逐步進入古國文明時代開始算起的。

一、“中華文明演進過程”的年表：

距今6000至5000年前後，是社會複雜化和文明起源程序開始時期，呈現“滿天星斗”的態勢。到距今5000至4000年之間，逐步進入古國文明時代，生產和經濟技術進一步發展，區域文化整合明顯，出現了都邑性聚落或都城。到距今4000年之後的夏商周時期，進入早期王朝文明時代。

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

200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隨著探源工程的不斷深入，浙江餘杭良渚、遼寧牛河梁、山西襄汾陶寺、陝西神木石峁……一項項重要考古發現讓我們日益清晰地看到史前文化中透露出的文明曙光，也越來越真切地觸控到早期中華文明脈動的韻律。

1、良渚社會的複雜化程度及強大的動員能力，說明距今5200年到4500年期間，中國的長江下游地區已經出現初期的國家，進入了早期文明社會。

2、5000多年前的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群……以牛河梁規模巨集大的壇廟冢遺址群為中心的紅山文化，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一個實證，這一點越來越成為學界共識。

3、山西陶寺遺址發掘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堯天舜日的禮樂文明。根據陶寺遺址的年代、位置和規模，許多古史和考古學者認為它有可能是文獻記載中堯之都城——平陽。至少可以據此認為，陶寺文化中期已經進入到早期國家的階段。

4、石峁遺址位於陝西神木縣，石峁遺址發現了數量巨大、品類豐富的遺物，包括陶器、骨器、石器、玉器等。這e68a84e8a2ade799bee5baa631333431353966表明距今約4100年陝北地區也已進入文明社會，豐富了中華文明形成過程的細節。

5、此外，安徽含山凌家灘、江蘇張家港東山村等遺址也獲得重要發現。這些都表明距今5300年左右開始，長江、黃河及西遼河流域的文明化程序進入加速發展時期。

在距今5300至4300年期間，一些文化和社會發展較快的地區相繼出現了早期國家，“依照歷史記憶，可稱之為‘古國時代’，儘管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從現在掌握的情況來看，這一時期已經步入文明社會的門檻。

擴充套件資料：

六大遺址——勾勒堯舜時代的社會圖景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階段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初步勾勒出了公元前2500年～前1500年即堯舜時代到夏商之際的社會圖景。中原地區六座規模大、等級高的中心性城邑，被列入研究重點，

它們是：可能與黃帝有關的河南靈寶西坡遺址、與傳說中堯時代時空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可能是禹都陽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崗城址和可能是夏啟之居的河南新密新砦遺址，還有考古學界公認的夏代中晚期都城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以及鄭州大師姑遺址。

六大遺址年代先後銜接，時間上大體從公元前2500年到前l500年，為了解這一千年間的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遷、王權發展的程度以及當時的自然社會環境等，提供了翔實的資料 。

這一千年的歷史正處於中華文明起源的關鍵期。其“社會圖景”可作如下歸納：

1、 農業生產取得長足進步。

（1）、農作物多樣化，原來認為只有小米、粟等是主要食物,發現稻米佔相當比重，小麥也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2）、耕作技術的改進，為適應水稻、小麥等多種作物的種植，有了水田、旱田,耕作技術隨之發生變化。二里頭遺址等都找到了小麥，甚至還找到了除豬、狗之外飼養羊的證據 [5] 。

2、 銅器冶鑄技術的發展。到了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代中晚期，已經能夠製造鼎等青銅容器了，青銅容器的製造比製造刀子等小件物品要複雜得多；而複雜的青銅容器，如鼎在這一時代的晚期成為中國王權的象徵。

3、 社會發展變化方面。

（1）、等級制強化和制度化。比如在陶寺遺址中的1000多座墓葬中，大墓約佔1/10，每座墓葬能出土百餘件隨葬品，而小墓則佔大多數， 其出土的隨葬品寥寥無幾；

（2）、大型城邑的出現。陶寺遺址發現了建於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大型城址，它非常巨集大，有280萬平方米，南北1800米，東西1500米。修建這樣規模的城址需要大量人力，可見當時組織人力從事工程的能力有很大提高；

（3）、出現反映王權的宮殿、宗廟。

二里頭遺址發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宮城，發現了中軸線左右對稱的佈局，多重院落，這個傳統一直影響到到北京紫禁城的建造,開了幾千年中國宮城佈局的先河。

中國文明自稱“中華上下五千年”，也就是說，從中華文明開始至今，已經有了5000年的悠久歷史，然而很多西方學著對於這一點並不認同，因為無論是夏朝還是商朝，還是更早的三皇五帝時期，都只存在於傳說當中。即便偶爾發掘出了支離破碎的歷史文物，也因年代久遠無法辨認或者數量不足等等原因，無法支撐起將中國文明前推5000年的重擔。

但是，事實就是事實，又豈是外人能夠置喙的，近年來中國加大考古力度，開展了多個科技攻關專案，逐步為大家揭開了數千年前歷史的神祕面紗。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中國的一項文化工程，是一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上夏、商、週三個歷史時期的年代學的科學研究專案，是一個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系統工程。

該專案初步確定了夏、商、週三個朝代的年表，將中華文明前推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雖然業界對於一些具體的年代、人物依然爭論不斷，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該工程對於確定夏商周存在的真實性，支撐中國文明發展的基礎框架，仍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專家們一致認為，該遺址是迄今為止在黃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這一中華文明形成初期階段，發現的規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質的中心聚落。其社會發展模式、承載的思想觀念以及諸多凸顯禮制和文明的現象，被後世所承襲和發揚，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正是賴此主根脈延續不斷、瓜瓞綿綿。

要問中華五千年是怎樣推算出來，敞人雖不才，但可以明確的告訴你：中華五千年不是推算出來的，根本也不用推算，凡是中華中國人稍有頭腦的都知道！

有人說盤古開天、女媧造人，這只是傳說，沒有根據。有據可證明的就是由三皇時代的伏羲傳無字天書---河圖和先天八卦圖開始，後又有神農為解決人們疾病的痛苦捨身嘗百草，註有神農本草經傳流於世。到五帝之首的黃帝結合陰陽道理，探索病因病情，總結出醫療理論，寫出對人類的醫療事業巨有非常大的指導方針的巨集偉著作---黃帝內經。 黃帝內經的理論至今還在指導著中醫學的大方向！在這期間已有連山易的出現，所以黃帝定立了道歷！這時的陰曆法，農曆法已經形成，到了大禹的夏朝時便有了一套完整曆法系統。所以把陰曆和農曆統稱為夏曆。大禹也用洛書與伏羲的河圖前後呼應，用後天八卦與伏羲的先天八卦相配演義出八八六十四復卦，完成了史無前例的重大文獻---易經，為後世的儒學，道家指明瞭航向！

如果有人不信中華五千年有記載，請到各處的道覌詢問今年道歷是多少年，好了，您也不用費那個勁了，我就告訴你吧，今年是道歷四千七百一十七年，今天是陰曆四月十八。

四千七百一十七年再加上三皇時代的年數，還超過五千年了！做為中華兒女，我們應該為有這樣偉大的、英明的祖先而自豪，沒有理由對祖先懷疑！

中華上下5000年終點不用再探討，它的發展還在繼續，我們需要討論的是它的起點在哪裡？在海外的一些史學家不承認中國商朝以前的國家政權的存在。而如果我們能夠有充足的考古資料證明商朝之前的朝代或文明的存在，那我們中華上下5000年的推算就可成立。

其實關於夏代的認同，一直是中國古代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中非常基礎的觀念。

在本文中筆者將同大家一起探討夏朝的認同問題，以及良渚古城遺址對於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又有著怎樣的意義？

文明

筆者這裡並不詳細給出“文明”的定義，以下說明也僅為探討中華文明起源問題進行簡單說明：如果認為某一地區產生了文明，即指此時的社會進入國家狀態。那麼如何判斷當時的社會是否進入國家狀態？或者說，應該以怎樣的標準去界定文明是否產生呢？接下來就請您跟隨筆者，先來了解一下學術界對於文明要素的討論。

(一)三要素說

由美國學者克拉克洪、英國學者丹尼爾等提出。

克拉克洪認為 :“不論任何文化只要具備了下列三項因素中的兩項 ,就是一個古代文明。這三項標準是:1.有城牆圍繞的城市 ,城市居民不少於 5000人;2.文字;3.複雜的禮儀中心 。”

丹尼爾也認為 :“從考古學來看, 古代文明有三個標誌 。1.要有文字;2.要有城市(人口要有 5 000 人以上);3.要有複雜的禮儀中心 ,就是一種為禮儀而造的建築物 。這三點如果具備兩點, 就可以認為是古代文明社會遺址 。”

但這三個要素中 ,除禮儀中心外,文字和城市都不是他們首先提出的。

（二）四要素、五要素說

國內有些學者在克拉克洪 、丹尼爾等人的三項標準上加上了一條金屬器的使用, 就形成了四要素說,有的又加上國家的形成構成了五要素說。

如夏鼐提出 :“現今史學界一般把`文明" 一詞用來以指一個社會已由氏族制度解體而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階段。這種社會中,除了政治組織上的國家以外 ,已有城市作為政治(宮殿和官署)、經濟(手工業以外,又有商業)、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動的中心。它們一般都已經發明文字和能夠利用文字作記載(祕魯似為例外 ,僅有結繩記事),並且都已知道冶煉金屬 。文明的這些標誌中, 以文字最為主要 。”他也是以國家 、城市 、文字 、冶煉金屬作為文明形成的標誌 ,而以文字為主 。又把禮儀中心歸入城市之中。

李學勤也在接受丹尼爾三個文明標誌基礎上提出:“但從中國的考古學來看, 文明社會的標誌至少還有一個 ,就是金屬的使用 。這樣看來 ,就應該有四個。”安志敏提出:“目前在考古學 、歷史學 、人類學和民族學等一系列著作中 ,大抵以城市、文字 、金屬器和禮儀建築等要素的出現, 作為文明的具體標誌。 … …但是文明的誕生 ,就是國家和階級社會的出現 ,象徵著社會進化史上的一個突破性的質變 ,這在學術界幾乎是沒有任何異議的。”他又在以上四要素基礎上增加了國家和階級社會的出現。徐蘋芳提出 :“ 一般認為文明要素有文字 、城市 、複雜的禮儀中心 、青銅器鑄造以及國家的出現等。”他同樣以五要素為基礎 ,只是把金屬器改成了青銅器鑄造。

他們都是以克拉克洪 、丹尼爾等的三要素為基礎, 僅加上金屬器(或稱為青銅器)及國家。而金屬器及國家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 ,雖很重要,但在具體掌握上卻有很多問題 。

此外，普遍被接受的還有柴爾德提出文明四要素有“城市、大型建築、金屬和文字。”

筆者這裡同樣採用劉斌老師在《考古公開課·五千年文明看良渚》中所採用的較為簡練、通俗的講法，即“城市的出現、金屬的出現、文字的出現”這三個要素來作為進入文明的標準。

聚焦幾處爭議點

·“商代甲骨卜辭中不見任何有關夏的記載，沒有絲毫跡象表明商代諸王曾把自己看作是夏的合法繼承者。”從現今考古發掘資料來看，確切提及夏代的文字的確並未發見，甚至“夏”字從未作為一個朝代的標記出現過。

·“良渚沒有發現文字與青銅，儘管陶器或其他人工製品上發現了刻畫符號，還沒有成組符號可以確認為書寫系統。”

·“沒有發現小麥和馬、羊、黃牛，水稻與豬為主的經濟體系還是比較單純。五穀豐登、早澇保收、六畜興旺、豬肥馬壯才是複合經濟體系。”

·“雖有貧富分化、貴賤之分，但男女依然相對平等，沒有進入父系男權社會，也沒有進入多民族社會。”

·“祭祀明顯重於戰爭，證明良渚是玉帛古國（神權王國），還不是戎與祀並重的干戈王國。因此良渚文化證明東亞進入了玉帛古國時代，以石峁遺址為代表的齊家文化才進入干戈王國時代，也就是進入夏商周三代和青銅時代的世界體系。”

夏朝的存在問題的研究

·夏朝的存在與否並不能通過存不存在文字來證明。

其實，甲骨卜辭中早已有夏代存在的證明。杞國族作為夏后氏的直系後裔，在商代存在的蹤跡，即為直接證明。

大量文獻記載表明，早在商初杞國就作為夏王后裔的封國而存在。如《史記·夏本紀》太史公曰: “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杞氏、繒氏……。”又《留侯世家》:“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又《陳杞世家》: “杞東樓公者，夏後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元 和 姓 纂》卷 一《一東》: “東樓，夏禹後，有杞東樓公，支孫氏焉，其後杞大夫有東樓羽。”這位東樓公為夏少康裔孫。《廣韻》十九侯部稱: “樓，夏少康之裔，周封為東樓公，子孫以樓為氏焉。”東樓公即為夏王少康的直系後裔，周武王讓其掌管夏后氏的祭祀事宜，將之分封於杞國故地。《太平寰宇記》雍丘條亦曰: “殷湯封夏於杞，周武王克殷，封夏後東樓公於杞，是為杞國，即此地也。”更早的周代文獻也說明這個問題。《國語·周語下》雲: “有夏雖衰，杞、鄫猶在。”韋注:“杞、鄫，二國，夏後也。”《管子·大匡》記齊桓公語: “夫杞，明王之後也。”尹注: “杞，夏之後。”《世本》: “殷湯封夏後於杞，周又封之。”《大戴禮記·少間》: “成湯卒受天命……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姒姓於杞。”《左傳》僖公三十一年: “( 衛成) 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杜注: “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鄭子大叔之語: “夏肄是屏。”杜注:“夏肄，杞也。肄，餘也。”楊伯峻先生亦曰:“杞為夏之後，故曰夏肄。肄，餘也。屏，即屏藩，保護之意。”均是說杞為夏后氏餘裔。由此可以推測，商代的杞人，可能十分相似於殷後裔宋人，宋人在亡國後依然以夏人的身份自居，且同期的他國亦以夏人稱其之。《論語·八佾》亦記孔子之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也是以杞與夏，宋與殷相提並論。《逸周書·王會》載杞國君主為“夏公”而宋之國君為“殷公”，也將杞與夏，同樣將宋與殷共相提及。以上所舉文獻均有力說明了“殷湯封夏後於杞”的事實，而且這個事實在甲骨文中也有蛛絲馬跡可尋。

·雖然夏王朝沒有明確的古文字印證，但夏王朝的存在是不容懷疑的。

禹出現在西周“遂公盨” 銘文中，夏和禹出現在春秋齊器“叔夷鍾” 、春秋秦器秦公簋和秦公鍾等青銅器銘文中。西周、春秋時期的文獻多次提到夏，如《尚書》、《詩經》、《左傳》、《國語》以及戰國諸子都有記載。《史記·夏本紀》記載了大量禹的事蹟，並列出了夏代17王的傳承次序。

良渚古城遺址的研究

良渚古城遺址是長江文明於距今約5300－4300年期間出現在下游環太湖地區的一個前所未有的複雜社會的代表性產物。這一複雜社會在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譜系中被稱為“良渚文化”，興衰於距今約5300－4300年期間，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長江流域展現稻作農業最高成就的區域性複雜社會，其規模依據現已發現的600餘處同期遺址分佈範圍界定，約為環太湖地區的3.65萬平方千米。依據該範圍內同期文化的遺址群之間存在的4個以上的聚落等級、擁有統一信仰、存在明顯的社會等級、特別是出現了城市文明等現象分析，這一史前文化已具備了早期的國家形態。

良渚古城遺址作為良渚文化的權力與信仰中心，以規模巨集大的古城、功能複雜的水利系統、分等級墓地（含祭壇）等一系列相關遺址，以及具有信仰與制度象徵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在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曾經存在過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的、出現明顯社會分化和具有統一信仰的區域性國家，展現了長江流域早於黃河流域對中華文明起源階段“多元一體”特徵所作出的傑出貢獻；與此同時，良渚古城遺址在空間形制上展現出的向心式三重結構——宮殿區、內城與外城，成為中國古代城市規劃中進行社會等級的“秩序”建設、凸顯權力中心象徵意義的典型手法，揭示出長江流域早期國家城市文明所創造的規劃特徵“藏禮於城”，擁有東方城市起源的某種“原型”含義，在其後的5000年中國古代禮制社會的綿延發展中，一再被統治者們應用於都城規劃設計；良渚古城遺址所展現的“水城”規劃格局與營造技術，反映了人們在溼地環境中創造的城鄉特色景觀。

四大遺產價值構成要素：

·古城遺址

·外圍水利系統

·分等級墓地

·以玉器為代表的出土器物

這也正是劉斌老師在《考古公開課·五千年文明看良渚》中所提到的良渚古城遺址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證據。雖未能與文明要素完全對應，但良渚遺址所顯示出的這四點證據以及良渚古城遺址的申遺成功，足以證明此時的社會背後的組織力量已經是國家形態。

良渚古城遺址的價值

一是屬於區域性早期國家，二是出現早期城市文明。這一定位不僅彌補了中國長江在世界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大河文明”中的明顯缺位，亦可為中華民族的5000年文明史提供確鑿物證，揭示了中華文明在亞洲地區的文明發展史上當可與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比肩。

·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

一般理解的舊大陸四大古老文明,即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黃河流域的中原文明。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蘇美爾文明最早形成,古埃及文明其次,哈拉帕文明再次,中華文明最晚。由於對中文文獻不瞭解,大多數國外學者對中國考古學的進展停留在 20世紀 80 年代,在他們的著作中,中華文明的起始時間常常定在殷墟為代表的晚商。 而良渚古城遺址和良渚文化的深入研究,將有力地改變這一傳統觀念,良渚文化已進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國家階段,良渚是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聖地,在中國都邑發展史和中華文明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

2019年7月6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議為《世界遺產名錄》，其水利工程的規模可能比埃及和蘇美爾的還要大；製作大量珍貴玉、漆、象牙、陶器等所需的專業人工數量也很龐大。可見良渚有著非常強大的社會組織和動員能力，非國家無以為之。所以，“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並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

最後，如同在《良渚文化與良渚古城考古的意義》一文中劉斌、王寧遠、陳明輝三位老師所談到的：

“儘管學術界對良渚文明的歷史地位和價值已有了比較高的評價,但作為一個複雜的史前文明,現在還只是揭開了良渚文明的面紗,還有許多問題有待深化。比如,良渚古城、寺墩、福泉山遺址等遺址的歷時性研究和聚落形態資料仍需繼續豐富和細化,環太湖地區的文化序列及各個階段的社會發展狀況的研究仍有待完善,良渚文化向外傳播的途徑和動因還不甚清楚,良渚時期的玉料等資源的來源及利用情況、手工業發展狀況、貿易的發展程度、政治控制模式與國家的疆域、良渚文化之後的文化轉化及良渚文明衰落的原因等問題也有待進一步解答,對良渚文明特質、文明模式和理論總結還剛剛起步等等。”

因此筆者同樣認為，對於文明起源問題的探尋，乃至對於任何歷史的研究都應立足證據，以考古發掘提供的真實證據推進相關研究，方才算作對文明，對歷史的真正尊重。以上所談，也僅為筆者在參考各位專家學者在研究中談及的部分觀點後對該問題做出的簡單介紹，對於開篇所提到的兩個問題，仍期待學界的不斷爭鳴，促進中華文明起源問題進一步科學化、國際化。

文獻參考：

《信史抑或偽史———夏史真偽問題的三次論爭》陳民鎮

《從多重文獻所見杞國族看夏朝存在的蹤跡》陳沛航

《文史哲》國際版第 5 卷第 1 期“在傳說與真實之間 ：夏朝史學研究”

《世界文化遺產“良渚古城遺址”突出普遍價值研究》陳同濱

《良渚文化與良渚古城考古的意義》劉斌 王寧遠 陳明輝

《良渚文化與華夏文明》易 華

《關於歷史上是否存在夏朝的問題》杜 勇

《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理論研究(上)》孫進己、幹志耿

《考古公開課·五千年文明看良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