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農業改革；
商鞅變法的第一階段花了三年時間，把秦國改造成了一個百分百的農業國。商鞅頒佈的第一條變革法令叫《墾令》，其主題只有一個：把全華人民都變成農民。商鞅認為，治國之要就是讓民眾“歸心於農”，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風就樸實而純正，國力就可強大，他把所有不願意從事農業的人統統歸類為“惡農、慢惰、倍欲之民”。在《墾令》中，有二十種具體的辦法鼓勵及資助農耕。
在農業政策上，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以“廢井田，開阡陌”為主題的土地改革。井田制是一種土地國有制度，自商時就有文字記載，西周盛行。後世史家對之解釋不一，按《孟子·滕文公上》中的記載，國家以九百畝為一個計算單位，把土地分隔成方塊，形狀像“井”字，周邊為私田，中間為公田，各家分得百畝私田，同養公田。耕作之時，先要把公田的農活幹完，才能各治私事。由此，春播秋割，守望相助。這一制度頗類似原始人民公社制。到戰國中期，隨著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經敗壞，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實。當時的知識界對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視之為“禮崩樂壞”的根源，強調要恢復井田制。商鞅則反其道而行之，宣佈廢除井田制，允許民眾開荒耕作、買賣土地，這自然大大激發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使變法的“農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顯然，在先秦時期，糧食是最為重要的戰略物資，商鞅的一切變法都以此為根本，這可以說是典型的“唯生產力論”。
“廢井田，開阡陌”是中國土地史上的重大變革。從此以後，土地私有化成為中國歷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度。各朝代也有各種形式的公有土地，但數量上都遠不及私有土地。在古今中外的所有變法或革命中，土地從來都是政治力量與人民進行交換的最重要的籌碼。就近世而言，列寧發動蘇維埃革命的承諾是“和平、麵包、土地”，孫中山推翻帝制的經濟承諾是“平均地權”，毛澤東上井岡山宣傳“打土豪，分田地”，即便是最近的改革開放，也是以“包產到戶”政策率先穩定了農民。商鞅是第一個在土地改革上嚐到了甜頭的政治家。
2，軍爵制度。
自夏商周以降，中國進入封建制時期，各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襲，形成了一個貴族世代統治的體制。進入春秋末期，平民階層已隱然崛起，幾乎成為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史載的諸多名將、儒士均為貧寒之士。當代史學家許倬雲曾對春秋時期的名士進行過統計，在初期，非貴族出身的寒微之士佔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而到末期已佔到百分之四十四，如蘇秦、張儀等人都是“窮巷掘門、桑戶卷樞之士”。
到了戰國，這一趨勢更加明顯。比商鞅早二十年左右，吳起在楚國進行改革，就提出“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王室子孫的爵祿繼承只能延續三代，然後就要把封地收歸國有，重新分配。吳起因此遭到貴族的嫉恨，終被射殺。二十年後，商鞅再提此議，並且做得更為徹底。軍爵制度的具體政策有兩條：第一，“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收回貴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權，重新分配，只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才能夠重配爵秩，列籍貴族；第二，“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只要有軍功，無論貧賤都可以獲得貴族的爵秩。商鞅設計了二十個等級的爵位，都以殺敵多少來封賜。
3，郡縣制度。
西周建立之時，分封諸侯，一共有上千個國家，幾乎一個城池為一國。春秋初期，諸侯兼併劇烈，剩下160多國，到了戰國年代，天下滔滔，只餘十多個國家。國君出於統治及征戰的需要，紛紛加強中央集權，兼併進來的土地不再分封出去，而是建立新的地方治理制度。春秋後期，縣制開始推行，縣令為一縣之長，由國君直接任免，他們不再是世襲貴族，而是一批沒有血緣關係的職業官僚。
商鞅完善並推廣了郡縣制的地方管理體系。他把小鄉、邑合聚為縣，設立縣令、縣丞、縣尉等職務，組成縣署，後來每征伐下一塊土地，就增設一縣。與分封制最大的不同是，郡守和縣令都由君王直接任免，不得世襲，各地方長官於每年秋冬向朝廷申報一年的治狀，朝廷據此對其進行考核，獎功罰過。
商鞅變法中所推行的眾多制度，如郡縣制、軍爵制、“農戰立國”戰略，乃至土地改革、統一度量衡和戶籍制等，都不是由商鞅發明的，不過卻光大於他，並進行了系統性的、長期而有效的試驗，在這個意義上，商鞅算得上是中國式中央集權制度的奠基之人。
1，農業改革；
商鞅變法的第一階段花了三年時間，把秦國改造成了一個百分百的農業國。商鞅頒佈的第一條變革法令叫《墾令》，其主題只有一個：把全華人民都變成農民。商鞅認為，治國之要就是讓民眾“歸心於農”，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風就樸實而純正，國力就可強大，他把所有不願意從事農業的人統統歸類為“惡農、慢惰、倍欲之民”。在《墾令》中，有二十種具體的辦法鼓勵及資助農耕。
在農業政策上，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以“廢井田，開阡陌”為主題的土地改革。井田制是一種土地國有制度，自商時就有文字記載，西周盛行。後世史家對之解釋不一，按《孟子·滕文公上》中的記載，國家以九百畝為一個計算單位，把土地分隔成方塊，形狀像“井”字，周邊為私田，中間為公田，各家分得百畝私田，同養公田。耕作之時，先要把公田的農活幹完，才能各治私事。由此，春播秋割，守望相助。這一制度頗類似原始人民公社制。到戰國中期，隨著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經敗壞，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實。當時的知識界對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視之為“禮崩樂壞”的根源，強調要恢復井田制。商鞅則反其道而行之，宣佈廢除井田制，允許民眾開荒耕作、買賣土地，這自然大大激發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使變法的“農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顯然，在先秦時期，糧食是最為重要的戰略物資，商鞅的一切變法都以此為根本，這可以說是典型的“唯生產力論”。
“廢井田，開阡陌”是中國土地史上的重大變革。從此以後，土地私有化成為中國歷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度。各朝代也有各種形式的公有土地，但數量上都遠不及私有土地。在古今中外的所有變法或革命中，土地從來都是政治力量與人民進行交換的最重要的籌碼。就近世而言，列寧發動蘇維埃革命的承諾是“和平、麵包、土地”，孫中山推翻帝制的經濟承諾是“平均地權”，毛澤東上井岡山宣傳“打土豪，分田地”，即便是最近的改革開放，也是以“包產到戶”政策率先穩定了農民。商鞅是第一個在土地改革上嚐到了甜頭的政治家。
2，軍爵制度。
自夏商周以降，中國進入封建制時期，各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襲，形成了一個貴族世代統治的體制。進入春秋末期，平民階層已隱然崛起，幾乎成為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史載的諸多名將、儒士均為貧寒之士。當代史學家許倬雲曾對春秋時期的名士進行過統計，在初期，非貴族出身的寒微之士佔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而到末期已佔到百分之四十四，如蘇秦、張儀等人都是“窮巷掘門、桑戶卷樞之士”。
到了戰國，這一趨勢更加明顯。比商鞅早二十年左右，吳起在楚國進行改革，就提出“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王室子孫的爵祿繼承只能延續三代，然後就要把封地收歸國有，重新分配。吳起因此遭到貴族的嫉恨，終被射殺。二十年後，商鞅再提此議，並且做得更為徹底。軍爵制度的具體政策有兩條：第一，“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收回貴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權，重新分配，只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才能夠重配爵秩，列籍貴族；第二，“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只要有軍功，無論貧賤都可以獲得貴族的爵秩。商鞅設計了二十個等級的爵位，都以殺敵多少來封賜。
3，郡縣制度。
西周建立之時，分封諸侯，一共有上千個國家，幾乎一個城池為一國。春秋初期，諸侯兼併劇烈，剩下160多國，到了戰國年代，天下滔滔，只餘十多個國家。國君出於統治及征戰的需要，紛紛加強中央集權，兼併進來的土地不再分封出去，而是建立新的地方治理制度。春秋後期，縣制開始推行，縣令為一縣之長，由國君直接任免，他們不再是世襲貴族，而是一批沒有血緣關係的職業官僚。
商鞅完善並推廣了郡縣制的地方管理體系。他把小鄉、邑合聚為縣，設立縣令、縣丞、縣尉等職務，組成縣署，後來每征伐下一塊土地，就增設一縣。與分封制最大的不同是，郡守和縣令都由君王直接任免，不得世襲，各地方長官於每年秋冬向朝廷申報一年的治狀，朝廷據此對其進行考核，獎功罰過。
商鞅變法中所推行的眾多制度，如郡縣制、軍爵制、“農戰立國”戰略，乃至土地改革、統一度量衡和戶籍制等，都不是由商鞅發明的，不過卻光大於他，並進行了系統性的、長期而有效的試驗，在這個意義上，商鞅算得上是中國式中央集權制度的奠基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