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證據證明漢武帝採納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史記孝武帝本紀》沒有文字記載。

漢代儒學興起，是因為需要教化，而儒家這方面擅長。董仲舒辦學，弟子甚多，但並沒受重用。相反，因作《災異之記》，有譏刺天子之罪，差點丟了腦袋。

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為了更利於管制和統治，為了"長治久安"。因為儒家更加契合封建制度，符合封建道德的意識形態。

在春秋戰國時代是諸子百家。但他已經不適合時代發展。周天子式微。造成大分裂。法家就此崛起推動秦國發展，天下一統。秦國用法家思想治理國家，但立國時間太短。用"法"過度。導致秦國迅速敗亡。隨後就是老子的清淨無為，黃老之術。而漢武帝之所以採取"儒家思想"作為唯一官方思想。就是在於維護國家統一，當時地方宗室王國的權力很強大。向心力不足。外有匈奴。 董仲舒給漢武帝提出天人三策，為漢武帝使用儒家治國提供了理論根據。董仲舒從天人合一的角度解釋了國家大一統的必要性，得到了漢武帝的共鳴。而國家大一統，首先是思想要統，唯有思想統一，才能政治統一。只有如此才利於封建制度和統治。於是漢武帝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原因。

漢武帝是個強勢皇帝。而儒家思想符合加強皇帝權利，中央集權，可以提高國家實力。積極進取。可以提供漢武帝集中一切力量消滅匈奴的財力和物質需求。儒家的春秋大義大一統思想，君臣倫理觀念與封建制度和道德完美地結合到了一起。與漢武帝當時的政治形勢和環境任務相適應，適合做統治工具。

應該說，漢武帝採取儒家思想是正確的，只不過是到後期日益僵化，保守。而儒生又讀死書。沒有繼承和發展。到唐宋就已經落後的明清就徹底僵化而導致了他的死亡。

然而事實上秦朝的法治並沒有因為秦朝的滅亡而徹底毀滅，甚至漢武帝獨尊儒術也沒有立竿見影的改變西漢的法治框架，西漢是完全繼承了秦朝的法治制度的，不能把個別情況的變化（比如漢文帝取消了肉刑，其實改為鞭刑只是懲罰手段變化了一點，於法治的主體、性質有何關係？）說成是整體上的改變。

那麼獨尊儒術有什麼用呢？漢武帝沒有用儒術治國，更沒有搞仁政，他也不是那種仁慈的皇帝呀。但是他需要的確實是統一思想，需要鞏固他的權利，需要培養聽話的大臣，儒家的尊王攘夷思想，克己復禮思想是值得利用的，就是這麼簡單。

然而漢武帝這一改革，卻產生了一個副產品，那就是鞏固了皇權的同時，也培養了新的貴族集團，他們藉著儒家學說的興盛，為自己階級的特權世襲鋪好了路。一切腐敗的根源，不是貴族的特權本身，而是特權的世襲。

先秦時期就有“國者，公器也”。換句話說，“天下為公”的思想早早就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與之相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則是逆社會發展的潮流，危害之深、罄竹難書。

一、思想上層建築與政治上層建築

國家有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分。而上層建築又分為思想上層建築和政治上層建築。以秦朝為例，商鞅變法後的法治思想就是秦國的思想上層建築，而中央集權郡縣制則是秦國的政治制度。

中央集權，是軍權、治權、稅權集中到中央，郡縣不再擁有軍隊所有權、治理方式選擇權、稅收的指定和收入。如果說，軍權的集中是為了防止“樹兵”，重走春秋戰國幾百年內戰的老路。那麼治權、稅權的集中，本質上屬於法治國家的必然，或者說只有法治為前提，才有治權、稅權集中的可能。比如說，商鞅法治的特徵，一是徙木立信，崇尚公開，二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崇尚公平。治權的集中，實際上就是“舉國一法”,全國都施行法治。

思想上層建築是不排他的。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背景來說。比如都江堰、靈渠、鄭國渠（現在僅剩遺址）都誕生於秦國或者秦朝。比如，建國後第一道拜官詔書中，和丞相、大將軍同時被拜官的，就有的最高封賞中十八位，除了功勳卓越的文臣武將之外，還有兩位儒家弟子（秦國博士）：少傅孔鮒、博士僕射周青臣。後世儒家杜撰出的“焚書坑儒”，實在是無恥之尤。

二、中華文明一步一個臺階

秦朝的巨大成就，實際上是誕生在兩個基礎之上的。一是中華文明的創造性基因。夏立國、商邦聯、周聯邦，政治制度的創新從不缺席。二是春秋戰國幾百年血的教訓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治國思想空前廣泛而激烈的碰撞。請注意：秦朝的中央集權郡縣制創新，固然是無與倫比的偉大成就，但同時，也是中華文化每一次朝代更迭，必定伴隨著政治制度創新的繼續。

政治制度創新並非朝代更迭的必須。但政治制度創新，意味著新的執政者代表了社會發展的先進，進而意味著朝代更迭是一次質變，意味著新的執政者擁有符合生產力發展的合理性、合法性。“崇優”並非人類文明的普遍共識，但是，“崇優”是大自然的規律，是人類共識必須屈服的更高規則。比如說，獅子吃羊吃了幾千年了。從人類的視線看來，從人類文明的公平性來看，顯然是持強凌弱，但是誰能改變為“輪到羊吃獅子幾千年”,或者獅子吃草不再吃羊？

中文文明，一步一個臺階，是華人的聰明智慧、艱苦奮鬥，也是符合大自然的客觀規律。

三、奇葩的漢朝

劉漢起兵是推翻秦朝的？還是秦國眼見必將崩潰，劉漢是跟項楚爭奪天下的？誰也說不清。但劉漢贏得了楚漢之爭是客觀事實。楚漢之爭，劉漢勝利者進而改朝換代，但卻沒有政治制度的創新。這就註定了無論劉漢、還是項楚，是“矮子裡面拔將軍”，是必誰濫的更少一點。這究竟是劉漢、項楚不給力，還是時代的發展註定沒有第二次創新？不知道。我們無需苛責劉漢。但劉漢皇權沒有政治制度創新、改朝換代缺乏合法性、合理性，劉漢的勝利並不是優勝劣汰，卻是擺在劉漢皇朝面前的巨大難堪。從漢高祖劉邦之後的號稱“黃老治國”、白馬之盟、到漢武帝劉徹的公開徵召治國思想，都是這種難堪的衍生品。

漢朝大儒董仲舒應召，並奉獻了“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荒誕理論，並給皇帝加上了“天子”的桂冠。這些是理論嘛？很顯然，冒充天意就是愚弄百姓，“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不過是皇帝的新衣，滿屋謊言的扯淡而已。比這個皇帝新衣更加罪惡的，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它一舉屠殺了中華文明中最具創新意識的土壤。沒有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華文明自然再也沒有孕育出任何一個新的政治制度。

綜上所述，

1、以“白馬之盟”為標誌，中國封建社會從“天下為公”蛻變為“家天下”。執政者從以優取勝（或者叫勝者為王），蛻變為執政權第一。沒落至清朝，更爆出了“寧與洋人、不與家奴”極端醜惡思想。

2、董仲舒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罄竹難書的罪惡。禍害中華2000多年。諸如和親、家天下、文字獄等等，皆漢朝所創。

所以，無論怎麼給漢武帝找理由，都不可能洗脫漢武帝對中華文明、中華文化的屠殺之罪。

你的下屬給你量身定做了一個超級大保健方案，充分、必要且唯一的條件就是讓你爽到頂，還不用自己付費，保障措施也很充分，毫無任何後遺症，需要你做的就是籤個字批准執行，你說你批不批?所謂的“帝王套餐”，我覺得董仲舒的這個就是最好的案例，後續帝王沒有一個不喜歡。

秦末漢初，天下大亂，禮樂崩潰。群雄並起，草莽英雄劉老四最終雄起，定鼎中原建立西漢王朝。

西漢初年，混社會出身的劉邦，小學都沒讀過更不要說小學畢業了，本能的對儒學有排斥。說起話來思前想後，文言的縐縐，難受得緊。一點都沒有大口喝酒，大碗吃肉，張口媽拉個巴子的來得爽。所以儒學的發張與生存在這個時期基本處於寂滅期，儒家的學術源流幾乎斷絕。

直至西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西漢政府宣佈廢除秦始皇焚書時頒佈的《挾書律》，使得長期受到壓抑的各種思想和文化藝術得以正常發展。諸子學說復甦，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慢慢復甦。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所代表的的那一階層由於在政治上沒有訴求，漸漸被漢初的統治者所提倡，居於主導地位，在思想文化領域執牛耳。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朝堂之上波浪不驚，少了爾虞我詐的派系鬥爭。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民耕其田，牛放南山，少了朝令夕改的官府政策。國庫充盈，社會安定，一幅全民奔小康的和諧畫面。

武帝即位以後，不滿足於祖宗留下的基業現狀，對內改革，對外擴張。而此時國內的政治氛圍，經濟體制並不足以支援其開拓稱霸的雄心。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公元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由於儒學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神化了專制王權，因而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推崇，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只有在他即位之初的三年，丞相衛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三年裡，政治清明。言論自由。沒有一人因言獲罪。

漢武帝之所以支援衛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非他信仰儒學。僅僅是為了從竇太后手中奪權。

再強調一點，罷黜百家，並非禁燬百家。罷黜官職而已。美國共和黨執政後。民主黨在聯邦政府的高官就要被罷黜。

漢武帝真正信奉的是法家。從漢武帝中前期開始，就重用法家酷吏張湯。重立漢文帝時已經廢除的誹謗之法，夷族連坐之法，告奸之法。張湯立法，是中國法治史，乃至華夏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倒退。

誹謗之法是批評政治，誹謗天子之罪。是法家為實行愚民政策，扼殺思想，扼殺言論。由秦始皇創立的惡法。

告奸之法是由商鞅創立，秦始皇發揚光大的惡法。支援鼓勵骨肉至親之間檢舉揭發。

從華夏文明，乃至人類文明來看。最邪惡的法律就是誹謗之法。

從人性角度看，最邪惡，最泯滅人性的是告奸之法。中國有三個時期，骨肉至親之間互相告奸：一是秦始皇。二是漢武帝。三是貓豬屎。

漢武帝不但重用法家酷吏，羅織罪名，製造冤獄。把群臣屠戮殆盡。還重用法家酷吏張湯，以腹誹罪處死顏回十世孫。儒家大師顏異。更說明他真正尊崇的不是儒家。而是法家。

秦始皇是用法家思想作惡害人的惡魔。漢武帝一邊用法家思想作惡害人。一邊披上偽善的面紗。

【漢武帝沒有罷黜百家更沒有獨尊儒術】

大家所有和個人所有的概念，自人類誕生起就存在了，整個部落都有血緣關係，打到的獵物、採摘的食物，都是大家所有的，只有分配到個人手裡的時候，勞動工具、食物才是你個人的。8000年前，人類第一次產業革命，遊牧業從狩獵業中分離，農業從集體採摘業中分離，群婚制變成偶婚制，耕地和牧場就成為私有，除此之外荒地和獵場還是大家的。7800年前，伏羲建立了部落聯盟體制，協調各個部落的關係，部落聯盟的制度存在了3000年之久。

中國第一個王朝“大象朝”，是由神農炎帝於公元前28世紀中早期建立。4800年前的華夏民族，那時候的人民認為天下是大家的。“天下為公”是如何體現的呢？就是天下萬邦，一個城池、一個部落就是一個邦國。邦國的首領是大家推選的，耕地歸個人所有，獵場和荒地是部落所有。炎帝之時，全華夏只有700萬人，一個五口之家，所能種植管理的耕地也就是100多畝，再多就沒有能力維持了，荒地比耕地多的多，只要你有力氣隨便去開墾，開墾成耕地就是你的。但有個前提，耕地（土地）是不能買賣的。

公元前2070年，夏後啟建立“夏朝”，廢棄了存在了數萬年的“選舉制”，也廢棄了存在4000年的“禪讓制”，開始了家天下的統治，不過，夏、商兩朝依然實行邦國制。周武王伐紂之後，“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濱、莫非王土。”邦國制轉化為“分封制”，《六韜》記載文王問政於姜尚，“天下為公、有德者居之！”分封制有利於小農經濟，幾百年後華夏人口增殖，春秋早期華夏人口達到2200萬，王權下的井田制崩潰了，“廢井田、開阡陌”打破了原有分封制的基礎，耕地、生產工具的重新分配，必須解決所有制形式，王權的地位受到挑戰，諸子百家誕生了。

法家以法律來規定所有制，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儒家要維護西周的“禮制”，主張沒有具體標準的仁德治國；道家主張“無為而無不為”，輕傜薄役少管事；墨家主張發展工商業；兵家主張先強軍而後強國。由於“王權”衰微所有制混亂，諸侯國紛爭戰亂兼併。各個國家率先採納“兵家”之策，兵家可以戰勝別國，但是不能強國，強軍之路不能長久。各國開始任用法家“變法圖強”。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釋出了《墾草令》，拉開了秦國變法圖強的序幕。《墾草令》解決了開墾荒地的所有制問題，鼓勵農耕統一稅租，削弱了貴族的特權。“保甲連坐”把農民拴在土地上，獎勵軍功起到強軍的巨大作用，廢除分封制，秦國設立31個縣。商鞅變法為秦統一六國奠定了強大的基礎，秦始皇統一六國“車同軌、書同文”，全面實行“郡縣制”，加強中央集權制。商鞅變法開創了土地自由買賣。

郡縣制本身沒有問題，只是過於超前了，秦滅六國的結果就是“消化不良”。秦始皇集政權、神權、軍權、財權所有權力於一身的中央集權制，就演變成一個人的“獨裁”，失去了權力制約的秦始皇，把自己凌駕於法律之上，秦朝的嚴刑峻法導致“罪徒遍地”，財權集中的結果就是大搞“跨世紀工程”，修長城、修驪山、修阿旁宮、修直道，無限制的使用財力、物力、人力，造成的結果是“民不聊生怨聲載道”，陳勝吳廣振臂一呼天下響應，劉邦、項羽僅用三年時間就推翻了“暴秦”。

秦朝快速滅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廢除分封制後，中央政權缺失了諸侯王的屏藩，而且帝國的軍隊也不是鐵板一塊。秦朝110萬軍隊，竟然不能保護秦朝的原因，反秦起義中的很多人，本來就是秦朝的軍人。劉邦推翻秦朝，消滅項羽建立漢朝，採納了秦朝的成功經驗，也吸取了秦朝失敗的經驗，實行了“郡國並行制”，用今天的話講漢朝實行“股份制”，“王權、封國、郡縣”並列，“皇帝、功臣、外戚”並列分權。

“三三制”是最穩定的結構，皇帝的君權是漢朝的核心，諸侯王是中央的屏藩，郡縣制維繫中央的財政，外戚、同姓王、功臣相互制約，只要有一方做大威脅中央君權，另外兩方必然聯手維護自己的利益，同時也保護了中央君權。而漢朝的股份制是建立在“適度寬鬆”的法制基礎上，漢朝廢除了很多的秦朝“嚴刑峻法”。劉邦開啟了中國最成功的“契約精神”，“非劉姓而王者，天下共擊之！”這個契約，一次次的挽救了漢朝。

漢朝是一個“法制”國家，法家負責制定修改法律，天下人共同遵守法律，政府只是“法律”的執行者。漢朝治國的理念是任用道家，通行“黃老之術”，黃就是“黃帝”，老就是“老子”。黃老之術的核心思想是“無為而治”，只要人民不違法，政府就少管事。“輕傜薄役”與民休息，漢朝初年實行“十五稅一”的輕稅，漢文帝又改為“三十稅一”，漢朝是中國歷史上“稅賦”最輕的朝代。

漢朝由於和地方分權，由於財權沒有完全集中到中央，迫使漢朝的皇帝們不敢搞“跨世紀工程”，這就自然而然的減輕了百姓的負擔。漢朝經過“文景之治”，七十年的發展積累，到了漢武帝時期，財力、物力、人力的積累，使得漢武帝有能力發動對匈奴的戰爭，開始全面的開疆拓土。至於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隻不過是後世的儒家們編造的一個謊言。漢朝從來沒有罷黜過百家，更沒有獨尊過儒術。

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他之所以看不起儒家，是因為他知道儒家的學說只能“治世”，而不能夠“強國”。劉邦因為功臣醉酒沒有規矩，冒犯皇帝的威嚴，他讓叔孫通制定宮廷禮儀，但是他從來沒有重用過儒家。漢武帝利用儒家，從竇太后手中奪權，只不過是個手段而已。董仲舒在“賢良策問”中回答了“天人感應、三綱五常”，並且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漢武帝並沒有完全接受董仲舒的觀點。

漢武帝雖然很尊重董仲舒，他只是接受了“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觀點，漢武帝也沒有罷黜百家，更沒有重用董仲舒。其後，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劉非國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膠西王劉端國相，4年後辭職回家，著書寫作。漢朝的太學裡增加了儒家經典的內容，但是百家的經典依然如故。劉向、劉歆父子編纂整理的《山海經》《戰國策》等著作，這些都是儒家反對的諸子學說，淮南王劉安編纂的《淮南子》，就是一部雜家經典。

有一個記載，更能說明漢武帝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都是主張停止對匈奴的戰爭，對匈奴割地賠款和親換取和平的。博士狄山是儒生，一次在朝堂上提出向匈奴“和親”。漢武帝就問他給你一個邊關郡，你能守得住嗎？狄山說:不能。一個縣呢？不能。漢武帝又問:一個要塞呢？狄山硬著頭皮說:能。漢武帝真的讓他去守衛一個要塞，不出半年，狄山就被匈奴砍頭了。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絕對是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影響了後世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統治思想，以及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

至於其為何要這麼做？

其實可以用四個字來總結：“統一思想！”

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顧名思義，就是廢除其他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學說。用儒家的思想來解釋法律，用儒家的思想來詮釋道德，用儒家的思想來約束行為！

說白了，這就是一個價值觀的塑造，有了統一的價值觀，才會更容易形成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

這對於當時旨在中央集權，政令統一的漢武帝來說，是非常有必要的！

咱們不妨以最近的秦朝作為其參照！

我們都知道，秦朝治國更多的是靠著嚴明的法律。依法治國沒錯，但秦朝的法太並不符合實際，只是一味的想當然，缺乏道德教化的支撐！所以會出現暴力，所以會引發大批的不滿！

在小農經濟為主的封建社會中，言傳身教的倫理道德教化約束，遠比那無法深入人心的法治來得容易，來得合理！

然而作為一個國家，又不可能聽之任之，放任自流！漢武帝之前就是這麼幹的，雖然在經濟恢復期，溫和的政策出現了“文景之治”。但隨之而來的就是嚴重的土地兼併，社會矛盾又開始出現！

到漢武帝時期，農民已處在 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漢書·食貨志》）的悲慘境地。

這時候儒家的三綱五常 ，忠君愛國的思想便有了用武之地，民眾與統治階級的矛盾得到緩和！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樣的想法可沒以前那麼多了！

當然，這是歷史大勢之需要！漢武帝也有私心，在他之前，漢朝統治者大都信奉黃老學說，無為而治！包括他奶奶竇太后！

漢武帝想要將權力拿在自己手中，扶持新的學派是最好的選擇！而當時，唯一能夠和黃老學說對抗的，就是儒家學說了！

所以，漢武帝選擇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儒家學說最終成為了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句話，存在爭議。

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是真的，為了統一思想，搞改革需要；獨尊儒術，是儒家給自己貼金的，故意噁心法家、道家學派。

有以下幾個原因：

1、在漢武帝之前，漢朝採用黃老之術治國。而黃老之術，主張君主“無為而治”，抓好主要政治綱領，不要過多幹涉老百姓。同時，注重休養生息，提倡輕稅薄賦，減輕人民負擔。這些主張，得到漢高祖劉邦、呂雉、漢文帝、漢景帝的重視，簡單地說，漢朝開國堅持"黃老之術”基本國策，100年不動搖，實際上滿打滿算也就堅持了60年。到了漢武帝這裡，國情、民情都開是發生變化，他認為黃老之術不適應當前治國，需要新的政治綱領與治國理論。（很多人誤認為，黃老之術就是道家思想，嚴格地講它是道家的左派，並不能全部代表道家全部思想。）

2、漢武帝雄才大略，有遠大的政治理想，年青人幹勁足，熱血沸騰，鬥志旺盛。但他知道，要改造漢朝，首先要改造漢朝思想與文化，漢武帝知道政治理論與意識形態很重要，要跟得上時代發展的節奏。漢武帝知道黃老之術，不適合漢朝了，再這樣無為而治，還得受匈奴的鳥氣。漢武帝政府，迫切需要新的政治理論，及官方主流意識。這個時期，儒士董仲舒的“大一統”政治理論很符合漢武帝的胃口，於是開始磨合。漢武帝需要新的理論，支援他搞改革，實現富國強兵的政治理想。董仲舒，也需要藉助漢武帝力量，為儒家注入政治勢力，排擠其他學派。儒家，也是在董仲舒的推動下，才從不入流的學派，成為官方主流學派之一，後來成為官方主流文化思想。

3、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是真的，為了統一思想；獨尊儒術，是儒家給自己貼金的，故意噁心法家、道家學派。漢武帝，是個明白人，儒家那套理論只是適合作為官方主力意識，天天在大漢新聞聯播念念，讀給老百姓聽很適合，教化老百姓好好做個順民可以。真要用來治國做實事，還是得靠法家那套理論才有用。所以，漢武帝一直是“外儒內法”，包括後面的漢昭帝、漢宣帝、漢元帝，甚至是後面的劉秀等人，都是沿用漢武帝劉徹的治國套路“外儒內法”。

所以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句話很不要臉，純粹是自己給自己頭上帶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