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悟道休言天命，
修行勿取真經。
一悲一喜一枯榮，
哪個前生註定？
袈裟本無清淨，
紅塵不染性空。
幽幽古剎千年鍾，
都是痴人說夢。
智玄大師說：“敢問施主什麼是真經？修行不取真經又修什麼呢？”
丁元英回答道：“大師考問晚輩自在情理之中，晚輩就斗膽妄言了。所謂真經，就是能夠達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門，可悟不可修。修為成佛，在求。悟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覺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惡果者有信無證，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滅。不昧因果者無住而住，無慾無不欲，無戒無不戒，如是涅槃。”
智玄大師含笑而問：“不為成佛，那什麼是佛教呢？”
丁元英說：“佛乃覺性，非人，人人都有覺性不等於覺性就是人。人相可壞，覺性無生無滅，即覺即顯，即障即塵蔽，無障不顯，了障涅槃。覺行圓滿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圓滿即止，即非無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彌陀佛。佛法無量即覺行無量，無圓無不圓，無滿無不滿，亦無是名究竟圓滿。晚輩個人以為，佛教以次第而分，從精深處說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來不可思議，即非文化。從淺義處說是導人向善的教義，善惡本有人相、我相、眾生相，即是文化。從眾生處說是以貪制貪、以幻制幻的善巧，雖不滅敗壞下流，卻無礙撫慰靈魂的慈悲。”
智玄大師說：“以施主之文筆言辭斷不是佛門中人，施主參意不拘經文，自悟能達到這種境界已屬難能可貴。以貧僧看來，施主已經踩到得道的門檻了，離得道只差一步，進則淨土，退則凡塵，只是這一步難如登天。”
丁元英說：“承蒙大師開示，慚愧！慚愧！佛門講一個‘緣’字，我與佛的緣站到門檻就算緣盡了，不進不出，亦邪亦正。與基督而言我進不得窄門，與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我是幾等的貨色大師已從那首詞裡看得明白，裝了斯文，露了痞性，滿紙一個‘嗔’字。今天來到佛門淨地拜見大師，只為討得一個心安。”
智玄大師問道：“施主以錢敲門，若是貧僧收下了錢呢？”
韓楚風答道：“我們就走。如果是錢能買到的東西，就不必拜佛了。”
智玄大師說：“施主上山並非為了佛理修證，有事不妨道來，貧僧雖老學無成，念句‘阿彌陀佛’卻還使得。”
丁元英把“神話”、“扶貧”的來龍去脈以及已經做的和將要做的向智玄大師簡要講了一遍，並且著重解釋了主觀上的“殺富濟貧”和文化屬性思考。這顯然已經不是簡單的市場競爭，也不是簡單的扶貧，而是基於一種社會文化認識的自我作為。
智玄大師說：“施主已勝算在手，想必也應該計算到得手之後的情形，勢必會招致有識之士的一片聲討、責罵。得救之道，豈能是殺富濟貧？”
韓楚風隨口一問：“那得救之道是什麼？”
智玄大師說道：“投石擊水，不起浪花也泛漣漪，妙在以扶貧而命題。當有識之士罵你比強盜還壞的時候，責罵者，責即為診，診而不醫，無異於斷為絕症，非仁人志士所為，也背不起這更大的罵名。故而，責必論道。”
丁元英說：“晚輩以為，傳統觀念的死結就在一個‘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薩、靠皇恩……總之靠什麼都行，就是別靠自己。這是一個沉積了幾千年的文化屬性問題，非幾次新文化運動就能開悟。晚輩無意評說道法，只在已經緣起的事情裡順水推舟，借英雄好漢的嗓子喊上兩聲，至少不違天道朝綱。”
智玄大師說：“以施主之參悟，心做心是，何來討個心安呢？”
丁元英說：“無懺無愧的是佛，晚輩一介凡夫，不過是多識幾個字的嘴上功夫，並無證量可言。我知道人會罵我，我以為佛不會罵我，是晚輩以為，並非真不會捱罵。大師緣何為大師？我以為是代佛說話的覺者。”
智玄大師說：“貧僧乃學佛之人，斷不可代佛說話，亦非大師。得救之道自古仁人志士各有其說，百家爭鳴。貧僧受不起施主一個‘討’字，僅以修證之理如實觀照，故送施主四個字：大愛不愛。”
丁元英說道：“謝大師！”
智玄大師說：“弱勢得救之道，也有也沒有。沒有競爭的社會就沒有活力，而競爭必然會產生貧富、等級，此乃天道，乃社會進步的必然代價。無弱，強焉在？一個‘強’字，弱已經在其中了。故而，佛度心苦，修的是一顆平常心。”
韓楚風說道：“佛教主張利和同均，大師坦言等級乃天道與代價，不拘門戶之見，令晚輩十分敬佩。晚輩在想，如果強者在公開、合法的情況下都可以做到殺掠，那麼在不公開、不合法的條件下，弱勢還剩下多大空間？佛度心苦雖慈悲，但人畢竟還有物質的一面。”
智玄大師說：“施主不必拘禮，請講。”
韓楚風說：“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勢群體期望破格獲取與強勢群體期望更高生命價值的社會需求之間建立一個連結的紐帶，或許更有積極意義。強勢群體僅僅適用一般的競爭規則是不夠的，主流文化應該對強勢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構建強勢文化體系，賦予強勢群體更高的生命價值。當然，這首先是以不平等為先決條件。”
智玄大師說：“利和同均，不平等已在其中。”
韓楚風說：“主流文化，當是推動社會進步、改善社會關係的文化。如果人的行為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需要，那麼這種價值無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價值。當社會將道德價值全部鎖定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時候，個人道德就沒有價值空間了，既不利於鼓勵強勢對弱勢的關注，也不利於社會整體道德素質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化。”
《悟》
悟道休言天命，
修行勿取真經。
一悲一喜一枯榮，
哪個前生註定？
袈裟本無清淨，
紅塵不染性空。
幽幽古剎千年鍾，
幽幽古剎千年鍾，
都是痴人說夢。
智玄大師說：“敢問施主什麼是真經？修行不取真經又修什麼呢？”
丁元英回答道：“大師考問晚輩自在情理之中，晚輩就斗膽妄言了。所謂真經，就是能夠達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門，可悟不可修。修為成佛，在求。悟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覺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惡果者有信無證，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滅。不昧因果者無住而住，無慾無不欲，無戒無不戒，如是涅槃。”
智玄大師含笑而問：“不為成佛，那什麼是佛教呢？”
丁元英說：“佛乃覺性，非人，人人都有覺性不等於覺性就是人。人相可壞，覺性無生無滅，即覺即顯，即障即塵蔽，無障不顯，了障涅槃。覺行圓滿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圓滿即止，即非無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彌陀佛。佛法無量即覺行無量，無圓無不圓，無滿無不滿，亦無是名究竟圓滿。晚輩個人以為，佛教以次第而分，從精深處說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來不可思議，即非文化。從淺義處說是導人向善的教義，善惡本有人相、我相、眾生相，即是文化。從眾生處說是以貪制貪、以幻制幻的善巧，雖不滅敗壞下流，卻無礙撫慰靈魂的慈悲。”
智玄大師說：“以施主之文筆言辭斷不是佛門中人，施主參意不拘經文，自悟能達到這種境界已屬難能可貴。以貧僧看來，施主已經踩到得道的門檻了，離得道只差一步，進則淨土，退則凡塵，只是這一步難如登天。”
丁元英說：“承蒙大師開示，慚愧！慚愧！佛門講一個‘緣’字，我與佛的緣站到門檻就算緣盡了，不進不出，亦邪亦正。與基督而言我進不得窄門，與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我是幾等的貨色大師已從那首詞裡看得明白，裝了斯文，露了痞性，滿紙一個‘嗔’字。今天來到佛門淨地拜見大師，只為討得一個心安。”
智玄大師問道：“施主以錢敲門，若是貧僧收下了錢呢？”
韓楚風答道：“我們就走。如果是錢能買到的東西，就不必拜佛了。”
智玄大師說：“施主上山並非為了佛理修證，有事不妨道來，貧僧雖老學無成，念句‘阿彌陀佛’卻還使得。”
丁元英把“神話”、“扶貧”的來龍去脈以及已經做的和將要做的向智玄大師簡要講了一遍，並且著重解釋了主觀上的“殺富濟貧”和文化屬性思考。這顯然已經不是簡單的市場競爭，也不是簡單的扶貧，而是基於一種社會文化認識的自我作為。
智玄大師說：“施主已勝算在手，想必也應該計算到得手之後的情形，勢必會招致有識之士的一片聲討、責罵。得救之道，豈能是殺富濟貧？”
韓楚風隨口一問：“那得救之道是什麼？”
智玄大師說道：“投石擊水，不起浪花也泛漣漪，妙在以扶貧而命題。當有識之士罵你比強盜還壞的時候，責罵者，責即為診，診而不醫，無異於斷為絕症，非仁人志士所為，也背不起這更大的罵名。故而，責必論道。”
丁元英說：“晚輩以為，傳統觀念的死結就在一個‘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薩、靠皇恩……總之靠什麼都行，就是別靠自己。這是一個沉積了幾千年的文化屬性問題，非幾次新文化運動就能開悟。晚輩無意評說道法，只在已經緣起的事情裡順水推舟，借英雄好漢的嗓子喊上兩聲，至少不違天道朝綱。”
智玄大師說：“以施主之參悟，心做心是，何來討個心安呢？”
丁元英說：“無懺無愧的是佛，晚輩一介凡夫，不過是多識幾個字的嘴上功夫，並無證量可言。我知道人會罵我，我以為佛不會罵我，是晚輩以為，並非真不會捱罵。大師緣何為大師？我以為是代佛說話的覺者。”
智玄大師說：“貧僧乃學佛之人，斷不可代佛說話，亦非大師。得救之道自古仁人志士各有其說，百家爭鳴。貧僧受不起施主一個‘討’字，僅以修證之理如實觀照，故送施主四個字：大愛不愛。”
丁元英說道：“謝大師！”
智玄大師說：“弱勢得救之道，也有也沒有。沒有競爭的社會就沒有活力，而競爭必然會產生貧富、等級，此乃天道，乃社會進步的必然代價。無弱，強焉在？一個‘強’字，弱已經在其中了。故而，佛度心苦，修的是一顆平常心。”
韓楚風說道：“佛教主張利和同均，大師坦言等級乃天道與代價，不拘門戶之見，令晚輩十分敬佩。晚輩在想，如果強者在公開、合法的情況下都可以做到殺掠，那麼在不公開、不合法的條件下，弱勢還剩下多大空間？佛度心苦雖慈悲，但人畢竟還有物質的一面。”
智玄大師說：“施主不必拘禮，請講。”
韓楚風說：“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勢群體期望破格獲取與強勢群體期望更高生命價值的社會需求之間建立一個連結的紐帶，或許更有積極意義。強勢群體僅僅適用一般的競爭規則是不夠的，主流文化應該對強勢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構建強勢文化體系，賦予強勢群體更高的生命價值。當然，這首先是以不平等為先決條件。”
智玄大師說：“利和同均，不平等已在其中。”
韓楚風說：“主流文化，當是推動社會進步、改善社會關係的文化。如果人的行為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需要，那麼這種價值無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價值。當社會將道德價值全部鎖定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時候，個人道德就沒有價值空間了，既不利於鼓勵強勢對弱勢的關注，也不利於社會整體道德素質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