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經》是政治謀略，沒有具體管理方式

老子《道德經》是老子李耳離開周室西行，即將歸隱山林，出函谷關時，關令尹喜強求老子傳授大道，老子不得已授予尹喜《老子五千言》。

老子《道德經》在千古流傳中，排列順序及內容已經被篡改，原文已不可考證，僅保留了老子大道的要旨。

目前流傳的《道德經》，被後世強行分解為81章，主要闡述了《帝王之道》及《治世哲學》，當然也可以應用於普通人的處世之道，沒有《荀子》、《孫子兵法》的具體管理實戰法則，只有政治原則！

改革開放時期，鄧公提出了外交“二十八字”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藏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這個方針非常契合老子《道德經》的“無為而治”思想，指導了中國前進道路。

不知是誰給道德經概括的四境界，如果硬要概括道德經四境界，我認為道德經首先明確了治理國家，壯大民族的總綱就是無為而治。無為而治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調動激發國民探索未知自然內在最關鍵的屬性“非常道”的積極性和調動國民創新制造的積極性；創新制造的前所末有的新產品的名稱就是“非常名”。概括起來就是激發囯民探索創新制造技術的積極性。二是國家民族投入強大精力和優質資源用於探索創新，因為民間不具備強大的實力和優質資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就是言把最好的技術或資源“上德”用於探索創新研究的“無為”中和用於能夠戰勝強敵的國防軍事建設上。二是闡明瞭自然宇宙的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道法自然”，就是言外無形而卻決定成物的內在機質（即道或自然之道）是順應每個自然物的特殊性而成物，因此，自然界的萬物千差萬別雖有共性，但各自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這就為探索研究者，也即“為道者”指明瞭方向。即研究事物的特殊性，要逆向於道成物的方向進行剖判，剖判就是“損”，透過損才能逐漸精選查取出關鍵內在，這就是“為道日損、損之又損”的原因。人的特殊性就是人的本質本性或自在本性，就是人類突出的探索未知自然和技術製造創新的能力，這兩種能力突出表現在人手能力或人手與大腦結合的能力上，人手起主導，大腦思維是對人手的輔助。人類的發展進化提升必須緊緊圍繞自己的特殊性或特長本性而充分展開。“我自然”就是指的人的特殊本性，“人人皆謂我自然”，就是言人人堅守自己所獨有的潛能本質爭先探索創新。三是緊緊抓住主綱和主要矛盾的原則，，“道生一”，即非常道、非常名就是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發展提高的主綱，所以要集中引導人類精力“載營魄抱一”。“一”，技術創新就是人類發展的內在，就是“此”，這就是“去彼取此”的舍取原則。什麼是“彼”？外在外皮，與道生一、與技術創新毫無關連的文化或作為就是“彼”。

四是指明瞭無為和無為而治的最大障礙，也即最大的最頑固最難拋棄的“彼”。就是“寵辱若驚”的情感，五色、五音、五味和“令人心狂”的外感，也即唯心狂想症；最大的敵人就是“九”和“仁義”“禮義”、“孝悌”，這些都是遠離“一”千里之行，都是“足下”不敬手的文化理念。因為人手是人類最突出的特長體現，“足”是與動物共性的東西，不是人的特長。人手所要堅守的是“一里之行”，“千里之行”遠遠偏離了“一”。“九層之臺，始於壘土”，“土”是世俗多見的作用不大的東西，“始於壘土”就是言開始就不謹慎，不注意拋棄無用的“彼”，等到積累成“九層”高臺，就會形成無法撼動的頑固勢力，這就是“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的原因。

五是指出了無為而治的最佳時期，即“治之於未亂”。未亂，就是國際國內的和平穩定時期最適於投入精力無為，也即最適於投入精力探索創新，如果錯過或耽誤了，就等於浪費了國家民族發展的大好時期。清朝的康、雍、乾時期就是浪費大好時機的，竟有許多人為其歌功頌德！

如果要勉強給《道德經》定義四境界的話，可以勉強分為《道經》中作為統治者道家思維的“為道日損”理念（道家貴族老師都是苦口婆心的教導好儒家平民學生，能夠教授的知識越來越少），被統治者儒家思維的“為學日益”（儒家平民學生透過道家貴族老師理論的學習獲得的益處越來越多）理念，以及溝通統治者道家貴族與被統治者儒家平民的“無為而治”（領導者道家貴族不需要做事，全部有他的管理助手儒家平民來予以代勞）理念，而《德經》主要體現的是“上德不德”（最尊貴的體現服從的儒家被統治者領袖其實內心根源是不服從的）理念。

最基層的管理思維就是儒家領袖的“上德不德”，他們儘管對作為統治者的道家貴族老師內心存在懷疑，並沒有“德”（與“三從四德”內涵一樣，是服從的意思），但是他們應該具有“忠”的本質，儘管有所疑惑，仍然毫無懸念的遵照道家貴族的命令列事，對於那些表現出來不滿情緒的儒家領袖則必須堅決進行清理或者誅殺，姜太公殺齊國隱士，孔子殺少正卯，子產殺鄧析，都是遵循的這一原則。

然後具備“德”（服從）的品質的儒家平民領袖就可以進入“為學日益”模式了，他們的目標是成為“無冕之（副）王”，實現“（道家貴族老師）無為而（儒家平民學生）無不為”。

而擁有“道”（人類族群發展方向）的道家貴族則追求“為道（師）日損”，將自己的國家治理知識及技巧源源不斷的傳授給儒家平民學生，實現“損之又損，乃至於無為”。

《道德經》終極目標是“無為而治”，老子的傳人道家道派貴族莊子及道家法派貴族韓非子對其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莊子的道家道派思維是“（道家）君無為，而（儒家）臣有為”，韓非子的道家法派思維是“（道家）君無為，（道家）法無不為”，所謂“無為”，實際上都是“道家貴族教無可教，儒家平民學無可學”的一種理想狀態。

我們把“統治者”、“道家”、“老師”換成現代的“管理者”，把“被統治者”、“儒家”、“學生”換成現代的“被管理者”，就可以得出管理的四個境界。

如果我們要進入一個行業，從事管理工作，當“甩手掌櫃”是不現實的 ，我們必須有企業、社群、單位、國家的核心知識，也就是“道”才行（可以購買核心智慧財產權或者自身培養來實現），然後我們必須找到對我們這些管理者服從的“德”人作為管理單位的管理階層才行，然後我們要加強對這些“德”人的培養才行，讓他們“為學日益”，這個內容包括忠誠教育、效率教育和創新教育 ，作為管理者要以對“道”的追求為己任，並且不要有所保留，勇於“為道日損”，為了保證“為學者”的忠誠，要加強對其進行忠誠度的掌控，有相應忠誠度的給予相應的專業知識的培訓，以免造成血本無歸的情況，最後“學無可學，教無可教”，就形成了管理上的“無為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