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詩詞”，唐宋永遠是繞不開的話題。

唐宋詩詞的耀眼並不是無緣無故的，而是因為它們正好處於特殊的時代節點之上。

詩壇三大高峰，一為開元，二為元和，三為元祐，是為“三元說”。

前兩個在唐代，開元中有李杜等人，元和中有韓柳白居易，最後一個時期是宋代，誕生了王安石、蘇軾等人。

但是，這些詩歌預設為近體詩，以律絕為主，之前的古風、樂府、雜言等不算其中。

而這兩個時代詩歌繁盛的原因是不同的。

從時間上來看，唐詩正好是處於近體詩走向成熟的階段。

近體詩脫胎於南朝齊樑時期的“永明體”，是沈約、周顒等人發現了漢語音韻的祕密，提出了“平上去入”等聲調的運用規律，在詩歌形式上有了更為清晰的規範。

唐代從初唐開始就繼承了這種詩歌創作方式，沈佺期、宋之問等人都是個中好手，尤其是杜審言，也就是杜甫的祖父，更是在這一領域中很有聲名。

一個新生事物表現得最為輝煌的時候，並不是其初生和鼎盛的時期，而是其走向成熟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裡，有很多人帶著自己的想法在其中試驗，所以會呈現出千姿百態，可以說是百家爭鳴。

所以盛唐之所以被稱為“詩歌”的盛世，有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詩人眾多和流派紛呈。

其實這一階段還不是詩歌鼎盛時期，事實上也很難找到一個詩歌鼎盛的時期，但從實際來看，無論是之後的元和還是後來的元祐，在詩歌名家和名作方面並不比開元時期遜色。

國力蒸蒸日上，給文人的心理帶來了極大的自信感，所以唐詩中往往蘊含著開放的傾向，一股捨我其誰的氣勢經常會在詩歌中流露。

到了元和年間，中唐時期國力有所下滑，社會弊病逐漸出現，盛唐時代的那股略顯毛躁的氣息出現了沉澱，所以像韓愈、柳宗元等人的詩歌就較為穩重，白居易更是繼承了樂府等詩歌的現實作用，像《賣炭翁》、《琵琶行》等等詩歌在當時有很大反響。

近體詩到這一階段其實已經走向了一個瓶頸，這不是詩歌體裁所帶來的，而是受到了當時社會中的文學風貌影響。之後的晚唐雖然所有差別，但總體來說唐代詩歌的風格還是比較統一的。

真正打破了這一瓶頸的是宋代，這與時代變化有關。

宋代積貧積弱是不爭的事實，長期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使得整個兩宋時代的文人在精神上都是比較苦鬱的。

這就像頭上時時刻刻懸著的一柄利劍一般，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掉下來。

長期處於“亡國”的陰影之下，所以宋人的詩歌就很少有唐人“開放”的氣勢，轉而更注重內心的求索。

所以，同是寫廬山，李白想象九天銀河瀉地的壯闊，而蘇軾探求廬山真面目的成因。這就是時代背景的變化所導致的心理差異。

宋詩的成就一點都不比唐詩遜色，歷來“宗唐”、“宗宋”都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

比如宋人方回創作作詩歌選集《瀛奎律髓》的時候，就把唐宋兩代詩人的詩歌放在一起。“宗唐”的人不滿其中的“宋詩”，“宗宋”的人不屑其中的“唐詩”，所以《瀛奎律髓》也被很多人戲稱為“箭垛式”的作品，雙方都要攻擊它。

其實從文學的角度來說，宋詩之所以能和唐詩比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走出了與唐詩不同的新路。

雖然我們說文學的風格、種類等等是因人而異的，但其實大路就那麼多，小路在研究的時候價值並不是特別大。這就像分析某一篇文章的觀點一樣，早晚都有窮盡的時候。

唐詩這一路數在有唐一代其實已經走到了極盡，後世幾百年同風格的作品沒有與之比肩的，這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了。

所以，宋詩在唐詩的基礎上積極求變，形成了與之互補的另一種風格，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其實從後來也能看出，無論是“宗唐”還是“宗宋”，之後的朝代沒有脫離唐宋的影響，其詩歌成就自然就不及唐宋。

“一直在模仿”和“一直被模仿”，這中間差著幾個境界呢。

“詞”這一文體到底起源於何時，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唐代確實已經有了“詞”的出現。

無論是出土的敦煌曲子詞還是白居易等人的作品，都已經坐實了這一點。

關於唐代詞作的爭議，其中還是主要集中在“唐詞”到底達到了什麼水平上。

從實際來看，唐代見到最多的詞大概就是白居易《憶江南》、張志和《漁歌子》這種非常短小的作品，形式單一，水平和宋代相比著實不高。

但是因為可能處於“詞”尚未成熟的階段，從歷史侷限性來說也是非常不錯的。

而相傳為李白所作的《憶秦娥》、《菩薩蠻》等等作品，雖然質量極高，王國維更是說其“八個字”就能關“千古登臨之口”。

但是，這兩首詞的作者到底是不是李白真的不好說。

一個是因為數量太少，給人的感覺就是李白突然寫了兩首詞，不知道前因後果；另一個也是因為這兩首詞在創作手法上實在是太成熟了，和同一時期甚至之後的時期都有脫節，不像是唐人能寫出來的作品。

所以，唐代“詞”的水平到底如何，這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情，相傳為李白所作的這兩首詞並不具有代表意義。

而相對比來說，宋詞就和“唐詩”一樣，正好走在通向鼎盛的道路上。

“詞”這一文體何時成熟，不同學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認為宋詞雖然繁盛，但年代太短，尚未完全興起便造亡國之禍，元明兩代又不重此道，直到清詞出現才說明這一文體的成熟。

這種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剛才說過，宋詩在很大程度上因為兩宋文人內心的苦鬱所造成的，那麼不能借“詩”來抒發的情感自然也要有一個宣洩的地方，於是有著“遊戲娛樂”功用的“詞”就成為了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也是宋詞繁盛的原因之一。即時代背景下，用作情感分流的載體。

所以宋詞所表現出來的發展脈絡和唐詩比較像，一時間作者眾多，流派紛呈，不僅僅在上層社會有晏殊這樣的代表，同樣在市井之中也有柳永作品的流傳；豪放、婉約之爭也是貫穿了兩宋詞壇；格式、聲律在周邦彥之後也得以固定。

從實際來說，宋詞之所以能如此繁盛，其實和時代背景有很大關係，畢竟如果從根本上來說，“詩”與“詞”的創作方法是相通的，只是體裁的變遷，並不能算作創作手法的更新。

“唐宋”兩個時代的文學作品，其發展脈絡還是非常清晰的，為何會湧現出如此多的名家名作，其實和“時勢造英雄”的過程差不多。

未來在黑夜隱匿，於此靜待曉光。

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教育事業得到長足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等等，沒有這些基礎條件，是不可能形成劃時代性地文化、藝術大繁榮的！當然，各個時代文化、文藝體系的形成也都有互不相同的原則，所以才形成了有典型代表性的時代特色，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及明、清的小說，並且都把各個時代的文學格式水平推到了不可能再被超越的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