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無第一

曹丕《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從古至今其實文人相輕一直是存在的，只有極少數孑然一身之人能逃過這一怪圈。

有句古語說的好“自古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相比文學圈，武林中人武功招數非常直接明瞭，每個地區之間都有最厲害的武學高手，互相之間不定期也有切磋較量，第一之名，無可厚非。

但是文學這東西不一樣，讀者多口碑好的不一定能服眾，別的文人會覺得這自是時勢造英雄，如果換個時期別人也能成功。如果成績不好的也不服別人，他會覺得自己才能被埋沒，缺少伯樂挖掘他的優點長處。

更何況文學類別何其之多，最後比來比去，發行量最高的還可能是《三年高考五年模擬》你說如何是好？

相互輕薄

但主流文學其實又只是文學大類中的細小分枝，從古自今大眾喜歡的文學更多是明清小說這一類貼近大眾的趣聞故事。

同樣文學高度的作家可能也有互相不服氣，不同文學類別的作家更是互相看不順眼。如此這般的文學界，自然是少不了相互輕薄之勢。

純文學看不起大眾文學，大眾文學看不起網路文學，網路文學看不起情色文學。

著名作家和銷量最高的作家之間可能沒法對比。知名度最大的作家和文學造詣最高的作家也沒法對比。

如果大家相安無事在各自領域中也就罷了，但如果最後非有個挑事老來攪上幾棍最後自然就少不了一場文墨罵戰。

閒得慌

真正的文人，就如真正的鬥士，對別人能力和成績是一定有所尊重的。

那些加入口水戰的更多時候只是話題人物之外站隊的人，或許話題主人公反而沒參與者那麼激烈。

正所謂一瓶水不響，半瓶水叮噹。越是一知半解越是喜歡鬧哄哄的鬧事。而且這些人跟多也是閒的慌，沒事找事瞎扯淡。

而有能力有品德的人的爭論跟多是為了各自利益和各自觀念在爭鬥。

比如明朝的文學家徐溥和李東陽，他二人同朝為官，理念不同，相互爭論也多，可看看他們寫的與對方爭論的文，那真是無所不用其極，把對方一頓狠批。可再看看他們寫的評價對方的文，卻是尊敬有加。

在中國歷史上，“文人相輕”由來已久。

遠到東漢時期，班固與傅毅、司馬相如的“Beef”；近到魯迅與梁實秋兩位文豪互掐......中國文人的“相輕”，給中國文學史增添了無數的色彩與談資。

那麼，“文人相輕”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實際上，古代學者已經對“文人相輕”的原因做出了精闢的總結。清代學者尚鎔在其所著的《持雅堂文集》中，有《書典論論文後》一文，其中總結“文人相輕”的原因有四項：“相尚殊, 相習久 , 相越遠 , 相形切”。

相尚殊，指的是文人審美趣味存在差異——我推崇大漠孤煙之雄壯、你喜歡江南細雨的婉約，兩人湊在一起論文，自然“雞同鴨講”，無法溝通。

相習久，指文人相互非常熟悉而導致神秘感的消失——你縱然倚馬千言、文采洋溢，但在我這個非常熟悉你的人眼中，你私下寫文章時也愁得揪頭髮、拔鬍子、菸屁股堆成一座山......那我自然覺得你沒什麼了不起。

相越遠，則是說觀念、知識的體系存在不同——譬如郭班主與姜主席之恩怨，一個要娛樂大眾，一個要教化百姓，不產生矛盾才是怪事。

相形切，這種情況就更加常見，主要指的是一些目光狹隘的文人，自詡“天下才共一石，老子獨佔九鬥半”，對他人作品吹毛求疵、一味苛責，正所謂“看人挑擔不吃力”是也。

尚鎔總結的這幾項，活活寫出了文人相輕的各種面目。但深究下去，在銜筆這個末流碼字匠看來，文人相輕的根本原因，與文人創作過程的特殊性根本相關。

寫文章，看似簡單，一支筆、一疊紙，把想說的東西寫下來就完事。可是，但凡有過寫作經歷的人都知道，寫文章，當真是天下頭一等的苦差。

以銜筆為例，每每下筆之前，心中必然波濤洶湧，有一種驚世傑作即將問世、一代文豪即將崛起之大豪情、大抱負；待到提起筆來寫時，越寫卻越覺得筆桿有千斤之重，筆下的人物也開始不聽話，讓他往東偏往西，讓他抓狗偏攆雞，非得一番鬥智鬥勇不可；好不容易寫完，返回去再讀，讀出一身大汗：這寫的都是些什麼破玩意兒！

......

因此，當有一篇自己還算滿意的作品誕生時，銜筆的心理狀態，與在產房外苦等一宿，終於看到自己孩子呱呱墜地的父親基本一致。

但凡父親，除了個別思想奇葩的存在之外，大抵上都是看自己的孩子一百個順眼，即使他（她）撒潑打滾、橫行無忌、頑劣不堪，在父親的眼中，卻自然有一股可愛在。

但是，再看別人的孩子，除了個別骨骼清奇、面貌姣好的之外，基本上都是平平無奇，怎可與自己的孩子相提並論？若是別人的孩子再有些毛病，那更是不得了，輕者斜著眼上下打量一番，心裡滿是不屑，重者則口沫橫飛，非要好好臧否一番不可。

然而，若將“文人相輕”一概論作知識分子的“臭毛病”，也是不合適的。

“文人相輕”，從另一方面來說，正代表著文學批評氛圍的寬鬆——在中國的歷史上，每到文化作品產生的高峰，例如魏晉、盛唐、兩宋等時期，同樣也是“文人相輕”事件的高發期。生活在這些時代的文人們，正是透過相互批評，激發了自身極為旺盛的創作活力，才造就了無數流芳百世的佳作奇文。

另外，縱然“文人相輕”，但他們作品的真實價值，卻並不會因各種各樣的批評而有所增減——

清代初期的文壇泰斗王士禎，與自己的外甥趙執信，由於文學理念不一致，舅甥兩人反目為仇，相互攻訐不斷，即使在王士禎去世後，趙執信還專門寫了一本《談龍錄》，對王士禎的文學理念大加攻擊，可算是“文人相輕”的典型事例了。

王士禎像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對於清初詩歌理論的認知，都被後世的文人們所認可，並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

所以，“文人相輕”，並沒有什麼大不了，因為在他們的背後，還有著“歷史”這位最為公正的裁判盯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