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個人理想上升到整個民族的需要上去，這要根據具體的特定歷史環境，在魯迅先生那個時代，他能悟出，整個國民需要醫治的不光是身體而更重要的是國民的精神層面，於是他選擇了棄醫從文，想從根本上治療國民的精神，喚醒麻木的群眾。 特定的時代環境造就所需要的時代英雄，個人的人生道路怎麼選擇也要遵從於特定歷史環境下整個民族的需要，當國家和民族有難時，個人就需要把自己融入集體中，為我們的同胞為我們的民族傾盡自己的所有。現在是和平年代，我們都在為自己的美好明天做奮鬥，很少能體會到魯迅先生當年的心境，我們現在的人生選擇上都是個人的理想選擇，而如果有特定的情況，就應該從國家民族更高層面去思考做出無悔的人生選擇。我自己就是這樣的。魯迅將自己的畢生精力都獻給了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事業 他為苦難深重的中華構築起了一條精神上的萬里長城 極大地鼓舞和激勵著後來者 我們當代人 面對自己的人生選擇這一個人的重大課題 應當謹慎、嚴肅、冷靜、前瞻 血雨腥風的上個世紀的黑暗時代需要魯迅先生那樣豪邁的鬥士 此時和平的年代迫切需要的是建設者和創造者 不論是從哪一個方面 只要是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都算是繼承和發揚了先生的那種偉大的人格精神 人要有自己的追求。不能人云亦云，隨波逐流。

魯迅先生在文學上無疑是偉大的，文風以犀利幽默，入木三分著稱。既能寫出《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這樣妙趣無窮的文章，也能寫出《吶喊》這樣深刻尖銳的小說集。

但魯迅先生必也不是完人，他批判了當時華人的種種劣根性和病態，但卻沒有告訴當時的人們該如何做去改變，甚至魯迅先生自己可能有時也不免走到他所橫眉冷對的人裡來。魯迅先生曾在1927年婉拒了來自諾貝爾故鄉的探測學家斯文海定的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推薦，在婉言謝絕的回信中，魯迅先生寫道：“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賞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的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華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以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我發自內心與靈魂深處地不認同這句話，也感到了萬分的震驚。

如果這件往事是真的，那麼我以為，魯迅先生顯然太高估了諾貝爾文學獎，太低估了中國文學乃至魯迅先生自己的力量。在他婉拒諾獎提名的信中我似乎讀出了一種魯迅先生自己所痛批的自卑。魯迅先生批判了華人千千萬萬種病態，然而我以為，在某種意義上，華人最大的病根在於自卑。因為落後，所以自卑；因為自卑，所以同流合汙；因為自卑，所以麻木不仁；因為自卑，所以愚昧無知；因為自卑，所以茫然四顧……如果時刻以醫治華人心病為己任的魯迅先生尚不能在該自信的時候自信，該給當時華人以振奮和雄心壯志時當仁不讓地站出來，又何以能指望被痛批的芸芸眾生能勇敢地、當仁不讓的站起來、自信起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