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這其實是在侮辱紅薯，你確定那些不為民做主的，回家能賣得好紅薯嗎？他們瞭解紅薯的前世今生嗎？

更何況紅薯其實一度是高階食品，早在唐朝它就是珍貴的貢品，又曾經被日本人用來進貢給唐朝的皇帝，後來哥倫布初謁西班牙女王時，也曾將紅薯作為來自新大陸的珍品獻給女王。

明代大醫藥學家李時珍說：“海中之人多壽，而食甘薯故也”。

李時珍的發現被現代醫學證實了，1995年美國生物學家瑟施瓦茨教授發現，番薯中含有一種化學物質叫脫氫表雄酮（DHEA），可以用於預防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結腸癌和乳腺癌。

那紅薯怎麼掉下神壇，淪落到“不如回家賣紅薯”的田地呢？

這要拜一個福建人，一個上海人所賜。

閩，是中國海洋文明的代表，是中國海洋文明最發達的地區。如同乘坐“五月花”尋找新大陸的自由勇敢堅定的美國清教徒，自古以來，閩人就一直在用生命拓海，尋找人生更好的可能。明朝萬曆年間，他們中有一位名叫陳振龍的來到了呂宋（今菲律賓）闖蕩。

他發現呂宋當地有種草質藤本植物漫山遍野，葉綠根紅，耐旱易活，生熟可食，陳振龍稱之為“朱薯”，贊其“六益八利，功同五穀，利益民生”, 他下定決心，要將這種食物引進祖國，造福萬民。

但是，當時的呂宋已經被西班牙統治，如同今日的特朗普，當年的西班牙人也喜歡“建牆“，喜歡禁售，禁運，他們認為是“朱薯”是國家關鍵技術，是國家機密，於是禁止“朱薯”出口。

陳振龍嘗試過兩次“走私”，突破“禁運封鎖”，可惜都失敗了。

第三次，陳振龍高價買了幾尺薯藤，絞入吸水繩中，這樣才躲過了“海關”的層層檢查，歷盡千辛萬苦，經過7晝夜的渡海航行後終於將薯藤帶回了故鄉福州。因為當初是由“外番”引進的，所以“朱薯”又被廣為稱做“番薯”。再後來，又多了許多藝名，諸如：甘薯、紅苕、白薯、山芋、紅薯……

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夏，福建大旱，五穀歉收，振龍就讓兒子陳經綸上書福建巡撫金學曾，說他的“朱薯”能救災民。

巡撫同意了，振龍父子當年就試種成功， 巡撫大喜，於次年傳令遍植，大獲豐收， 閩人因此順利度過了災年，為了紀念陳氏父子，福州烏山多了一座“先薯亭”。

從福州長樂鄉下，就這樣走出了一位中國的“紅薯之父”。

紅薯是很多人都喜歡吃的一種食物，它吃起來甜甜的，而且非常有營養。我們知道紅薯還有一個名字叫作“番薯”，一看這個“番”字，我們就知道，紅薯並不是原產於中國的食物，這是因為我們一般是把外國稱為“番”。其實，紅薯是原產於美洲的一種食物，後來哥倫布發現了紅薯，就把紅薯帶回了西班牙種植。紅薯在中國明朝時期才傳到中國，被秀才陳振龍帶回了國內，百姓們馬上將紅薯種植起來，因此紅薯又叫做番薯。

我們看看紅薯的流傳之路，也就知道紅薯為何叫番薯了。

一，紅薯的出生地。

這個與哥倫布的航海新發現有關，他打開了兩個平行世界的大門，新舊大陸的物種得以交換、遷移，跟隨著人的流動，湧入世界的各個角落。紅薯、玉米、花生、向日葵、南瓜、番茄、辣椒等30多種原產美洲的作物，在世界許多地方落地生根。

1492年12月的某一天，他發現美洲的印地安人在村子周圍的土地上都種滿了紅薯，這個作物吃起來像栗子，他決定在返航的時候帶一些在路上吃。於是紅薯就跟隨著哥倫布遠渡重洋，到了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賓。紅薯強大的適應能力很快在菲律賓生存下來，因為其口味甘甜，當地人很多人開始種植。

二，紅薯引進中國。

當時的中國屬於明末，並沒有完全的海禁。閩商陳振龍經常往返南洋呂宋經商。當時的西班牙人正建造馬尼拉城，對前來貿易的華人敞開懷抱。長期在呂宋經商 的陳振龍看到漫山遍野種植的紅薯，他品嚐後，深知朱薯功同五穀，得益民生。才萌生了引種國內的念頭。

經與呂宋人多方交涉，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陳振龍終於帶著買來的紅薯藤數尺乘船回國，半年後在福建南臺沙帽池試種成功。適逢1594年福建大旱歉收，福建巡撫金學曾看中紅薯的救荒屬性，下令在貧瘠土壤上種植，福建饑民得以度荒，饑民稱紅薯為“金薯”。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長江下游鬧旱災，在松江的徐光啟聽說“金薯”是一種很救荒的作物。託友人從福建莆田找來薯蔓插植在木桶，春暖連木桶一起到上海試種，紅薯得以翻過南嶺，進入長江流域。徐光啟算是上是明朝第一批推廣紅薯種植的官員。

由於紅薯來自南洋，在地下結莖。南洋自古被華人稱為番地，而地下結莖的作物，華人又習慣稱薯。所以紅薯又叫番薯。

徐光啟四處宣傳番薯的優點：高產益人、色白味甘、繁殖快速、防災救飢，可作餅餌、生熟可食、不妨農工、可避蝗蟲等，提議在北方推廣種植。

但是番薯產自亞熱帶地區的作物，其薯種怎麼在北方渡冬是一個關鍵問題。

直到乾隆年間才算解決。

三，紅薯的北方推廣。

自陳振龍起，福建陳氏家族即以傳種番薯為家訓。乾隆初年，陳振龍的六世孫陳世元經常往來福建與山東之間兩地貿易，長期客居山東膠州，對該地氣候、土壤十分了解。1747年山東大部發生災荒，陳世元目睹種災慘狀。由福建運來薯種，在膠州教農民種植番茄，經兩年試種才成功，並且用窖藏的方法解決了薯種越冬的技術難題後，德州地區的農民又根據番薯的生長特性，開創了番薯在北方地區一年兩種的局面，為番薯在北方地區的廣泛種植提供了重要保證。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陳世元之子陳樹、陳雲兩兄弟由膠州運種至通州一帶種植番薯，在官方的敕令下，番薯移植遍佈京畿地區。乾隆意識到番薯“平時可以佐食，歉歲可以救饑饉”的作用後，乾隆不斷諭令各省“廣為栽種以濟民食”，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到達了高峰，番薯幾乎遍佈全中國每一處氣候適宜的角落。以至英國使團馬嘎爾尼為賀乾隆八十大壽訪華時，發現很多華人以番薯為主食。

相傳，乾隆特別喜歡愛吃烤地瓜，不僅治好了他的老年性便秘，還盛讚地瓜為“土人參”，變著法讓廚師以番薯為食材做出各類御膳。其中，他南巡時在山東濟寧吃到烤地瓜更是讚不絕口，並把烤地瓜帶到了京城，既然皇帝喜歡，那麼天下人都會跟隨的，如此烤地瓜就成了一道美味。

番薯不與稻米及其他傳統作物爭地，它高產、耐旱、適應性強、山坡、山地、砂地等貧瘠的土地都可以栽培，是窮人必不可少的度飢食物。有人認為，清朝人口的大爆炸就是利益於番薯、玉米、馬鈴薯等美洲作物在中國的迅速推廣。從乾隆六年（1741年）全華人口約1.43億，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人口突破3億，番薯的功勞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