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寺桃花 白居易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註釋】： 四月，正是平地上春歸芳菲落盡的時候，高山古寺之中的桃花竟才剛剛盛放。我常常為春天的逝去，為其無處尋覓而傷感，此時重新遇到春景後，喜出望外，猛然醒悟：沒想到春天反倒在這深山寺廟之中了。 這首七絕是一首紀遊詩，817年（元和十二年）作者於初夏作於江州。詩意是說初夏時節詩人來到大林寺，山下四月已是大地春回，芳菲已盡的時候了，但不期在高山古寺之中，又遇上了意想不到的春景——一片盛開的桃花。 廬山有上、中、下大林寺。中寺在錦澗橋北，是由晉僧慧遠建；下寺即舊資聖寺，在錦澗橋西；此詩所指為上大林寺，遺址在今天的花徑公園內，為晉代名僧曇詵所建。大林寺之北為大林峰，傳晉僧曇詵“雜植花木，鬱然成林”，故峰名“大林”，寺也名“大林”。今大林寺已廢。 該詩短短四句，從內容到語言都似乎沒有什麼深奧、奇警的地方，只不過是把“山高地深，時節絕晚” 、“與平地聚落不同”的景物節候，做了一番紀述和描寫。但細讀之，就會發現這首平淡自然的小詩，卻寫得意境深邃，富於情趣。 詩的開首“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兩句，是寫詩人登山時已屆孟夏，正屬大地春歸，芳菲落盡的時候了。但不期在高山古寺之中，又遇上了意想不到的春景—— 一片始盛的桃花。從緊跟後面的“長恨春歸無覓處”一句可以得知，詩人在登臨之前，就曾為春光的匆匆不駐而怨恨，而惱怒，而失望。因此當這始所未料的一片春景衝入眼簾時，該是使人感到多麼的驚異和欣喜。詩中第一句的“芳菲盡”，與第二句的“始盛開”，是在對比中遙相呼應的。它們字面上是紀事寫景，實際上也是在寫感情和思緒上的跳躍 —— 由一種愁緒滿懷的嘆逝之情，突變到驚異、欣喜，以至心花怒放。而且在首句開頭，詩人著意用了“人間”二字，這意味著這一奇遇、這一勝景，給詩人帶來一種特殊的感受，即彷彿從人間的現實世界，突然步入到一個什麼仙境，置身於非人間的另一世界。 正是在這一感受的觸發下，詩人想象的翅膀飛騰起來了。“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詩人想到，自己曾因為惜春、戀春，以至怨恨春去的無情，但誰知卻是錯怪了春，原來春並未歸去，只不過像小孩子跟人捉迷藏一樣，偷偷地躲到這塊地方來罷了。 這首詩中，既用桃花代替抽象的春光，把春光寫得具體可感，形象美麗；而且還把春光擬人化，把春光寫得彷彿真是有腳似的，可以轉來躲去。不，豈只是有腳而已，看它簡直還具有頑皮惹人的性格呢。在這首短詩中，自然界的春光被描寫得是如此的生動具體，天真可愛，活靈活現，如果沒有對春的無限留戀、熱愛，沒有詩人的一片童心，是寫不出來的。這首小詩的佳處，正在立意新穎，構思靈巧，而戲語雅趣，又復啟人神思，惹人喜愛，可謂唐人絕句小詩中的又一珍品。 人間四月芳菲盡， 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海拔越高，溫度越低，所以季節的出現也較陸地晚這裡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大林寺的桃花在季節上為什麼比山下要開得遲？從氣象的角度來解釋，答案只有一個，這就是“受了氣溫垂直差異的影響。也就是說，大林寺桃花之所以開得遲，原因是由於這裡是“山地氣候”的緣故。 常識告訴我們，在山地地區，氣溫是隨著地勢的高度的上升而相應遞減的。一般說， 高度每升高100米，氣溫就下降0.6℃。當山地垂直起伏到幾幹米時，氣溫的垂直差異就更為明顯。加上植物對氣溫的適應能力不同，這樣，處於不同高度地段的植物景觀必然就會出現差異。廬山海拔高度約1 400米，山頂氣溫比山麓平川地區一般要低8～9℃；大林寺位於今日廬山“花徑風景區”，比山下平原高出1 100餘米，氣溫較山下的九江市一帶低6～7℃；加以廬山地處長江與郡陽湖之間，江湖水汽鬱結，雲霧瀰漫，日照不足，更使山上的氣溫降低，春天當然就來得遲了。 對於這個道理，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白居易自然是無法理解的。這從他在《遊大林寺序》中所寫的一段話“大林窮遠，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四月)，正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花，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一世界者”，可以證明。其實，氣溫垂直變化對植物的影響，不僅在廬山是這樣，就是在別處也不例外。試以喜馬拉雅山在中國境內一段山地為例，位於山地東南谷地的察隅、墨脫一帶，由於海拔較低，日照充足，氣溫較高，可以種植水稻、玉米、柑桔等喜高溫作物；由此往上，到海拔3 000米處，氣溫下降、雨水減少，只能種青裸、小麥一類作物；再往上，則是草木稀疏的高山牧場；雪線以上則因終年積雪、氣候惡劣，除了偶爾長著幾棵雪蓮以外，啥植物也長不了。可見，在山地地區，植物在垂直分佈上的差異性是與山地氣候要素一一氣溫和降水的垂直變異分不開的。所以山地地區的氣候就表現出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特色了。
大林寺桃花 白居易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註釋】： 四月，正是平地上春歸芳菲落盡的時候，高山古寺之中的桃花竟才剛剛盛放。我常常為春天的逝去，為其無處尋覓而傷感，此時重新遇到春景後，喜出望外，猛然醒悟：沒想到春天反倒在這深山寺廟之中了。 這首七絕是一首紀遊詩，817年（元和十二年）作者於初夏作於江州。詩意是說初夏時節詩人來到大林寺，山下四月已是大地春回，芳菲已盡的時候了，但不期在高山古寺之中，又遇上了意想不到的春景——一片盛開的桃花。 廬山有上、中、下大林寺。中寺在錦澗橋北，是由晉僧慧遠建；下寺即舊資聖寺，在錦澗橋西；此詩所指為上大林寺，遺址在今天的花徑公園內，為晉代名僧曇詵所建。大林寺之北為大林峰，傳晉僧曇詵“雜植花木，鬱然成林”，故峰名“大林”，寺也名“大林”。今大林寺已廢。 該詩短短四句，從內容到語言都似乎沒有什麼深奧、奇警的地方，只不過是把“山高地深，時節絕晚” 、“與平地聚落不同”的景物節候，做了一番紀述和描寫。但細讀之，就會發現這首平淡自然的小詩，卻寫得意境深邃，富於情趣。 詩的開首“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兩句，是寫詩人登山時已屆孟夏，正屬大地春歸，芳菲落盡的時候了。但不期在高山古寺之中，又遇上了意想不到的春景—— 一片始盛的桃花。從緊跟後面的“長恨春歸無覓處”一句可以得知，詩人在登臨之前，就曾為春光的匆匆不駐而怨恨，而惱怒，而失望。因此當這始所未料的一片春景衝入眼簾時，該是使人感到多麼的驚異和欣喜。詩中第一句的“芳菲盡”，與第二句的“始盛開”，是在對比中遙相呼應的。它們字面上是紀事寫景，實際上也是在寫感情和思緒上的跳躍 —— 由一種愁緒滿懷的嘆逝之情，突變到驚異、欣喜，以至心花怒放。而且在首句開頭，詩人著意用了“人間”二字，這意味著這一奇遇、這一勝景，給詩人帶來一種特殊的感受，即彷彿從人間的現實世界，突然步入到一個什麼仙境，置身於非人間的另一世界。 正是在這一感受的觸發下，詩人想象的翅膀飛騰起來了。“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詩人想到，自己曾因為惜春、戀春，以至怨恨春去的無情，但誰知卻是錯怪了春，原來春並未歸去，只不過像小孩子跟人捉迷藏一樣，偷偷地躲到這塊地方來罷了。 這首詩中，既用桃花代替抽象的春光，把春光寫得具體可感，形象美麗；而且還把春光擬人化，把春光寫得彷彿真是有腳似的，可以轉來躲去。不，豈只是有腳而已，看它簡直還具有頑皮惹人的性格呢。在這首短詩中，自然界的春光被描寫得是如此的生動具體，天真可愛，活靈活現，如果沒有對春的無限留戀、熱愛，沒有詩人的一片童心，是寫不出來的。這首小詩的佳處，正在立意新穎，構思靈巧，而戲語雅趣，又復啟人神思，惹人喜愛，可謂唐人絕句小詩中的又一珍品。 人間四月芳菲盡， 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海拔越高，溫度越低，所以季節的出現也較陸地晚這裡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大林寺的桃花在季節上為什麼比山下要開得遲？從氣象的角度來解釋，答案只有一個，這就是“受了氣溫垂直差異的影響。也就是說，大林寺桃花之所以開得遲，原因是由於這裡是“山地氣候”的緣故。 常識告訴我們，在山地地區，氣溫是隨著地勢的高度的上升而相應遞減的。一般說， 高度每升高100米，氣溫就下降0.6℃。當山地垂直起伏到幾幹米時，氣溫的垂直差異就更為明顯。加上植物對氣溫的適應能力不同，這樣，處於不同高度地段的植物景觀必然就會出現差異。廬山海拔高度約1 400米，山頂氣溫比山麓平川地區一般要低8～9℃；大林寺位於今日廬山“花徑風景區”，比山下平原高出1 100餘米，氣溫較山下的九江市一帶低6～7℃；加以廬山地處長江與郡陽湖之間，江湖水汽鬱結，雲霧瀰漫，日照不足，更使山上的氣溫降低，春天當然就來得遲了。 對於這個道理，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白居易自然是無法理解的。這從他在《遊大林寺序》中所寫的一段話“大林窮遠，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四月)，正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花，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一世界者”，可以證明。其實，氣溫垂直變化對植物的影響，不僅在廬山是這樣，就是在別處也不例外。試以喜馬拉雅山在中國境內一段山地為例，位於山地東南谷地的察隅、墨脫一帶，由於海拔較低，日照充足，氣溫較高，可以種植水稻、玉米、柑桔等喜高溫作物；由此往上，到海拔3 000米處，氣溫下降、雨水減少，只能種青裸、小麥一類作物；再往上，則是草木稀疏的高山牧場；雪線以上則因終年積雪、氣候惡劣，除了偶爾長著幾棵雪蓮以外，啥植物也長不了。可見，在山地地區，植物在垂直分佈上的差異性是與山地氣候要素一一氣溫和降水的垂直變異分不開的。所以山地地區的氣候就表現出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