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殺毛文龍是袁崇煥要命的罪責之一，也正是因為他殺了毛文龍這一舉動，為後來的史學研究愛好者們提供了一個無解的謎題。

正方：毛文龍該殺

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毛文龍一邊打仗一邊跟草原人做貿易，拿著朝廷的俸祿，卻作著站著茅坑不拉屎的舉動，實數該殺。

反方：毛文龍不該殺

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毛文龍雖然一邊做貿易一邊打仗，但是這夥人放在那裡，也是可以有效地牽制對方兵力的。

雖然上面兩方觀點都各自有理，但是，筆者以為也各有缺點。

筆者以為，歷史或許藏在中和這兩方面觀點的客觀中。

毛文龍這樣拿著朝廷俸祿不思報國，一心發展自己生意的行為確實該殺。

但是，後來的事情發展，證明，袁崇煥殺毛文龍殺得早了點！

袁崇煥不合時宜地殺毛文龍，最終演化為袁崇煥是不是投降了清軍這個問題。

雖然袁崇煥跟清軍深度探討了歲幣等，皇帝才能下令主持的建交問題，但是，他也沒能力直接繞過皇帝去給清軍送歲幣。

而且，如果袁崇煥跟清軍達成協議的話，袁崇煥也就沒必要跑回北京，進行保衛戰了！

所以說，老袁不想反，他只是想完成他跟皇帝的約定，在規定期限內平遼東。

當他看到毛文龍不服管教且作戰摸魚的時候，終於亮出了屠刀，把毛文龍直接給砍了。

砍了毛文龍的結果是，失去毛文龍的毛文龍部隊直接因為主帥被殺而散掉了！

袁崇煥之誅毛文龍，到底是功、是罪、是過？最關鍵的問題，當然是在於毛文龍是否當殺。大量事實證明，文龍自據有東江後，獨霸一方，驕橫跋扈，其後更揹著朝廷，一再進行通敵叛降活動。袁崇煥在斬毛文龍時所宣佈的十二大罪，並非什麼憑空捏造或隨意上綱，而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下面，準備擇其中之主要者，略作考辨。

罪之一：“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毛文龍自稱擁兵二十餘萬。朝中對此極表懷疑，天啟六年，姜曰廣、王夢尹奉詔出使北韓，準備到毛營閱視，毛文龍卻口出悖言說：“閱不閱在我。不惟閱不閱在我，並他去不去亦不由他也。”姜、王回朝後疏言：“文龍兵冊十五萬，能用者只二三萬；”登萊道王廷試則額定為二萬八千人，兩者的意見是大體相同的，但毛文龍對此卻大為不滿。對於這一點，《國榷》也承認：文龍“漸驕恣，所上事多浮誇，索餉又過多，歲百二十萬，兵二十萬，朝論多疑而厭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島，莫能難也。”北韓方面也曾指責說：“毛都督欲使中國稱頌其功，虛張軍兵之數雲，無理甚矣。” 由此可見，毛文龍之不受節制，當是事實。有些學者引《崇禎二年六月薊遼督師題本》曾經提到：毛文龍“毅然願編營伍受節制”一語，認為文龍“既然有所轉變，何必吹毛求疵非殺不可。”但考諸《題本》，此語只不過是敘述事件之發展過程，緊接此語之後，即有“（袁）曰：營伍定，則年終必行甄別，祖宗自有法度，不得假也。文龍於是悔其言之失，私對副將張翥曰：我姑以此了督師之意，其實營制難，我只管包完東事便了。臣於是悉其狼子野心，終不可制”等語，這分明是揭**文龍在督師面前耍手腕，怎能說是毛文龍已“有所轉變”呢？！

罪之二：“說誑欺君，”殺降冒功。這是毛文龍利用其遠據海島而慣用之伎倆，但其實也是漏洞最多、暴露最早的問題。文龍入據鎮江之初，即遭後金還擊，“斬遊擊劉某及兵千五百級，文龍僅以身免。”[49]但文龍匿敗不報，為登萊通判王一寧所告發，由於文龍“媚魏忠賢為奧援”，一寧反被誣，逮治論死。[50]天啟四年，“時秀水譚昌言為登萊參政。毛文龍藥遼人舌獻俘，昌言廉得之，密與解藥湯，旬日舌清乞命，皆遼人也，言其實，編為農。”[51]同年七月文龍又報三捷，“獻浮十二人，而稚兒童女居其八，（袁）化中力請釋之，因言文龍敘功之濫，忠賢素庇文龍，益不悅。”[52]後來，袁化中被拷死獄中，這是因素之一。天啟五年八月，戶科楊文嶽曾就毛文龍獻俘七名，途至廣鹿島又換回六名一事，上疏參駁說：“臣聞之不勝驚疑。夫獻俘一事，奏之皇上，告之祖宗，用以遠播威德，昭示寵靈，此何等大事，乃忽然解來，忽然解去，前解者，不知何以遽發？後換者，不知何處解來？支吾不一，真假莫知。以報功則涉混，以對皇上則似欺。乞嚴敕該部查審真偽，仍諭毛文龍，以後開報軍情務從真實。”[53]兵部在覆文龍疏中也指出；“外議嘖嘖，猶有不敢盡言者”。對於毛文龍的冒捷獻俘，不僅“中朝頗知其妄”，[54]北韓方面的記載也是明確的：“（李）廷龜曰：（毛）都督不修兵器，不煉軍士，少無討虜之意，一不交戰，而謂之十八大捷；僅獲六胡，而謂之六萬級，其所奏聞天朝，無非皆欺罔之言也。”[55]

罪之三：“剛愎撒潑，無人臣禮。”這顯然不是指毛文龍所轉呈的後金書信中有冒犯語言；而是指文龍本人的真意。對於這一點，《督師題本》講的是清楚的，即：“近且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語，據登萊道申報，豈堪聽聞。”聯絡到毛文龍曾於崇禎元年春突然擁兵至登州，聲言索餉；以及他致皇太極的私通訊件中有“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之語，[56]可見事情並非偶然的巧合。

罪之十：“交結近侍。”這也不是指魏忠賢專權時期的一般應酬，而是指派遣心腹，“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為父，”實質是結為團伙，即所謂“文龍與魏忠賢相因而相藉者也。”[57]這一點，從魏閹對待毛文龍與袁崇煥一親一惡不同的態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因崇煥“為人疏，於大璫少所結好，”[58]魏忠賢曾“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為暮氣，”[59]迫使崇煥不得不乞休致仕，只是在忠賢伏誅後才得以複用。而毛文龍的情況卻完全不同，他“務結中貴，以為自固之計，”[60]故“東江歲餉百萬，大半不出都門，皆　　入權宦囊中”。[61]事實上，在王化貞被處死之後，魏忠賢便成了毛文龍的後臺，不僅冒捷冒餉得以通行無阻，而且誰參劾毛文龍，誰就得遭殃，象王一寧、劉之鳳、夏之令、袁化中、姜曰廣、王夢尹等，或被論死，或被斥逐，這都是魏忠賢庇護毛文龍的結果。甚至在魏閹伏誅之後，仍出現了“內官王國興擅到海上，稱密旨召毛文龍，蹤跡詭秘”[62]的情況。可見毛文龍與宦官的關係，實在並不尋常。

罪之十一：敵攻鐵山，“逃竄皮島，且掩敗為功。”這當然不是指戰術上的避實擊虛，而是指毛文龍常常臨陣逃竄，不敢接戰，即《李錄》所說的“有同群羊之見猛虎”。至於掩敗為功，那也是事實，別的用不著多說，就在鐵山慘敗之後，毛文龍即上報宣州、義州等處“五捷”，但考之《東華全錄》，後金在破鐵山後，並無與毛文龍交戰之事，所謂五戰五捷，實皆虛冒。當時袁崇煥即已指出：“鐵山一攻即破，毛不能以一矢加遺，而朝夕報功。”[63]可見崇煥對文龍此種所為是深知的。

罪之十二：“開鎮八年，不能復遼東寸土。”這幾乎是所有參劾毛文龍者的共同看法，如崇禎元年，山東總兵楊國棟就曾指出：毛文龍“專閫海外八年，糜費錢糧無算，今日言恢復，明日言搗巢，試問所恢復者何地？所搗者誰巢？”[64]這些都是明擺著的事實。可是有些學者卻撒開毛文龍本身的問題不談，認為這“應首先找督師是問”。[65]我們說，作為統籌全遼戰局的督師，對此當然是要負責的。袁崇煥對毛文龍的所作所為，經過查證、並在開導無效之後，毅然斬之，這難道不正是一種負責的表現嗎？！

在毛文龍的十二條罪狀中，我認為最關鍵的一條是罪之五：“私通外夷。”這不僅僅是“擅開馬市”，即“文龍在島中廣招商賈，販易禁物，名濟北韓，實闌出塞，”[66]“私通粟帛，易敵參貂，藉是苞苴，為安身之窟”[67]的問題；更為嚴重的是通敵叛降。袁崇煥在當時雖然未能看到毛文龍與皇太極的往來書簡，但對於箇中的一些情況是知道的，其中最有可能的是獲得了已歸正明朝的劉興祚的告密，只是由於劉興祚的身份關係，袁崇煥在當時對此事不便明說罷了。《崇禎紀事》載：崇煥奏報中有“文龍逆跡昭然”之語；《蔣錄》則載：“明袁崇煥以總兵毛文龍據南海皮島與中國私通，殺之；”崇禎帝在覆旨中也明確指出：毛文龍“通夷有跡”。這些都證明了毛文龍之通敵，是導至督師斬帥的重要原因。關於毛文龍通敵叛降的問題，因已有學者作了專文論證，[68]在此不準備多說。但僅憑毛文龍在致皇太極信中提出的：“爾取山海，我取山東，若從兩旁夾擊，則大事成矣，我不分疆土，亦不屬爾管轄；” [69]“結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頭領隆我，我亦不肯；”[70]以及他準備拿已歸正明朝的劉興祚兄弟與後金作交易等等，就足證毛文龍確是罪在當誅。

程本直在《漩聲紀》中對斬帥問題有一段總結性的評論：“客亦聞夫年來國中所議文龍乎？否也。曰虛兵也；曰冒餉也；曰假俘假捷以騙功騙賞也；且曰尾大也；曰鞭長也；曰一跋扈將軍也。自武登撫相與爭而去，其欲得而甘心於文龍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簡、掛彈章可數百計也。是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華人皆曰可殺也。其不殺也，非不殺也，不能殺也，不敢殺也。是故崇煥一殺之而通國快然。……是文龍之殺，文龍之罪也，而非崇煥罪也。”程氏的這番評論，是在袁崇煥蒙受種種不白之冤，而“擅殺大帥”之說又甚囂塵上的時候提出來的，在當時，如果沒有一種為公理而抗爭的捨身精神，是不敢講這樣的話的。它不僅代表著當時真正的輿論，而且也是經受了歷史的檢驗的。

袁崇煥慘烈的死亡直接導致了中國三百年的黑暗滿清時代！這樣兇殘處死袁督師讓所有督師手下將士都寒了心，古時軍隊都是效忠皇帝而不是國家，皇帝這樣惡毒也就失去了軍心！

袁督師的慘死直接導致寧遠將士崩盤，後來幫滿清打江山的都是清一色寧遠將軍，吳三桂尚之喜祖大壽耿繼茂幾大集團軍，如果不是這些將士造反，滿清拿下一億人口的大國一點機會沒有！

惡毒的狗皇帝不僅禍害了袁督師，禍害了一億國民，也禍害了它自己朱家十幾萬宗族被屠殺！一個國家被一個弱智殘暴精神病獨裁就是一個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