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面主要有三點，一是天皇基本沒有實際權力，只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二是天皇是政教合一的代表，對於穩定國家社會有重要意義；三是日本社會等級使然。下面一一解釋。

一是天皇基本沒有實際權力，不用說從幕府掌握權力以來，哪怕是被認為大政奉還之後的日本，明治天皇也是"統而不治"，由政府進行決策。幕府把天皇架空，但是卻承認他的權威性。以此來說明自己執政的合法性。近代明治天皇以後曾一度掌權，但是實行君主立憲制之後，權力被制約很多，在二戰之後，更是成為國家統一和禮儀性象徵。

二是在日本的歷史體系裡天皇既是君主，也是神，兩者是統一的。天皇是日本國教神道教領袖，且是日本信仰主神天照大神的後裔，早期日本實際上是政教合一國家，天皇既是君主，也是神。將軍可以取代君主，但是不能取代神，這套由統治階級所創造的神話不坑可能自己再去推翻它，因此即使知道天皇沒有什麼實際作用，但是依然不能將其一腳踢下神壇，而是需要將其供奉，然後自己以君主和神的代言人施行統治，這對於社會體系和國家結構的穩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這是日本信仰體系的根本。

天照大神

三是日本社會實行嚴密的等級秩序，非常強調血統，很多官位，很多職位只能有特定的家族擔任。而天皇原本就是大和國祭祀，在日本統一的程序中，逐漸成為了國家元首。記載日本上古事蹟的《古事記》神化了天皇的地位，至此之後，天皇的地位就無可動搖。

從大約公元9世紀開始，日本天皇的世俗權威開始衰落，到鎌倉時代的承久之亂後基本淪為幕府的附屬，再到室町時代完全成為擺設。但是天皇的宗教意義卻沒有衰弱，而且進一步加強，這也導致凡事上臺的幕府將軍必須選擇一個和自己相近的天皇做為傀儡才能統治日本。

那麼為什麼幕府將軍不推翻天皇自立呢？

其一，天皇的權勢雖然衰落，但天皇的宗教意義卻逐漸加強，最後“天皇”這個職位被神話了。

其二，幕府將軍也只是勢力比較大，四周還存在很多勢力大小不一的大名，他不會為了一個天皇的虛銜而造到其他大明和底層民眾的反抗。

其三，擁有天皇，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對其他大名發號施令，“挾天子以令諸侯”到什麼時候也是最經濟方式。

最後，幕府將軍對於敢於反抗的天皇也是不留情的最少也是個流放，然後再自立個聽話的皇族當天皇。

日本天皇統治被稱為“萬世一系”，意思是日本從古代起沒有改換朝代，始終都是皇室一系，從傳說中的神武天皇到現在的明仁天皇已經125代了。

日本沒有改朝換代並不代表其國內一直非常穩定，恰恰相反，日本國內的戰爭也從未停息過，類似於中國，日本也有屬於自己的戰國時代，但是無論大名或者幕府將軍實力如何強大，從沒有人敢取代天皇的地位，說到底主要有兩個原因。

1、從鎌倉幕府開始，幕府將軍逐漸取代天皇掌握了實權，天皇的權利被架空，成為象徵性的國家元首，類似於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各地的割據勢力又互相牽制，如果直接篡奪了天皇的地位，必將成為眾矢之的。

2、天皇不只是日本最高的政治統治者，還是“神道教”的領袖，更是日本的創世之神“天照大神”的後裔，在日本人心中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二戰結束後日本昭和天皇還專門釋出了“人間宣言”，告訴日本民眾，自己是人而不是神，可見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神聖地位。

基於這兩點考慮，即便是幕府將軍權力凌駕於天皇之上，也不敢謀求天皇的地位。

第一點，幕府將軍不推翻天皇自立天皇，是不想背上道德的職責和罵名。對於幕府將軍來說，現實的實權才是最重要的，要知道在幕府時期，幕府將軍並沒有完全統一日本，日本其它地方有各個諸侯在，幕府將軍只不過是實力最強的一個。如果幕府將軍推翻天皇，那就給了其它諸侯的一個藉口，一齊對付幕府將軍，這對於幕府來說很不利的。把天皇當菩薩供起來，像曹操一樣“挾天子以令諸侯”就很不錯，至少這樣來說各地諸侯就不敢輕易的動亂，對幕府將軍的統治是有利的。

第二點，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是非常神聖的，是日本人精神的象徵，是心理的安慰。你翻開天皇的歷史，發現描述天皇的基本上都是神話傳說，說到天皇是神的後代，天皇是沒有姓名的，給人感覺很神秘，天皇是按照神的意思來統治日本的。日本人深受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對於上下服從那一套很贊成。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是神聖，敬畏的，普通人見到天皇，是要低著頭的，不能抬頭見天皇。如果幕府將軍推翻天皇，那麼就失去了民心基礎，民眾都不支援幕府，那還怎麼治理國家啊！

第三點，就是天皇的實力弱，對幕府將軍構不成威脅。別看天皇很神聖，其實天皇還真沒有多少實力。天皇沒有兵權，最多隻有保護自己的侍衛，封地也沒有，只有皇宮是自己的，沒錢，沒人，沒地方，天皇自己想強大也沒條件，幕府將軍自然也沒有推翻天皇的必要了，天皇就像一個乖順的貓，吃好喝好把自己養肥養懶了就好，什麼政治權利就別想了！

第四點，動了天皇是否引來天照大神的懲罰，幕府將軍還真的考慮考慮，日本人對於神鬼之說還是挺著迷的，如果殺了天皇，上天報應自己，想想實在有點心虛害怕呢！因此很多幕府將軍都是遠離江戶皇宮，自己在其它地方居住！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要先了解一下日本幕府將軍和天皇。

所謂幕府最早是指軍人的最高指揮機構，但是日本古代有著長期軍人干政的歷史，所以幕府不僅掌握軍權，也掌握了政權，成為日本的中央權力機構，其最高權力者為徵夷大將軍，亦稱幕府將軍。日本幕府始於1185年終於1867年，共經歷了鎌倉幕府、室町幕府、德川幕府三個幕府時期。

天皇是日本君主的稱號，相傳為照大神的後裔，也是神道教最高領袖。從神話傳說的神武天皇到現在明仁天皇共125代。日本天皇名稱最早文字記載是689年日本頒佈的《飛鳥淨御原令》。而中國開始稱日本元首為天皇約是在清末的同治年間，在此之前中國一般稱為日本國王。

個人認為幕府將軍不推翻天皇自立有兩方面原因：

一、文化方面：天皇作為作為神道教的最高領袖。日本人民認為天皇不僅僅是國家的象徵，更是神的後代，是大和民族的精神領袖，皇地位不可動搖的觀念已深入普通民眾的心。

二是政治方面：幕府時代日本始終沒有形成中央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它的政治局面與中國春秋時期有一定相似性。幕府在日本與春秋五霸一樣都在全國範圍內有巨大的影響力，但都不具備改變政治格局的力量，所以名義上的領袖天皇與周天子一樣得以非常長的時間記憶體在。這種政治格局決定了，幕府將軍推翻天皇自立的成本和風險很大。

所以，文化精神的認同與政治成本決定了歷代幕府將軍不會推翻天皇自立。

日本的天皇不光是權利、權威的象徵最為重要的是它還是宗教的象徵！

自公元9世紀開始，日本天皇的權利、權威受到衝擊，開始衰落，直到最後淪為幕府的附屬、擺設。但是重點是在天皇權利、權威衰落的同時，它的宗教象徵非但沒有弱化，卻得到了質的變化，變得更加重要！這就是所謂的群眾基礎得到了加強。

互相牽制。日本幕府時期都會出現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但是很難出現一個真正能拒各路諸侯於門外的“秦始皇”，所以日本天皇萬代傳承大名、將軍輪流“挾天子以令諸侯”。

半吊子學生。古代日本作為中國其中之一的學生，顯然是個半吊子學生，只學到了“挾天子以令諸侯”卻沒學到“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更沒學會為自己造勢、鍍金！譬如，劉邦是他的母親夢到蛟龍壓身，才有的劉邦。

這個問題下的所有回答都是從天皇沒有實際權力和天皇在神道教裡的現人神地位上來解釋。但是我認為天皇沒有實權不是他不被取代的原因，神道教的影響在近代神佛分離以前其實也沒有那麼大。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天皇一方面按照神道教的觀點是現人神，但另一方面他們自己還信佛，很多天皇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很多還出家作了法皇。一個生活在神佛習和的古代日本的人，他要怎麼從信仰的角度解釋這些活著的時候就剃髮出家，死了也葬在寺裡等著往生佛國的天皇呢？如果這時候有人取代了天皇，這種自相矛盾的神道教信仰真的能夠成為毫無實權的天皇的保護傘麼？

（神護寺的後白河法皇像，這個造型的天皇如果想依靠神道教的信仰得到人民的保護恐怕不那麼容易）

那麼如果沒有實權不是天皇被保留的原因，神道教在古代的影響也沒有近代那麼大，那麼為什麼天皇既沒有被廢除，天皇家族也沒有被取代呢？我覺得還是隻能從制度的角度來加以解釋。

首先我們知道天皇本來就是日本的眾多兼具祭司與領主的家族之一，但是隨著天皇朝廷在整個日本建立起霸權地位，他們就開始逐步打擊其他和他們類似的祭司家族。透過引入佛教和把佛教與神道教調和起來，天皇家既保住了自己現人神的地位，又排除了其他可能的競爭者。而隨著天皇權威的擴大，他們進而透過遣唐使開始效法中國的制度樹立自己的權威。

（跟內藤湖南的著作相比《內藤湖南演講錄》也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書強烈推薦）

日本的律令制幾乎可以看作是對中國唐代制度的照搬，日本歷史學家內藤湖南說他研究《唐格》的時候發現手裡的文獻有脫漏和缺字，於是就找來日本的《延喜格》，然後發現兩者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差異，《唐格》的脫漏和缺字幾乎都可以從日本的《延喜格》裡補上。

律令制國家的經濟基礎和唐一樣，都是班田制。透過班田制日本廢除了貴族對農民和土地的私有，把所有的農民土地都收歸國有，然後由國家把土地分配給農民耕種，國家再向農民徵收租庸調。租庸調構成律令制國家的財政收入，然後國家用這些錢來供養官吏，興建公共工程，保證國家安全。正是透過建設律令制國家，天皇才真正作到了把過去佔有廣闊的土地和眾多的人民的貴族，變成依賴於朝廷的權威和授予的官位的官僚。天皇才真正建立起自己在日本的絕對優勢，但是反過來說天皇的權威也就幾乎捆綁在律令制國家身上了。

班田制在中國都沒能延續下去，在日本同樣也不能。班田制衰退的結果就是國家掌握的公田和分給人民的口分田越來越少，但國家的財政負擔卻越來越重，結果就是越來越多的人民無力負擔國家的租庸調。即使在律令制早期，比較理想的年景裡，口分田的產出即使不被徵收也只能供應一個普通的農戶一家60%的口糧。而隨著班田制的衰退，課徵越來越多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普通農民就更無以為繼。國家試圖以鼓勵開墾新田的方式鼓勵增加土地，但是遇到的困境其實和班田制崩潰時期的中國一樣，都是最初作為鼓勵開墾的《三世一身法》被《墾田永世私有法》所取代。其結果就是越來越多的土地被集中到大領主手中。

（源氏的名門新田氏的發源地新田莊）

國家失去經濟基礎的必然結果就是制度崩潰，大規模的私有田地變成莊園，莊園主為了保證自己的田地管理權就以“年供”的方式去尋找庇護人，最初的天然庇護人是擁有巨大特權的寺院。按照朝廷的法度一品親王和一位的大臣所能開墾的土地的面積是500町，而東大寺能夠開墾的荒地面積是4000町，是一個一品親王的八倍。於是大量土地都被實際開墾者“寄進”給大寺院，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奈良時代的寺院如此強勢，擁有強大的僧兵勢力。因為他們是日本最大的地主。

（掌握大片土地的寺院和他們領地上的僧兵一直是律令制國家的巨大麻煩）

但寺院雖然在理論上可以鎮護國家、護持佛法王法。但寺院並不能為國家提供實際的公共服務，尤其是在公共建築和朝廷公務方面，很難指望寺院。比如說大內裡重建這種事情上就很難指望東大寺這樣的寺院來出錢。所以國家只能默許能夠提供這種服務的勢力也迎頭趕上，那就是權門。在國家公共財政已經崩潰的情況下，寺院奪取了大片土地但卻不能直接為國家服務，那麼國家就默許了權門的興起。權門的權威建立在國家授予的官位上，而他們與天皇家的關係，尤其是在攝關政治時期他們作為天皇外戚的身份，保證了他們所獲得的國家制度之外的收入，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用於國家事務。

（寢殿造標本的東三條殿，不僅僅是權門的禮儀性宅邸，也取代了律令制的大內裡成為天皇在權門政治時期居住地的模版）

律令制國家的渙散導致天皇逐漸從充滿律令制色彩的大內裡轉移到更富於權門色彩的“裡內裡”。這個轉變實際上就是天皇已經默許了律令制下掌管一切的專制君主式的天皇制度，被作為貴族首領的天皇新形象所取代。在這個時期天皇和攝關家其實是互相利用的關係，一方面是天皇權威的基礎律令制已經無以為繼了，另一方面是攝關家要維持自己從那些託庇於自己門下的莊園所獲的的收入又必須維持朝廷的存在和運作。於是雙方就結為外戚的關係，天皇彷佛是攝關家的傀儡，但事實上攝關家必須出錢維持律令制的體制不至於崩潰。

權門政治興起的基礎一方面是律令制在經濟上的失敗，另一方面又是律令制在政治上的成功。所以自然沒有廢除天皇制的必要，因為天皇和官位以及律令制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權威是它的唯一價值。如果把天皇廢除了那麼權門的政治權威也就喪失了，而要重建這樣的權威就必然導致把原本作為潛規則的非正式的經濟體制的莊園制度變成公開的國家財政制度，那對權門來說是得不償失的。即使對其中某一個權門來說是有利的，但這種改革無疑會損害其他權門的利益。所以還不如維持這種半公開的局面。

（權門政治持續了幾百年，攝關家只是掌握政權的各種勢力裡的一個）

權門政治實際上維持了幾百年，從天皇外戚的攝關家，到以讓位的天皇作為天皇的父親或者祖父的上皇所主持的院政，再到鎌倉、室町兩個幕府，其實都是權門政治的不同變體。而且它們之間實際上也不是彼此取代的關係，相反即使建立了幕府，日本的權門體制依然是多元的。

（會玩但不會治國的後白河院就掌握了“王家”的權力）

比如以天皇為首的僅僅作為律令制存在的象徵的“朝廷”，以關白和五攝家為首的掌握著其實已經高度儀式化了的朝廷公務裡的支配權的“攝關家”，以上皇或者法皇為首的掌握著作為權門之一的天皇家族的權力的“王家”，還有透過武裝鬥爭而加入到權門體系之內的以將軍為代表的“幕府”。他們其實是共同分享了以莊園為基礎的新的土地所有制的經濟收益。而他們的權威也都建立在以天皇為首的朝廷為象徵的律令制國家的基礎上。如果沒有天皇，那麼朝廷也就沒有了，沒有了朝廷那麼攝關家、王家、幕府也就失去了意義。而作如此徹底的改革的結果其實只能對主導這種改革的權門一方有利。這種利益和改革本身的劇烈程度以及所需要的力量是不相符的。所以相比之下在既存的體制之內為自己爭取更大的利益反而更有價效比。這才是天皇制沒有在鎌倉和室町兩個幕府統治時期被廢除的根本原因。

（應仁之亂是日本歷史上分水嶺般的大事）

天皇制的最大危機其實是在應仁之亂。應仁之亂徹底終結了日本的莊園制度，這種翻天覆地的變革並不是由具體的那個人主持的，而是因為莊園制度自己走到了陌路。在應仁之亂以前攝關家、院、平家、鎌倉幕府、室町幕府的財政收入都來自莊園。但是應仁之亂以後在漫長的戰國時代，日本的武士廢除了整個舊有的土地所有制，以武力為後盾，透過檢地對整個日本的農民和土地建立了直接的統治。所以內藤湖南主張日本歷史的真正分水嶺是應仁之亂。如果日本在這種新的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徹底拋棄作為權門政治的外皮的律令制國家和天皇制其實是有可能的。

但天皇卻成功的熬過了戰國，作為德川幕府供養的吉祥物生存到了明治維新。這當中的理由內藤湖南作過非常有趣的解釋。其中很多都在其他回答裡提到了，那就是首先天皇和朝廷原本的功能就是為權門政治充當吉祥物他們有非常豐富的經驗。第二是隨著朝廷和公家失去收入和領地，他們依靠把自己的學問和愛好變成技術甚至是手藝的方法實現了自己身份的轉變。第三就是經過戰國時期的苦日子，朝廷和公家的要求真的變得越來越低，攝關家的俸祿跟大名比簡直不足一提。不過好在他們不用為此向幕府承擔軍役，所以生活水平還是可以保證的。但是跟權門時代的攝關家或者王家相比那就完全是天壤之別了。

總結日本從平安時代依賴的整個歷史上的天皇家的興衰浮沉，我們可以看出真正讓他們得以“萬世一系”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它們在權門時期的利用價值，而次要的原因是因為它們的這種利用價值所導致的客觀上的“萬世一系”所帶來的威望和信仰方面、文化方面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