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懷抱負、躊躇滿志的蘇軾，一瞬間轉入了改革急流的旋渦之中。幹實事、說實話，換來的結果是牢獄之災，蘇軾的心境也一下子降到了冰點。地位和身份的陡然下降，心靈上的痛苦的生活的困窘伴隨而來，對他的誣陷還在繼續，更使他的心靈充滿了怨憤、矛盾和痛苦。 “烏臺詩案”之前，蘇軾的精神支柱是儒家經世濟民、積極用世的思想。貶謫黃州後的生活經歷、複雜政治實踐和矛盾的心境豐富了他的人生視野，促進了他的世界觀的變化。初到黃州的蘇軾表現出對整個社會的懷疑退避和對人生的空漠之惑，使他有時間冷靜的思考一些問題。從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談世事人生而又作玄思，在審美意識上則追求的是一種樸質無華、平淡自然的情趣韻味。 元豐三年(1080)大年初一，蘇軾帶著21歲長子蘇邁離開京師，前往謫居地黃州，經過一個多月的行程，他於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達黃州。這位在政治風暴中有點偏執狂的文人、不合時宜的醉人、熱愛美女的男人，來到這荒野蠻夷之地，短暫的孤寂與痛苦，調動了他敏感的神經，迸發出跳躍性的思維，使他迅速融入當地的生活之中，並非常詩意地活下來，而且活得很超脫，旋風般的忙碌著，尋覓到了遠離政治漩渦的人生樂趣與超脫的自由,哀傷的時候超然豁達，快樂的時候浪漫瀟灑.憑著自己來黃州後的第一感覺，寫下了《初到黃州》: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廊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人的最大痛苦來自自己的心靈創傷，想要獲得真正的解脫，必須首先解決自身的心理問題。蘇軾剛剛承受了人生中最大的災難，經歷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他以自嘲的口氣寫了到黃州後的這首詩，想在矛盾思緒中尋求解脫，在矛盾的生活中尋求生存，也是這種自我解嘲的獨特方式，使他想到有時間和機會欣賞長江的“魚美”和山中的“筍香”。 這首詩看起來與出獄時所作的詩相似，但細微的變化已反映出蘇軾從現實的痛苦中回到現實的生活中，並能重新面對今後的生活。 蘇軾一到黃州，就遭遇著貧窮和飢寒的困擾，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元豐三年五月在給章子厚的信中，描繪了他初來黃州的生活處境: 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軾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人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廩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飢寒之憂。 元豐三年十一月和元豐四年七月，分別在給秦太虛和王定國的信中，陳述了他的生活窘況: 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大塊，掛屋樑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 到黃州後，就啟動了他節儉度日的應急預案，將每月的收入分成30份，供日常生活等正常開支。保護自己的家人，保養自己的身體，保障今後的生活，這也表明了他對生活的一種節儉態度。 黃州初期的生存狀態，在他寫給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從中我們可以揣度蘇軾當時的心境，既為遠離政治鬥爭的中心感到輕鬆愜意，又為沒有親友的音信而感到孤寂，不自然地產生了一種世態炎涼的悲觀體驗。 我們從蘇軾初到黃州時作的一首詞“卜算子”中可以體會到他政治上的失意和心靈上的孤獨與寂寞，在心靈上也面臨著艱難的選擇，即進不苟合，退不甘心的思想矛盾，他透過《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表現了這種思緒: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渺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蘇軾想從矛盾的纏繞之中掙扎出來，想從痛苦的深淵之中解脫出來，隨遇而安成為到黃州的生存法寶和生活態度，他說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在順境中隨遇而安是不思進取的一種想法，而在苦難、險惡之中能隨遇而安，則是人生的一種高層境界。可以說，隨遇而安是“窮則獨善其身”的一種表現。 初到黃州的蘇軾，隨遇而安的生活，含著灑脫曠達的襟懷和忍耐堅毅的精神在內。安於貧困，安於微賤，安於寂寞，樂天知命，隱忍負重，為蘇軾在黃州完成儒佛道的思想融合，奠定了一個好的基礎。
滿懷抱負、躊躇滿志的蘇軾，一瞬間轉入了改革急流的旋渦之中。幹實事、說實話，換來的結果是牢獄之災，蘇軾的心境也一下子降到了冰點。地位和身份的陡然下降，心靈上的痛苦的生活的困窘伴隨而來，對他的誣陷還在繼續，更使他的心靈充滿了怨憤、矛盾和痛苦。 “烏臺詩案”之前，蘇軾的精神支柱是儒家經世濟民、積極用世的思想。貶謫黃州後的生活經歷、複雜政治實踐和矛盾的心境豐富了他的人生視野，促進了他的世界觀的變化。初到黃州的蘇軾表現出對整個社會的懷疑退避和對人生的空漠之惑，使他有時間冷靜的思考一些問題。從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談世事人生而又作玄思，在審美意識上則追求的是一種樸質無華、平淡自然的情趣韻味。 元豐三年(1080)大年初一，蘇軾帶著21歲長子蘇邁離開京師，前往謫居地黃州，經過一個多月的行程，他於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達黃州。這位在政治風暴中有點偏執狂的文人、不合時宜的醉人、熱愛美女的男人，來到這荒野蠻夷之地，短暫的孤寂與痛苦，調動了他敏感的神經，迸發出跳躍性的思維，使他迅速融入當地的生活之中，並非常詩意地活下來，而且活得很超脫，旋風般的忙碌著，尋覓到了遠離政治漩渦的人生樂趣與超脫的自由,哀傷的時候超然豁達，快樂的時候浪漫瀟灑.憑著自己來黃州後的第一感覺，寫下了《初到黃州》: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廊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人的最大痛苦來自自己的心靈創傷，想要獲得真正的解脫，必須首先解決自身的心理問題。蘇軾剛剛承受了人生中最大的災難，經歷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他以自嘲的口氣寫了到黃州後的這首詩，想在矛盾思緒中尋求解脫，在矛盾的生活中尋求生存，也是這種自我解嘲的獨特方式，使他想到有時間和機會欣賞長江的“魚美”和山中的“筍香”。 這首詩看起來與出獄時所作的詩相似，但細微的變化已反映出蘇軾從現實的痛苦中回到現實的生活中，並能重新面對今後的生活。 蘇軾一到黃州，就遭遇著貧窮和飢寒的困擾，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元豐三年五月在給章子厚的信中，描繪了他初來黃州的生活處境: 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軾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人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廩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飢寒之憂。 元豐三年十一月和元豐四年七月，分別在給秦太虛和王定國的信中，陳述了他的生活窘況: 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大塊，掛屋樑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 到黃州後，就啟動了他節儉度日的應急預案，將每月的收入分成30份，供日常生活等正常開支。保護自己的家人，保養自己的身體，保障今後的生活，這也表明了他對生活的一種節儉態度。 黃州初期的生存狀態，在他寫給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從中我們可以揣度蘇軾當時的心境，既為遠離政治鬥爭的中心感到輕鬆愜意，又為沒有親友的音信而感到孤寂，不自然地產生了一種世態炎涼的悲觀體驗。 我們從蘇軾初到黃州時作的一首詞“卜算子”中可以體會到他政治上的失意和心靈上的孤獨與寂寞，在心靈上也面臨著艱難的選擇，即進不苟合，退不甘心的思想矛盾，他透過《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表現了這種思緒: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渺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蘇軾想從矛盾的纏繞之中掙扎出來，想從痛苦的深淵之中解脫出來，隨遇而安成為到黃州的生存法寶和生活態度，他說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在順境中隨遇而安是不思進取的一種想法，而在苦難、險惡之中能隨遇而安，則是人生的一種高層境界。可以說，隨遇而安是“窮則獨善其身”的一種表現。 初到黃州的蘇軾，隨遇而安的生活，含著灑脫曠達的襟懷和忍耐堅毅的精神在內。安於貧困，安於微賤，安於寂寞，樂天知命，隱忍負重，為蘇軾在黃州完成儒佛道的思想融合，奠定了一個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