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偷襲珍珠港的訊息，如同阿拉曼的勝利，如同1943年5月鄧尼茨的U潛艇撤出大西洋，也如同1944年6月6日解放之師在諾曼底安全登陸，是丘吉爾戰爭的巔峰時刻之一。珍珠港事件發生後，丘吉爾堅信，西方同盟國一定會打敗希特勒，隨後打敗日本。或許，1945年5月8日他所做的出色的宣告勝利的廣播演講，其字句在1941年12月7日的夜晚已然成竹在胸。

然而，戰爭行為從來就不是簡單的，聯合作戰的行為往往更是異乎尋常地困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軸心聯盟差異巨大：兩個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因語言相同而聯合，因非常不同的國際關係哲學而背道而馳，卻在種種事件的促使下意外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國家的戰時盟國。這個馬克思主義國家不僅曾經宣揚資本主義體系必將崩潰，而且直到1941年6月還自願遵守與他們共同的敵人簽定的互不侵犯和經濟合作條約。因此，共同策略的協調註定艱難。1941年12月，溫斯頓·丘吉爾還無法預見到這有多艱難。

德軍開到莫斯科城門口時，西方強國都無法向蘇聯直接提供軍事援助。英國仍然沒怎麼武裝；美國才開始擺脫長達20年的裁軍。1941年6月德國發起進攻的那一刻，丘吉爾奉行“我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原則，向斯大林擔保，英國能夠省下的每件武器和必需裝置都會運到蘇聯，蘇聯北部的護航運輸隊立即啟動。8月，盟國在紐芬蘭的普拉森夏灣召開會議，在民主自由的基礎上籤署了《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會議期間，丘吉爾和羅斯福再次強調這個提議，結果9月美國的《租借法案》以優厚的條件擴充套件到蘇聯。然而，斯大林無非想開闢第二戰場，7月19日他先向丘吉爾提出這個要求，在此後三年中，他多次重複提出並強調這一要求。1941年，開闢第二戰場的時機還不成熟。當英國和美國盤算著如何能夠一起最大限度地轉移希特勒對東方征服戰的注意力，並在德意志帝國的邊緣地帶削弱德國國防軍時，它們只能期望蘇聯可以自保。

在此後的兩年時間裡，丘吉爾一心一意地思考著進攻希特勒帝國邊緣地帶的具體地點和強度。實際上，美國參戰後，它們將共同開闢第二戰場，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如果德國是美國唯一的敵人，那麼也許會更早開闢第二戰場，直接對抗希特勒在法國北岸修建的大西洋壁壘（Atlantic Wall）。然而，對於大部分美華人來說，日本這個敵人應該更快受到懲罰。

因此，在太平洋戰役的第一年，丘吉爾發現自己處於一種陌生的境遇之中。儘管他不再因為害怕戰敗而感到壓抑，但他同樣不再是其國家戰略的最高統治者。因為英國只有與美國協調一致才能取勝，所以他不得不順從白宮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委員會的戰略決策者的意願。

羅斯福仍然傾向於聽從丘吉爾的領導。陸軍上將馬歇爾和海軍上將金則不同。金只對太平洋感興趣，不關注其他戰場。馬歇爾仍然負責歐洲的軍事行動，不過他認為應該儘早在通向德國的最短路徑上開闢第二戰場，因此，他對一切推遲開闢第二戰場或分散精力的嘗試深感懷疑。

為什麼不開闢第二戰場？

丘吉爾對開闢第二戰場猶豫不決。1941年7月5日，在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指揮過的四場損失慘重的兩棲行動時，他對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喊道：“記住，我的胸前掛著達達尼爾、安特衛普、達喀爾和希臘獎章。”

1942年，戰事進展順利，因為美華人派出海軍陸戰隊和若干陸軍師在太平洋越島作戰，而且打算於1943年展開跨度更大的兩棲跳躍。美軍與少量日本駐軍作戰，數千英里海洋將這些駐軍與日本本土的軍事基地分開。第二戰場將要求所有英美遠征軍進攻防守穩固的大陸邊緣地帶，這些遠征軍一旦有所損失，將很難被替換。在那些邊緣地帶裡面，有著300個師的陸軍和一部世界上無與倫比的戰爭機器。因此，在1942年的戰鬥過程中，丘吉爾發覺自己正在走上一條日益狹窄陡峭的路。

一方面，他不敢減少英國對第二戰場的擔當，免得美華人斷定美軍兵力最好部署在太平洋地區（1942年被派往海外的美軍主要部署在太平洋）；另一方面，他也不敢過多地承擔職責，以免要在勝利的機會到來之前收拾美國猛攻大陸造成的殘局。珍珠港事件發生前四個月，在普拉森夏灣召開的會議上，丘吉爾同意羅斯福的看法，如果美國參戰，民主國家的聯合策略將是“先打德國”；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的18個月裡，他努力說服羅斯福，尤其是馬歇爾和他的那些美國將軍同伴們，盟軍的策略應該是“先打德國——但是時機尚不成熟”。

對丘吉爾而言，和軍人們周旋是種新體驗。他像獨裁者似的對待陸軍和海軍將領——實際上對待政府所有人都是如此——他隨意解僱指揮官，甚至連希特勒都認為極端，希特勒將此作為他當元首遠比丘吉爾當首相更合理的例證，向他的高階軍官們廣而告之。

“自1939年至1943年間，”英國皇家海軍的史官評論道，“沒有一位在重要海域指揮作戰的海軍將領，丘吉爾沒想過要去免了他的職——在一些情況下他確實這樣做了。”他開除將領的事情臭名遠揚。1941年6月，他剝奪了韋維爾在中東的指揮權；14個月後，他又開除了韋維爾的繼任者奧金萊克（Auchinleck），兩次都採取專橫的方式；他還簽名批准免除第8集團軍三位指揮官坎安（cunningham）、利斯（Leese）和裡奇（Ritchie）的職務。在丘吉爾的眼中，只有將軍哈羅德·亞歷山大（Harold Alexander）爵士行事毫無差錯：即使1944年他在義大利作戰時貽誤戰機，難辭其咎，他的英勇無畏和戰士精神仍使他免受苛責。

丘吉爾無法那樣對待美華人，至少無法那樣對待金或馬歇爾。金如皮革般堅韌；馬歇爾好像大理石雕像般冷漠，甚至威脅羅斯福（馬歇爾決定絕不因總統開的任何玩笑而發笑）。作為美國《租借法案》慷慨款待的座上客，丘吉爾不得不掩飾、勸說和搪塞，如果在他自己的地盤上，他本會提出要求，發出命令。丘吉爾在同盟內部的外交實踐不得不基於一種完全不同於他用來管理和操縱英國內閣和參謀長委員會（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的方式。他靈光乍現，從他的參謀們用來對付他的方法中發現了這種方式，當他們想要拖延他所中意的計劃或勸阻他執行他們認為不可行的計劃時，就會使用這些方法——開始時原則上同意，然後以許多詳盡論述的異議推翻這一觀點。

丘吉爾之所以擔心第二戰場，是因為只有以勢不可當的兵力，以海空排山倒海般的轟炸產生的衝擊力粉碎大西洋壁壘及其防守部隊，它才能獲得成功；1942年，他明白，那樣的兵力和後援都是無法獲得的。

1941年12月，他前往華盛頓參加代號為“阿卡迪亞”（Arcadia）的會議，這是英華人和美華人首次以聯合作戰者的身份會面商談戰略目標。從會議的基調來看，丘吉爾斷定，馬歇爾反對他要在地中海（英華人曾在這一地區取得勝利）對德國持續施壓的意向。馬歇爾想要在太平洋部署一支強大的盟軍部隊，他居然提議英國將領韋維爾擔任指揮官。

阿卡迪亞會議最好的結果是，該會議決定成立聯合參謀長委員會（Combined Chiefs of Staff），由英國參謀長委員會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組成；最糟的結果是，該會議確保美國軍方批准了丘吉爾和羅斯福達成的“先德後日”的秘密協議。

因此1942年4月馬歇爾趕往倫敦，滿懷熱情地商定時間表。丘吉爾和阿倫·布魯克因德國在沙漠地帶取得的勝利而消沉沮喪，對蘇聯在克里米亞和頓涅茨河流域失守之後的生存能力頗感悲觀，盡其所能地周旋。他們詳盡地論證，說服馬歇爾支援“大錘”行動（Sledgehammer），即1942年進攻法國的計劃；透過更加迂迴的方式，也贏得馬歇爾對“波萊羅”行動（Bolero）的支援，即美國在英國持續增兵的計劃。

儘管丘吉爾有著“迷人的魅力，冷靜的勸說，粗魯的堅持，口若懸河般的雄辯，短暫的憤怒和幾近落淚的傷感”，他還是沒能令馬歇爾熱衷於後來被稱為“火炬”（Torch）的行動，即進攻北非計劃。馬歇爾的“重申、施壓和決心”促使雙方採取“圍殲”行動（Roundup），即1943年開闢第二戰場的計劃。

4月，丘吉爾向馬歇爾作出許多讓步，可是當他於6月訪問華盛頓時又扳回一城。由於德國和同盟國的實力相差懸殊，1942年穿越海峽的進攻必將招致慘敗，因此丘吉爾反對任何這樣的舉動，這是正確的。他合理地論證“大錘”行動看似過於草率，因此使羅斯福對“火炬”行動（當時代號為“體育家”[Gymnast]）頗感興趣。

丘吉爾主張，如果“波萊羅”行動將大批美國軍隊調到英國，那麼羅斯福的選民們將期待參戰。既然1942年他們還不能參與第二戰場，為什麼不能在1943年“圍殲”行動展開前的北非臨時行動中使用他們呢？羅斯福將信將疑。7月，羅斯福再次派遣馬歇爾到倫敦研究解決問題。

馬歇爾此時處於頑固的情緒中。英國對提早開闢第二戰場的抵制激怒了他，促使他考慮支援金和麥克阿瑟的太平洋事業。儘管這只是馬歇爾討價還價的策略，但卻是金想要的結果，7月16日，金陪同馬歇爾來到倫敦，丘吉爾感到，未來四天的戰略辯論也許是這場戰爭中最白熱化的戰略辯論。

戰略辯論出現僵局，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要求當年開闢第二戰場，而英國參謀長委員會和戰時內閣拒不鬆口。雙方同意將問題提交給羅斯福，於是羅斯福總統不得不作出某類他不經常做的決定；在單純的軍事問題上，馬歇爾通常是他的引導者。因此，馬歇爾應該得勝。

然而，丘吉爾劍走偏鋒。他不僅於6月訪問華盛頓期間給總統平添了許多疑惑，接著，他與羅斯福的私人特使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往來，透過這種非官方的溝通渠道強化了那些疑惑。起初，霍普金斯幾乎和馬歇爾一樣對英華人是否全心全意持強烈的懷疑態度；然而，丘吉爾、內閣和參謀長委員會的聯合外交攻勢俘虜了他。此時，在丘吉爾和霍普金斯的遊說下，羅斯福決定向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一系列將第二戰場排除在外的選擇，其中“火炬”行動是最吸引人的。當馬歇爾勉強接受這次北非登陸行動時，羅斯福滿懷熱情地批准了他的選擇，而後將預定日期定為10月30日（結果該行動於11月8日展開）。

如此，丘吉爾得償所願。然而，他非常清楚，他的勝利只是過渡性的。除非德國實力急劇衰落，或者盟軍實力急劇增強，否則1943年他仍將對開闢第二戰場負有責任，他還知道他在來年必須找到讓英國擺脫這種責任的方式。

自從上次與羅斯福、馬歇爾會面後，丘吉爾在8月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做出擔保，不是1943年進攻法國的明確承諾，而是英美聯軍將進攻法國的強烈暗示。因此，對於丘吉爾而言，代號為“象徵”（Symbol）的卡薩布蘭卡會議幾乎和去年7月在倫敦召開的會議同樣困難重重。他明白，如果想擊敗金和“太平洋派”——儘管實行“先德後日”，此時麥克阿瑟統領的軍隊數量和艾森豪威爾在歐洲統領的軍隊數量一樣多，每個戰場都有約35萬名將士——那麼他必須使馬歇爾熱衷於“火炬”行動的“後繼”行動，最好是進攻西西里；然而，丘吉爾只有說服馬歇爾相信西西里不會妨礙第二戰場，而且英國信守此前一年作出的承諾，他才能做到這一點。

這幾乎是無解的外交難題，因為丘吉爾無法向他的盟友坦白道出他的恐懼，即使時至1943年，他仍然擔心穿越海峽的進攻也許會遭遇失敗。事實是，在爭論了五天之後，問題得到了解決，這幾乎完全歸功於英國高超的外交技巧。

卡薩布蘭卡會議宣佈，准許參與“火炬”行動的軍隊在北非戰役結束後即向西西里進軍。這幾乎是唯一一條丘吉爾關心的條款，因為他明白出兵西西里將妨礙1943年第二戰場的開闢。美華人將西西里的戰事視為眾多戰事中的一個，依然妄想地中海策略不會影響對大西洋壁壘的攻擊。他們用將近一年的時間才認識到，即使是美國龐大的、不斷擴充的戰爭機器，也無法生產出足夠的資源，同時維持這兩場戰事。

卡薩布蘭卡會議還作出其他重要的決定，包括在羅斯福的堅持下宣告同盟國唯一能夠接受的條款是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的“無條件投降”。然而，決定出兵西西里是至關重要的一條。

1943年5月在華盛頓召開的“三叉戟”（Trident）會議上，美華人來者不善，“準備應對和反擊英華人每個可能的觀點，而且得到各類專家的支援。他們本該憑藉認真的準備，在“三叉戟”比賽中獲勝，可是，在會議進行過程中，亞歷山大從突尼西亞城發來訊息稱英美聯軍獲勝，英美聯軍的將士是“北非海岸的主人”。這個好訊息，加上丘吉爾巧妙地商討將地中海戰役延伸到巴爾幹，說服了美華人支援西西里遠征，將進攻西西里視為更可靠的選擇。

1943年1月，摩洛哥卡薩布蘭卡，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卡薩布蘭卡會議現場。

西西里之戰始於7月，那裡的戰事決定他們繼而應該同意進攻義大利大陸。馬歇爾和他的同僚帶著他所要求的“必勝的精神”參加8月在魁北克召開的“四分儀”（Quadrant）會議：無論如何不再偏離第二戰場的開闢。然而，在“四分儀”會議期間，西西里傳來訊息稱，義大利將要提出投降。

軸心國中的一國首次徹底戰敗，因之也許能夠在靠近德國邊界的義大利大陸開闢戰場，這再次削弱了美華人想要純粹開闢第二戰場的努力。艾森豪威爾負責展開行動，該行動在華盛頓召開的“三叉戟”會議上稍加補充，旨在讓英美聯軍在義大利登陸；不過，該行動將侷限於南部地區，目的是分散德國在選定的第二戰場的兵力，此時它的代號為“霸王”（Overlord）。

“四分儀”會議上所作出的決定，並未完全終結丘吉爾推遲登陸行動的持續努力，直到他確信在法國北岸的登陸行動不會損失慘重前，他一直推遲登陸行動。在美軍最終經由南線前去參加進攻法國的行動之前，艾森豪威爾向義大利半島的進發出乎馬歇爾的預料。然而，“四分儀”會議是丘吉爾能夠提議分散第二戰場兵力的最後時機。美華人堅決反對巴爾幹的冒險行動，這是完全正確的，不僅由於地形地貌，而且還有國防軍本身與鐵托（Tito）作戰遇到的種種困難，已打消了那種想法。不過，美華人本該對義大利戰役設定更為嚴格的限制，從根本上來講，義大利戰役為德國的意圖服務多過為同盟國的意圖服務。

“四分儀”會議後，美華人搗碎了丘吉爾讓地中海戰略多元化的所有成果。此後將是“霸王”行動，而且只有“霸王”行動，丘吉爾不再能動搖它。在“三叉戟”會議上，丘吉爾同意任命一名司令為盟軍最高統帥（Supreme Allied Commander），負責籌備“霸王”行動計劃。在“四分儀”會議上，他作出讓步，盟軍最高統帥應該是美華人。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和美華人的堅持讓他越來越咬緊牙關，英國的牙齒變得越來越鈍。

1943年11月1日，丘吉爾在參謀長委員會上說：“這個問題已不再是彌合供求差距的問題。現在，我們的人力已經全被動員起來參戰。我們無法再讓總數增加；相反，總數在減少。”在衰落感的壓抑下，丘吉爾仍然無法為他認為不能再推延的事件確定日期。羅斯福，甚至是面無表情的馬歇爾，到那時都不能逼迫丘吉爾面對無法逃避的現實。

丘吉爾一再推辭開闢第二戰場是有多種原因的。在美軍參戰以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結成同盟，同盟國必勝，軸心國必敗的局面已經形成。在這種形勢下，丘吉爾作為英國首相，首先考慮的是英國的利益。為了保護英國的海外殖民地，丘吉爾在北非與德意大戰。為了保護英國在巴爾幹地區戰後的利益和影響，英美盟軍在巴爾幹半島和亞平寧半島作戰。還有過早的開闢第二戰場，無疑會增加英美盟軍的傷亡。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丘吉爾為戰後的利益做打算：他不想看到戰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大。丘吉爾既想消滅納粹，又不想增加傷亡，因此他一再推辭開闢第二戰場，讓德軍和蘇軍相互殘殺，互相消耗，從而實現一箭雙鵰，一舉多得的目的。

丘吉爾老謀深算，過早開闢第二戰場，德國實力還強，和德國死磕必然要承受巨大的損失，過晚開闢的話，等蘇聯打贏了德國那就什麼好處都撈不到了，1944年開闢第二戰場正正好，這時候德國已經被蘇聯打的節節敗退，實力消耗大半，這時候開闢第二戰場能以最小的損失奪取最大的利益！

當時的德華人已經狂揍了整個歐洲，唯一沒拿下的就是和歐洲隔海相望的英國了。海軍是德國的短板，卻是英國最牛X的，畢竟海洋霸主幾百年是靠實力打出來的。所以不管德國怎麼鬧騰始終無法跨越英吉利海峽。但德國的飛機卻從來沒閒著，不間斷的招呼已經把英國打出了心理障礙。

所以丘吉爾不敢想像過早開闢歐洲戰場，放棄自己海軍的優勢，離開海峽用自己最不擅長的陸戰去對戰世界最強陸軍，會打成什麼樣子。德軍的實力丘吉爾很清楚，被日本人都追著滿山跑的英國軍隊實力丘吉爾更清楚。跟嚴重的是，一旦西線戰場失敗，恐怕英吉利海峽也阻擋不了德軍的腳步了。

再有，英國也是個民主國家，民眾和國會都不會同意和德軍開戰。能保住現在不讓德軍跨過海峽，就已經是上帝保佑了，還想反擊，咋不上天呢。

直到1944年東線戰場態勢大逆轉，德軍慘敗，已經無力再威脅英國本土了。看到商機的丘吉爾知道此時再不出擊，戰後的利益分配英國怕是連粥都喝不上了，於是果斷同意開闢第二戰場。

1940年德國打敗法國並將英國陸軍逐出歐洲後，重返歐洲就成為英國當時的戰略目標之一，只不過由於德國強大的軍事壓力，英國最迫切的任務是如何守住與德國僅有一條海峽之隔的本土，至於開闢歐洲戰場則被無限期推後。鑑於英國羸弱的陸軍力量，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獨自和強大的德國陸軍正面抗衡，僅僅依靠英國去完成西線戰場的開闢是不現實的。另外雖然不久之後美國也加入了戰爭，但是戰前美國同樣沒有建立一支強大的陸軍，所以在訓練出一支強大陸軍之前，盟軍沒有能力在西線開闢新的戰場，1942年英軍在迪耶普實施的失敗登陸作戰就是最好的證明。

對於開闢第二戰場最強烈的就是蘇聯了，幾乎在德軍開始入侵蘇聯後不久，斯大林就向丘吉爾和羅斯福明確的提出了迅速開闢第二戰場的要求，另外一個要求是希望英國和美國向蘇聯派出遠征軍提供直接的軍事支援，由於對蘇德戰爭情形持悲觀的態度，丘吉爾和羅斯福沒有滿足斯大林的上述請求，僅僅是答應立刻提供軍事物資援助。不過丘吉爾和羅斯福還是制定了一個緊急的西線登陸方案，這個方案的前提是一旦德軍在東線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蘇聯面臨著被徹底擊敗的危險時，英美陸軍將在西線立刻實施登陸，迫使德軍主力回援西線，從而挽救他們的東方盟友。

事實上到1943年時英美盟軍便已經具備了在西線進行大規模登陸作戰的能力，盟軍在地中海戰場實施的一系列大型兩棲登陸行動就是最好的證明。但是為什麼選擇在南線進行登陸而不是西線呢？丘吉爾在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相比於直接登陸西歐，丘吉爾更加傾向於在北非、義大利、巴爾幹等南歐地區登陸，軍事上的考慮是從南歐登陸將對遠在蘇聯境內的東線德軍形成嚴重的側後威脅，東線德軍將面臨著後路被切斷的威脅，這種威脅遠比從西線登陸要來的直接、迅速。最終也是因為上述的戰略目的才讓斯大林同意盟軍的反攻放在南歐而不是西歐，結果實際的效果遠不如預想的那樣，盟軍連義大利都沒能徹底攻佔。

丘吉爾不願意開闢第二戰場更多的政治上的考慮，在他的眼中，紅色蘇聯是僅次於納粹德國的危險國家，他最大的希望就是透過這場戰爭既消滅了納粹德國，也讓紅色蘇聯流盡最後一滴血，決不能讓蘇聯的紅色浪潮席捲歐洲。一旦盟軍開闢第二戰場，德軍必然會在東線實施戰略撤退，這樣中歐的大部分國家都將被蘇聯佔領，而蘇聯顯然會扶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政權，而不是資本主義政權。所以丘吉爾希望在蘇聯佔領這些國家前，先由英美盟軍來提前佔領，建立資本主義的政權，以便在戰後共同遏制紅色蘇聯的擴張。這樣來看，從南歐登陸才有可能實現丘吉爾的上述戰略意圖，從西線登陸是絕無可能的。對於丘吉爾這樣的政治家，政治考慮是第一位的，軍事永遠要服從政治，雖然從軍事角度來看從西線登陸是打敗德國最快的路線。

在法國進行大規模登陸作戰可以說是一場只能贏不能輸的豪賭，對於美英和德國來說都是如此。丘吉爾最著名的一張照片。

丘吉爾對於在法國大規模登陸一直持拖延態度，可以說是出於兩個方面的考量，一個是政治層面，還有是技術層面。巴爾幹地區是歐洲的火藥桶，也是從南方進入中東歐國家的傳統通道，奧斯曼土耳其和歐洲國家在這裡拉鋸了幾百年。

政治層面上來說，英國一直是主張巴爾幹戰略，就是利用北非地區已經取得的成果，從南歐巴爾幹地區進攻德國本土，這樣的好處就是能夠搶先進入中歐東歐地區。中歐東歐地區在一戰後，就是英法的勢力範圍，當時英國和法國在東歐地區組織了一個小協約國，用來制衡蘇聯和德國，但是這些勢力範圍隨著綏靖政策已經全部喪失，如果能夠直接出兵佔領這些地方那麼就可以恢復英國的勢力範圍，而且由於法國當時狀態，東歐就是在英國美國的控制之下，沒有法國什麼事了。丘吉爾和斯大林之間的爭鬥最多，一個是要維護大英帝國最後的榮光，而斯大林是必須讓蘇聯在二戰中獲得最大的收益，否則幾千萬蘇聯人就白死了。

丘吉爾是把這種策略稱作打擊鱷魚的軟腹部，為了說服斯大林，丘吉爾還特地跑了一趟莫斯科，當年向斯大林解釋，還給斯大林畫了一張鱷魚的素描，哄的喬大叔很高興。對於過去的事情，斯大林只會說了一句，過去屬於上帝。如果在1944年，盟國還不在法國登陸，蘇軍真的就會推到英吉利海峽了。

但是，巴爾幹戰略到了1943年，1944年就已經變得沒有意義了，主要是蘇軍透過血戰已經把德軍打得步步後退，而美英軍隊在巴爾幹，義大利的進展用蝸牛形容並不過分。巴爾幹地區地形複雜，十分有利於防禦，防守一方只要守住幾條有限的道路，就能頂住進攻一方很長時間，而且那個地方交通落後，盟軍的機械化優勢無從施展。別說當時，就是50年以後的科索沃戰爭中，美軍在那邊也是沒幹別的，就是修路造橋了。二戰時期，英國的實力已經無法支撐它的想法，丘吉爾只能是藉助美國的力量，但是羅斯福並不完全聽他的。

而且這個時候，美軍也已經是兵強馬壯，不再聽丘吉爾忽悠了。發動在法國的登陸戰役的政治因素已經是不復存在了，丘吉爾再怎麼忽悠，也無法改變美軍開始把主要的資源投向準備在法國登陸了。

但是，從技術角度來說，登陸作戰是各種作戰形式中最複雜，難度最高的作戰樣式，它要求三個軍種協同作戰，而且對於後勤補給的要求非常高。而且在法國登陸，不只是美英內部自己協調，還要和蘇聯人協調，美英希望在法國登陸的同時，蘇軍在東線能夠發動一次大規模進攻，來配合盟軍的行動，蘇軍發動的就是白俄羅斯戰役，也就是巴格拉季昂行動。

英華人從敦刻爾克被德華人趕下海以後，上上下下都明白，只有在法國登陸才能最終解決戰爭，但是在法國的登陸就像一開始說的是一場不能輸的豪賭。

美英在北非南歐進行的一系列登陸作戰，儘管取得了勝利，但是，由於南歐是德國的次要戰場，德國投入的兵力並不多，在北非，西西里，義大利，盟軍打垮的大部分是義大利人，在義大利退出戰爭以後，在南歐義大利作戰的德軍也不多，但就是這為數不多的德軍卻利用地形和惡劣的天氣，打得美英軍隊寸步難行，這使得盟軍對於德軍的戰鬥力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而在法國，德軍部署了出了蘇德戰場以外，最大的重兵集團，而且裝備和戰鬥力遠遠超過義大利的德軍，並且法國還有發達的鐵路網，可以說只要盟軍一上陸就要和德軍這個重兵集團硬剛，沒有別的選擇，而且和蘇軍不同，英國本土和法國還隔著一條英吉利海峽，別看就是一條海峽，但是對於運輸的影響可是非常巨大，何況這條海峽的天氣又是以變化莫測著稱。英軍進行的迪厄普登陸作戰，投入了加拿大的一個師，這個師基本上被打光了。在法國登陸，對於盟國來說，是一場只能贏不能輸的豪賭。

除了德軍陸上的重兵集團，德國的海狼也是必須要考慮的問題，英國是海島國家，對外的交通依賴海運，而英國當時的工業能力已經發揮到了極限，但是依舊不能滿足戰爭的巨大消耗，美國的租借法案對於英國的援助是最多的，達到了380億美元，那時候的美元還能叫做美金呢，大吹大擂的對蘇援助也就是110億美元，而這些物資運到英國首先就是經過海狼的地盤，在海狼們肆虐的時候，英國是無可能發動一場規模空前絕後的登陸作戰的，首先要對付海狼，要把海狼造成的損失降低到一個可以接受的地步，這是英國首先要做的事情，不做到這個事情，在法國登陸想都不用想。

一方面是保證後勤的暢通，還有就是戰術上細節問題，英國透過在法國迪厄普進行的登陸，發現了自身在大規模白晝登陸中存在的大量技術戰術問題，解決這些戰術技術問題都需要時間。當然，後來英華人認為在1943年盟軍實際上是有能力透過大規模登陸，投入2-3個師在法國建立一個橋頭堡，但是盟軍在法國登陸是那種要麼不幹，要幹就要幹大的事情。一戰的加利波利戰役，是工業化國家之間的第一次登陸抗登陸作戰，加利波利成就了現代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威名，同時，力主發動戰役的丘吉爾也被迫辭去了海軍大臣的職務，去法國蹲戰壕了。對於加利波利的悲劇，英華人可不想再來一次。

盟軍只要在法國登陸，就開始了向德國本土的進軍，不能僅僅建立一個橋頭堡，如果是那樣，這個橋頭堡就會成為第二個加利波利，當時英國的主要將領很多都是經歷過那一場戰役，英國的將領了不想再來一次加利波利。所以，能夠解決這些複雜的技術戰術問題以前，盟軍是絕不會發動法國登陸戰役的。

1。開闢第二戰場，最大的受益者是蘇聯，因為開闢第二戰場就是讓德軍分兵去打西線，這將讓德國陷入了兩線作戰的地步，加速德國的戰敗，所以，開闢第二戰場的最大受害者是德國。

2，開闢第二戰場後，大幅度減輕東線蘇軍的壓力，但是卻增加了英軍的壓力，越晚開闢第二戰場，蘇德之間互相消耗，對英美最有利。

3，丘吉爾是堅定的反共產主義者，從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結束來看，丘吉爾對於共產主義 預見性非常超前，不光是鐵幕演說，而是蘇聯模式的宿命，它在斯大林建立的時候，就註定要滅亡。

4，各國統治者都有作壁上觀、以逸待勞，坐收漁利。斯大林在答應羅斯福出兵中國東北的時候，也是拖到了三個月之後，而且是在看到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敗局已定，於是才匆忙攻入中國東北，剿滅關東軍，乘機搶奪戰利品，將中國東北的工業設施全部整體搬遷到蘇聯境內，將日軍俘虜全部當成苦力勞工，進行勞改----

要說的話，就是焦頭爛額的老狐狸在權衡利弊。

二戰中蘇德戰爭打的不可開交的時候，斯大林非常希望英國能夠在西歐開僻第二戰場，以期分擔蘇聯的壓力，尤其對在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參戰的同盟國懷有很高的期望。但最終因為丘吉爾的再三推阻拖延，導致第二戰場延遲兩年才開僻，原因為何？

珍珠港事件之後，美英蘇三國結成二戰同盟，斯大林迫切希望英美在西歐開僻第二戰場，以緩解蘇聯的壓力，所以斯大林在三國同盟形成後，斯大林立刻致信丘吉爾，要求他在西歐開僻第二戰場，但是此時美軍正在太平洋戰場上和日軍打的如火如荼，對於西歐戰場沒有什麼興趣，而英國自身，一戰後國內經濟不景氣，外有德軍頻繁空襲，國內矛盾重重，還有在非洲殖民地的戰事，讓丘吉爾騰不出精力開僻第二戰場。這種形式下，同盟國有名無實，英美只是有的沒的出點裝備補給，作戰人員蘇聯自己解決，成功與否，靠蘇聯自己

在德國對英國開戰之時，丘吉爾就已經想好了本國失敗的準備。如果英國本土失敗，則還可以退守到本國殖民地，算盤敲的很好，但是當時英國的非洲殖民地正被義大利和加拿大不斷的侵佔，而在東南亞的英軍也受到日軍的打擊，英國此時也是水深火熱，四面環敵。英美蘇三國同盟同時受到軸心國的多方攻擊；美軍糾纏於太平洋戰場，英國在非洲戰場和東南亞戰事連連，被打的很壓抑，而蘇聯自己則近乎被德國兵臨城下。各自有各自的戰場，這時候分兵幫助別國，就是增大本國的壓力。但是英美本身同屬資本主義，而兩國的意識形態相對於蘇聯還是有差異，所以尚有餘力的美國選擇先助英國，當羅斯福丘吉爾作出在非洲開僻第二戰場的決定時，斯大林失望至極。

二戰如火如荼的進行著，一直到1944年，當蘇聯付出巨大代價和犧牲，終於有了勝利的希望，在蘇聯開始進行勝利大反攻的時候，開僻第二戰場的諾曼底登陸戰才姍姍到來，此時的英美援軍雖然依舊給了德國當頭一棒，但對於蘇德戰爭來說已經不是雪中送炭的決勝之戰，因為此時的蘇聯已經在蘇德戰爭中蘇聯已經扭轉頹勢，對於美英的錦上添花，蘇聯或許並不見得有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