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之別：高雅和低俗的區別 yǎ sú zhī bié 出自：人教版八年級上冊《說“屏”》 重雅輕俗，嚴雅俗之辯，在古代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什麼樣的是雅，什麼樣的是俗？卻從來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標準，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身份，甚至不同的人物，都會有不同的雅俗觀。 從本源上講，雅俗間的區別，跟先秦的 “君子”“小人”之別關系甚為密切。君子與小人，是就人的品性進行劃分，而雅俗的區別則注重點在人的情趣上。孔子罵人，就徑呼之為“小人”，還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名言。最古老的君子的含義，主要指受過教育且有良好品德的人，而一般百姓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因而也跟那些無德之人被並稱為“小人”，這樣的劃分方式，帶有儒學倫理文化的色彩，但對後世中國的文化心理影響至為深遠。從東漢直到魏晉時期，士族興起，九品中正製作為選官的標準，對人品的要求最為關注。於是品評人物，成為當時十分重要的帶有政治意義的活動，當曹操被評為：治世能臣，亂世奸雄時，他本人即大為高興。劉備聽曹操說“天下英雄，唯使君（指劉備）與操爾”時，因為擔心曹操看透了他的心思，竟至於手足無措，筷子落地。在名士追求玄遠之旨的風氣驅動下，魏晉時評人，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清”“濁”論人，若被許有“清氣”，有“清神”，能“清談”，那麼，就有資格入“清流”，成為上流社會中受人尊重之人，否則，若有“濁氣”，則縱有天大的本領，也不會被上層“清流”接受。這其實是在氣質層面的雅俗意識。 由於最初的雅俗之別，就已經把 “義”和“利”牽扯進去了。因此，後世在論雅俗之別時，義利態度成為一種很重要的衡量指標：重義之士，即為雅士；重利之人，即是俗人。在以農為本的思想下，重農輕商在封建社會保持著其一慣性地位，因而，以謀利為主的商業活動，自古就被視為俗舉。唐代科舉考試中，商家子弟跟市井之徒一樣，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白居易還專門為這些寫過文章，為之鳴不平，但並不能動搖傳統的社會基礎。宋代時，城市經濟不斷髮達，商業活動也越來越繁榮，雅俗之辯也日益激烈。宋代戲曲《宦門子弟錯立身》中，對儒生愛上唱戲女進行嘲諷，很能說明問題。而且，雅俗之別，還促使宋代文化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一些正統文人，為了維護傳統文化的正統地位，不斷地對當時新起的俗文化樣式進行排斥和打壓，而且還一而再再而三地為“雅”文化樹立標準，希望借“圈定”雅文化以達到與俗文化相區別的目的。結果導致“雅”文化因受到禁錮而日益僵化並衰老，……
雅俗之別：高雅和低俗的區別 yǎ sú zhī bié 出自：人教版八年級上冊《說“屏”》 重雅輕俗，嚴雅俗之辯，在古代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什麼樣的是雅，什麼樣的是俗？卻從來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標準，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身份，甚至不同的人物，都會有不同的雅俗觀。 從本源上講，雅俗間的區別，跟先秦的 “君子”“小人”之別關系甚為密切。君子與小人，是就人的品性進行劃分，而雅俗的區別則注重點在人的情趣上。孔子罵人，就徑呼之為“小人”，還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名言。最古老的君子的含義，主要指受過教育且有良好品德的人，而一般百姓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因而也跟那些無德之人被並稱為“小人”，這樣的劃分方式，帶有儒學倫理文化的色彩，但對後世中國的文化心理影響至為深遠。從東漢直到魏晉時期，士族興起，九品中正製作為選官的標準，對人品的要求最為關注。於是品評人物，成為當時十分重要的帶有政治意義的活動，當曹操被評為：治世能臣，亂世奸雄時，他本人即大為高興。劉備聽曹操說“天下英雄，唯使君（指劉備）與操爾”時，因為擔心曹操看透了他的心思，竟至於手足無措，筷子落地。在名士追求玄遠之旨的風氣驅動下，魏晉時評人，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清”“濁”論人，若被許有“清氣”，有“清神”，能“清談”，那麼，就有資格入“清流”，成為上流社會中受人尊重之人，否則，若有“濁氣”，則縱有天大的本領，也不會被上層“清流”接受。這其實是在氣質層面的雅俗意識。 由於最初的雅俗之別，就已經把 “義”和“利”牽扯進去了。因此，後世在論雅俗之別時，義利態度成為一種很重要的衡量指標：重義之士，即為雅士；重利之人，即是俗人。在以農為本的思想下，重農輕商在封建社會保持著其一慣性地位，因而，以謀利為主的商業活動，自古就被視為俗舉。唐代科舉考試中，商家子弟跟市井之徒一樣，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白居易還專門為這些寫過文章，為之鳴不平，但並不能動搖傳統的社會基礎。宋代時，城市經濟不斷髮達，商業活動也越來越繁榮，雅俗之辯也日益激烈。宋代戲曲《宦門子弟錯立身》中，對儒生愛上唱戲女進行嘲諷，很能說明問題。而且，雅俗之別，還促使宋代文化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一些正統文人，為了維護傳統文化的正統地位，不斷地對當時新起的俗文化樣式進行排斥和打壓，而且還一而再再而三地為“雅”文化樹立標準，希望借“圈定”雅文化以達到與俗文化相區別的目的。結果導致“雅”文化因受到禁錮而日益僵化並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