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 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 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 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 松柏為人伐,高墳互低昂。 頹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 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在空間境界的變化中看到時間的無情與冷酷,感受到人生死後的淒涼,功名富貴一切都隨死亡而煙消雲散。“人生似幻化,終當歸虛無。”[11]“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12]“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13]宇宙的自然法則是有生必有死,自古以來就是如此,“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14]雖然如此,陶淵明仍是感慨,“萬化相尋異,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15]老年人回憶青春,青春已經變形,人們想挽留歲月,歲月已經沉入海中。陶淵明對光陰飛逝,人生短暫是如此敏感,“求我盛年歡,一毫不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16]“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17]緣於對人生短暫的清醒認識,陶淵明鄙視身後虛名,追求在有限的人生中自由適意的生活。 二 安時處順,逍遙自適的人生態度 人生來是自由的,但無往而不在束縛之中。對於人的一生,興衰榮辱,完全是在某種社會因素的作用下來實現自我價值的。在莊子看來,這是一種非人力所能干預的必然性,他稱之為“命”。既然人的一切是由命運所定,那麼一個人就應該順應時勢。“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譭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18]“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19]因此,莊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無待無累無患的精神的絕對自由。莊子對人生的苦難,對外界自然和社會環境限制人的事實接受了,容忍了,同時也超越著悲哀。他倡導的理想人格恬淡無欲,“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天行,此養神之道也。”[20]任其自適,擺脫榮辱禍福的束縛。“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21]在莊子看來,只有除去心中的嗜慾,才有寧靜的心境,一個人如果“心若死灰”,必能與世無爭,享受快樂的人生。莊子恬淡無欲的精神修養是一個自覺的過程。“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22]人的慾望本質上是自我對其自身以外存在的一種要求,是自我與外界分離對立的反映。在莊子看來,如果一個人能體悟到並能夠形成“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這種分離對立也就不再存在。“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23]陶淵明深受莊子這種人生境界的影響。 當然,陶淵明不象莊子那樣,注重的只是精神世界的逍遙遊,他的人生態度有更多的現實色彩。《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回覆遂無窮。 發歲始俯仰,星紀奄將中。 南窗萃時物,北林榮且豐。 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 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 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衝。 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窳隆。 即事如已高,何必昇華嵩! 詩人一開始就用《莊子·列禦寇》中“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表明任憑時光流逝而不拘泥悲哀的態度。接下去寫時光飛逝,一年剛開始沒有多久很快就過去一半,隨夏而來,風物也隨夏而去。人與物同理,有生必有死。在貧困的生活中等待壽命的自然終了,為何不高興呢?表現了詩人安貧樂賤的淡泊之志。時運變化有時順有時險,只要順心適志,並不在於高下貴賤。對眼前事物有高妙的認識,也不必去修煉。所謂徹悟之人,並非佛寺道觀中人也。 莊子是夠浪漫的,知識是夠廣博的,然而每個人都在一定的條件下思考。莊子深刻地揭露了當時道德淪喪、世道紛亂的現實,但他不是從現實和未來,而是從遠古中尋求自己的理想社會。因此,他的藥方是很可笑的,虛無的。莊子把理想的世界描述為“至德之世”,“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慄陸氏、驪畜氏、軒猿氏、赫胥氏、尊盧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51]“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知乎君子小人哉!”[52]“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不傳。”[53]“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54]對理想的社會,莊子還有另一種稱謂,名之曰“建德之國”,“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慾,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55]儘管莊子描繪得不同,但各篇中的理想社會都有其共同的特徵。這個社會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而然地運轉,人的行為完全出自人的本性,真率而少偽飾,和睦相處,心地淳樸,時代久遠,生活原始。 陶淵明所向往的理想社會圖景,明顯與莊子一脈相承。陶淵明也是極為嚮往遠古時代自然淳樸的生活,“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56]他推崇荷丈人、長沮、桀溺“耦耕自欣,人鳥不駭,雜獸斯群”[57]。明顯地看出推崇矇昧遠古的生活方式。陶淵明受莊子思想的啟迪,又出於心靈的渴求,《桃花源記並詩》中創造了一個非常美好的理想社會。“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恬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這個桃花源,明顯與莊子有淵源關係,有相同的本質特徵。在社會性質上是沒有階級的社會;在政治上無君權,沒有法律、道德規範的束縛;在經濟上沒有剝削壓迫;在思想形態上,沒有智慧的較量;在生產方式上人人勞動,共同享受;生活純真自然;精神狀態古樸淳厚;人與自然的關係極其和諧等等。然而,陶淵明畢竟是東晉的陶淵明,他擺脫了莊子理想社會的如下特徵:第一,物質生活的過分原始化,莊子的“至德之世”,顯然是人類社會早期母系氏族社會階段以氏族為中心的群居生活。第二,所處時代的過分古遠。陶淵明雖然也仰慕伏羲、神農的時代,但他的桃花源中的人,畢竟還是避秦時亂的人。莊子與陶淵明的社會理想只是精神世界的一份安慰劑,是遠離現實的。但不可否認,它們都深刻地反映了二位大家對他們所處時代的社會現實的鄙棄,表現了積極的批判精神。同時,也顯示了他們各自的智慧和文學才華。
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 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 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 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 松柏為人伐,高墳互低昂。 頹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 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在空間境界的變化中看到時間的無情與冷酷,感受到人生死後的淒涼,功名富貴一切都隨死亡而煙消雲散。“人生似幻化,終當歸虛無。”[11]“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12]“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13]宇宙的自然法則是有生必有死,自古以來就是如此,“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14]雖然如此,陶淵明仍是感慨,“萬化相尋異,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15]老年人回憶青春,青春已經變形,人們想挽留歲月,歲月已經沉入海中。陶淵明對光陰飛逝,人生短暫是如此敏感,“求我盛年歡,一毫不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16]“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17]緣於對人生短暫的清醒認識,陶淵明鄙視身後虛名,追求在有限的人生中自由適意的生活。 二 安時處順,逍遙自適的人生態度 人生來是自由的,但無往而不在束縛之中。對於人的一生,興衰榮辱,完全是在某種社會因素的作用下來實現自我價值的。在莊子看來,這是一種非人力所能干預的必然性,他稱之為“命”。既然人的一切是由命運所定,那麼一個人就應該順應時勢。“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譭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18]“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19]因此,莊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無待無累無患的精神的絕對自由。莊子對人生的苦難,對外界自然和社會環境限制人的事實接受了,容忍了,同時也超越著悲哀。他倡導的理想人格恬淡無欲,“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天行,此養神之道也。”[20]任其自適,擺脫榮辱禍福的束縛。“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21]在莊子看來,只有除去心中的嗜慾,才有寧靜的心境,一個人如果“心若死灰”,必能與世無爭,享受快樂的人生。莊子恬淡無欲的精神修養是一個自覺的過程。“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22]人的慾望本質上是自我對其自身以外存在的一種要求,是自我與外界分離對立的反映。在莊子看來,如果一個人能體悟到並能夠形成“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這種分離對立也就不再存在。“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23]陶淵明深受莊子這種人生境界的影響。 當然,陶淵明不象莊子那樣,注重的只是精神世界的逍遙遊,他的人生態度有更多的現實色彩。《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回覆遂無窮。 發歲始俯仰,星紀奄將中。 南窗萃時物,北林榮且豐。 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 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 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衝。 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窳隆。 即事如已高,何必昇華嵩! 詩人一開始就用《莊子·列禦寇》中“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表明任憑時光流逝而不拘泥悲哀的態度。接下去寫時光飛逝,一年剛開始沒有多久很快就過去一半,隨夏而來,風物也隨夏而去。人與物同理,有生必有死。在貧困的生活中等待壽命的自然終了,為何不高興呢?表現了詩人安貧樂賤的淡泊之志。時運變化有時順有時險,只要順心適志,並不在於高下貴賤。對眼前事物有高妙的認識,也不必去修煉。所謂徹悟之人,並非佛寺道觀中人也。 莊子是夠浪漫的,知識是夠廣博的,然而每個人都在一定的條件下思考。莊子深刻地揭露了當時道德淪喪、世道紛亂的現實,但他不是從現實和未來,而是從遠古中尋求自己的理想社會。因此,他的藥方是很可笑的,虛無的。莊子把理想的世界描述為“至德之世”,“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慄陸氏、驪畜氏、軒猿氏、赫胥氏、尊盧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51]“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知乎君子小人哉!”[52]“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不傳。”[53]“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54]對理想的社會,莊子還有另一種稱謂,名之曰“建德之國”,“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慾,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55]儘管莊子描繪得不同,但各篇中的理想社會都有其共同的特徵。這個社會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而然地運轉,人的行為完全出自人的本性,真率而少偽飾,和睦相處,心地淳樸,時代久遠,生活原始。 陶淵明所向往的理想社會圖景,明顯與莊子一脈相承。陶淵明也是極為嚮往遠古時代自然淳樸的生活,“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56]他推崇荷丈人、長沮、桀溺“耦耕自欣,人鳥不駭,雜獸斯群”[57]。明顯地看出推崇矇昧遠古的生活方式。陶淵明受莊子思想的啟迪,又出於心靈的渴求,《桃花源記並詩》中創造了一個非常美好的理想社會。“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恬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這個桃花源,明顯與莊子有淵源關係,有相同的本質特徵。在社會性質上是沒有階級的社會;在政治上無君權,沒有法律、道德規範的束縛;在經濟上沒有剝削壓迫;在思想形態上,沒有智慧的較量;在生產方式上人人勞動,共同享受;生活純真自然;精神狀態古樸淳厚;人與自然的關係極其和諧等等。然而,陶淵明畢竟是東晉的陶淵明,他擺脫了莊子理想社會的如下特徵:第一,物質生活的過分原始化,莊子的“至德之世”,顯然是人類社會早期母系氏族社會階段以氏族為中心的群居生活。第二,所處時代的過分古遠。陶淵明雖然也仰慕伏羲、神農的時代,但他的桃花源中的人,畢竟還是避秦時亂的人。莊子與陶淵明的社會理想只是精神世界的一份安慰劑,是遠離現實的。但不可否認,它們都深刻地反映了二位大家對他們所處時代的社會現實的鄙棄,表現了積極的批判精神。同時,也顯示了他們各自的智慧和文學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