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請。世界上的物出，基本上都是平衡制約的，沒有一頭上天，一頭落地的可能。所謂法西斯國家，它必有幾個國幫，這樣，形成了一個優勢集團，和野心勃勃的詭視目標。即是如此，全世界人民，和全世界各列國，也會有各自的響應，團結集夥在其首領國的周圍，形成一個反法西斯大陣雲。我所知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規視著的美國，眼睜睜的看著德日的敗陣，美國終於行動起來了，在兩顆原子彈的感威下，終於結束和告白了日本法西斯的狼之野心。歷史告訴世人，不怕惡人的強大，就怕人民的不覺醒！

一，粉絲極其少的：0個、幾個、幾十來個的；

二，出題文理不通、不具辯證法常識、邏輯混亂，顯然沒文化知識的；

三，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無腦只會人云亦云的；

四，邀人作答，只要不符合其既定觀點和意思的，就嘲諷、攻擊作者，無職業道德、無基本做人素質的；

五，沒實事求是原則、沒客觀認識世界精神，狹隘、偏頗，無知還頑固的；

六，個人空間以懟人為樂，嘴裡充滿傻逼、他媽的之類粗鄙話，無人品、無德品、不知修養為何物的；

七，水軍。

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正義與邪惡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合時，解決問題的最後手段還是戰爭，怎麼樣避免戰爭都是對各國政治家的嚴俊考驗。？

歷史的另一種可能：被改變的過去——人類歷史中的反事實

這種問題屬於"一廂情願"。

假如拿破崙在滑鐵盧戰役中獲勝——正如維克多·雨果在其鴻篇鉅作《悲慘世界》開篇中所推測的那樣——又會是怎樣的情形？這位小說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怎麼可能就這麼打了敗仗？然而這些既成事實，正如詹姆斯·喬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寫的那樣：“這些事是抹煞不了的。歲月已給它們打上了烙印，把它們束縛住，關在被它們排擠出去的無限的可能性的領域裡。但是，那些可能性既然從未實現，難道還說得上什麼可能嗎？抑或唯有發生了的才是可能的呢？”

有可能會發生什麼？這個問題一直吸引著歷史學家們。但正如E·H·卡爾（E. H. Carr）《歷史是什麼》（What is History）——由他1961年在劍橋大學的特里維廉學院所做的系列演講集結而成——一書中所認為的那樣，這個問題長久以來不過是一種娛樂性室內遊戲而已，是幾百年前帕斯卡就曾經譏諷過的一種可笑的推測。帕斯卡曾問道：假如埃及女王克里奧帕特拉的鼻子略微短一點兒，那麼她就沒那麼漂亮，也就不會給本該為擊敗屋大維而備戰的馬克·安東尼帶去致命的誘惑，假如事實果真如此，那麼結局又會如何呢？羅馬帝國是否會因此而從未建立呢？它依然會建立，哪怕換一種不同的方式或者在一個稍微不同的時間點。起作用的是眾多因素，而非一人的好惡。

還有一些娛樂性文章猜測過：年輕時的菲德爾·卡斯特羅是個頗有天賦的棒球手，如果紐約巨人隊找他簽約而他也接受了邀請，他的人生又將怎樣書寫（沒有古巴革命），或伏爾泰定居在了賓夕法尼亞（他就能為美國獨立戰爭提供思路），或美國土著女孩寶嘉康蒂沒有拯救開拓者約翰·史密斯（弗吉尼亞州就將失利，從此就沒有美國革命，也沒有美國南北戰爭），或南方聯盟在南北戰爭中取勝（“南方禮儀”就將扣在聯邦的頭上），或詹姆斯二世在1688年大獲全勝（英格蘭就將再次恢復天主教），或哈欽森總督設法阻止了波士頓茶黨（美國將變為“另一個加拿大”）。然而，正像該書的編輯所說的，所有這些的出發點都是重新將“娛樂性和幽默感”引入歷史寫作，僅此而已。從細微事件中引申出一系列影響巨大的後果，是構成樂趣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樣，在許多例子中，幾乎所有超人的力量都被賦予在了個體行為者的身上：我們真的認為英格蘭的詹姆斯二世有能力讓國內佔絕對多數的新教徒都皈依天主教，並且還要求人格也同時皈依嗎？我們真的認為如果菲德爾·卡斯特羅成為一名專業棒球手，他就將忘記自己的政治抱負嗎？

浮誇和奇想正是歷史猜想一直未被歷史學家甚至一些該領域的推進者嚴肅對待的兩個主要原因。歷史學家們總是將尋找歷史真相作為首要任務，而不是去想象歷史本可能怎樣發生。當前者面臨諸多不同程度的挑戰時，後者看起來就變得完全不具可能性，因為從核心處說，歷史取決於證據法規則，然而後者卻很少或近乎沒有可適用的規則。歷史學家們歷來都對猜測這種事持懷疑態度，因此他們通常對“假如”的情形表示反感或不屑一顧。阿維澤爾·塔克（Aviezer Tucker）曾質疑道：“除了可以娛樂性地鍛鍊一下我們的想象力外，史學上的反事實敘事法究竟還有什麼意義？”在塔克看來，歷史學家只有在“必需”的時候才會含蓄地借用反事實敘事法來說明如果某件事沒有發生，那麼後果則會有所不同。但他同時也說，通常情況下歷史學家不會這樣冒險，稱某個原因為“必需的”而非“可能的”或“有利的”，如果不是認為其真的行之有效，他們幾乎從不會去猜測事件本可能發生的另外情形。

由於上述原因，歷史學家們一般都傾向於迴避有關歷史其他可能性的猜測，而致力於講述和解釋歷史事實。偉大的德國曆史學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曾經寫道：“在史學中，在探討假設某個特定事件以另外的情形發生，或將某個特定人物從某次行動中排除出去後可能造成怎樣的後果這樣的問題時，通常會避免給出一個清晰明確的答案。這種考慮是徒勞的，也是毫無益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