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中國歷史，我們發現有三個短命的大一統的王朝，分別是秦朝(前221—前206)，西晉(266年—316年)，隋朝(581—618)。其中秦朝和隋朝都是因為暴政和大興土木而滅亡，而且為後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西晉則不同，不僅短命，且給後世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五胡亂華”。西晉時期並無暴政，反而實行了休養生息的經濟政策。比較重要的就是於280年推行了佔田制，緩解了土地矛盾。西晉王朝也並未修建大型的工程，沒有耗費巨大的人力。但西晉的政治卻十分腐朽，這一點成為了葬送江山的主要原因。
一，西晉的統治者腐化不堪
一般說來，開國皇帝都是明君，然西晉卻較為特殊。司馬氏早在249年的“高平陵之變”就已經掌握了實權，經歷了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到晉武帝司馬炎滅東吳時候已經是第三代了。280年，司馬炎滅東吳，自認為高枕無憂，於是變腐化了起來。“平吳之後，天下乂安，怠於政術，耽於遊宴”，以至於賣官鬻爵，沉溺於女色。他竟然荒唐地下詔“禁斷天下嫁娶”，以圖共自己享樂，使得“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他在滅吳之前的後宮嬪妃和宮女就達五千人，滅吳之後又將孫浩後宮五千人掠入洛陽。
290年，司馬炎去世，痴呆不能任事的司馬衷繼位，為“晉惠帝”。實際權力掌握在楊駿手中。楊駿剛愎自用，不納良言，遍樹親黨，疏遠宗室。第二年，皇后賈南風密詔都督荊州軍事的楚王司馬瑋入京殺權臣楊駿，之後又以“擅殺”大臣的罪行處死司馬瑋，以至於外戚一時強盛。賈南風也是一個“兇暴淫黷”之人，唐朝的虞世南對她評價到“天性兇狡，以兇狡之性，役下愚之質，猶縱烈火而燎於原野。”。
上行而下效，最高統治者昏庸腐朽，也使得官僚貴族競相奢靡，腐化成風。當時的太傅何曾每天餐飲就要花費上萬錢，他的兒子何劭一日之食更是達到了2萬錢。荊州刺史石崇透過劫掠旅客行商發家致富，還和外戚集團的王愷鬥富。臣傅鹹在上疏中指出“奢侈之費，甚於天災”。由於社會腐敗，從官場都民間都唯利是圖。在當時，錢被當做神。寒門文人曾寫下一篇《錢神論》，以諷刺達官貴族的腐朽。
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晉書》
由於政治黑暗，使得西晉大興清談虛浮之風，遠離政治鬥爭的漩渦。西晉官員崇尚玄學，以“名士”自居，他們故弄玄虛，不務實事。如玄談領袖王衍，歷任中領軍、尚書令等位高權重之職，但卻“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西晉官員“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談論玄遠、喝酒放縱。西晉滅亡時，大臣王衍嘆息道：“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這就是所謂“清談誤國”。
二，死灰復燃的分封制
從秦漢起來，分封制就逐漸被郡縣制所淘汰。西漢時期的“七國之亂”就已經向世人證明分封制已經不適應時代的潮流。因此自漢武帝之後，漢朝再也沒有推行了分封。然而西晉建立了後，卻大肆分封宗室，開歷史的倒車。司馬炎對曹魏政權的教訓矯枉過正，為了避免皇權陷入孤立，因此先後冊封了27個子弟為王。
這些封國分為上、中、下三等，上國領地最大，領軍隊數為5000;中國次之，軍隊數為3000;下國最末，軍隊數為1500。這些諸侯在地方具有很強的實力，他們有任選官員的權力。他們還在中央出任重要的職務，如刺史、將軍、都督諸軍事，因此他們不僅能夠割據一方，還能夠左右朝政。司馬炎滅吳後，下令罷減州郡軍隊，諸王國軍隊成為地方主要的武裝。
西晉分封重宗室必然要威脅中央集權，這在不久顯現了。300年，賈南風廢殺太子司馬遹。於是趙王司馬倫便以報仇為名起兵誅殺賈南風，控制朝政。不久司馬倫又自立為帝，引發了“八王之亂”。這場混戰直到公元306年才得以結束。在這6年時間裡，諸王互相攻伐，給社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破壞。何茲全在《魏晉南北朝史》中說道：“經過這次變亂，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人民大量傷亡，西晉的統治機能也從此癱瘓。”。
八王之亂引發的社會危機不斷衝擊著西晉的根基。除了諸王互相攻伐外，期間大量的農民起義和反叛事件，如杜曾、王如及張昌的起義。戰亂導致國家武力顧及經濟發展，以至於災荒遍野。《晉書·五行志》記載，晉懷帝永嘉三年(309年)，大旱“河、洛、江、漢皆竭，可涉”。永嘉四年(310年)“自幽、並、司、冀至於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經濟的破壞使得流民四起，“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
二，民族矛盾尖銳
漢朝建立後，實行了“柔遠人”“容胡”的政策，將歸順於朝廷的遊牧民族內遷塞內，與漢族雜居。如漢文帝時“招胡民實邊”;漢宣帝時，納呼韓邪“保塞內附”;漢光武曾徙南匈奴數萬人到西河。這種政策可以“以夷制夷”，加強邊疆的防禦力量，但是也帶來了新的民族矛盾。
西晉建立時期，北方的少數民族數量已經頗有規模。司馬炎時代的郭欽指出“西北諸郡，皆為戎居”。惠帝時關中“戎狄居半”。這些“胡人”居住在關中和伊洛地區，包圍著西晉首都，形勢危機。侍御史郭欽曾向司馬炎建議將他們遷出塞外，但沒有實行。惠帝時期，江統作《徙戎論》，在此建議遷徙胡人，但依然沒有得到採納。
西晉少數民族分佈
西晉對胡人不加教化，使得他們的野蠻習俗得以長期存在，難以管理。江統在《徙戎論》指出：“戎狄志態，不與華同……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同時西晉官員對他們進行壓迫欺詐，導致民族矛盾十分的尖銳。《晉書·阮種傳》載：“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幹賞陷利，妄加殺戮。”。許多胡人甚至淪為佃客或奴隸，如太原“以匈奴胡人為佃客，多者數千”;羯族人石勒曾被販賣至山東。
但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的時候，這些胡人必然就會爆發大規模的動亂，一發不可收拾。304年，匈奴人劉淵起兵反晉，得到大量少數民族和下層漢族人們的支援。隨後，石勒也在河北起兵。311年，劉淵之子劉聰攻陷洛陽，晉懷帝被俘。316年，劉曜攻破長安，俘虜了晉愍帝，西晉宣告滅亡。
翻開中國歷史，我們發現有三個短命的大一統的王朝，分別是秦朝(前221—前206)，西晉(266年—316年)，隋朝(581—618)。其中秦朝和隋朝都是因為暴政和大興土木而滅亡，而且為後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西晉則不同，不僅短命，且給後世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五胡亂華”。西晉時期並無暴政，反而實行了休養生息的經濟政策。比較重要的就是於280年推行了佔田制，緩解了土地矛盾。西晉王朝也並未修建大型的工程，沒有耗費巨大的人力。但西晉的政治卻十分腐朽，這一點成為了葬送江山的主要原因。
一，西晉的統治者腐化不堪
一般說來，開國皇帝都是明君，然西晉卻較為特殊。司馬氏早在249年的“高平陵之變”就已經掌握了實權，經歷了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到晉武帝司馬炎滅東吳時候已經是第三代了。280年，司馬炎滅東吳，自認為高枕無憂，於是變腐化了起來。“平吳之後，天下乂安，怠於政術，耽於遊宴”，以至於賣官鬻爵，沉溺於女色。他竟然荒唐地下詔“禁斷天下嫁娶”，以圖共自己享樂，使得“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他在滅吳之前的後宮嬪妃和宮女就達五千人，滅吳之後又將孫浩後宮五千人掠入洛陽。
290年，司馬炎去世，痴呆不能任事的司馬衷繼位，為“晉惠帝”。實際權力掌握在楊駿手中。楊駿剛愎自用，不納良言，遍樹親黨，疏遠宗室。第二年，皇后賈南風密詔都督荊州軍事的楚王司馬瑋入京殺權臣楊駿，之後又以“擅殺”大臣的罪行處死司馬瑋，以至於外戚一時強盛。賈南風也是一個“兇暴淫黷”之人，唐朝的虞世南對她評價到“天性兇狡，以兇狡之性，役下愚之質，猶縱烈火而燎於原野。”。
上行而下效，最高統治者昏庸腐朽，也使得官僚貴族競相奢靡，腐化成風。當時的太傅何曾每天餐飲就要花費上萬錢，他的兒子何劭一日之食更是達到了2萬錢。荊州刺史石崇透過劫掠旅客行商發家致富，還和外戚集團的王愷鬥富。臣傅鹹在上疏中指出“奢侈之費，甚於天災”。由於社會腐敗，從官場都民間都唯利是圖。在當時，錢被當做神。寒門文人曾寫下一篇《錢神論》，以諷刺達官貴族的腐朽。
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晉書》
由於政治黑暗，使得西晉大興清談虛浮之風，遠離政治鬥爭的漩渦。西晉官員崇尚玄學，以“名士”自居，他們故弄玄虛，不務實事。如玄談領袖王衍，歷任中領軍、尚書令等位高權重之職，但卻“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西晉官員“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談論玄遠、喝酒放縱。西晉滅亡時，大臣王衍嘆息道：“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這就是所謂“清談誤國”。
二，死灰復燃的分封制
從秦漢起來，分封制就逐漸被郡縣制所淘汰。西漢時期的“七國之亂”就已經向世人證明分封制已經不適應時代的潮流。因此自漢武帝之後，漢朝再也沒有推行了分封。然而西晉建立了後，卻大肆分封宗室，開歷史的倒車。司馬炎對曹魏政權的教訓矯枉過正，為了避免皇權陷入孤立，因此先後冊封了27個子弟為王。
這些封國分為上、中、下三等，上國領地最大，領軍隊數為5000;中國次之，軍隊數為3000;下國最末，軍隊數為1500。這些諸侯在地方具有很強的實力，他們有任選官員的權力。他們還在中央出任重要的職務，如刺史、將軍、都督諸軍事，因此他們不僅能夠割據一方，還能夠左右朝政。司馬炎滅吳後，下令罷減州郡軍隊，諸王國軍隊成為地方主要的武裝。
西晉分封重宗室必然要威脅中央集權，這在不久顯現了。300年，賈南風廢殺太子司馬遹。於是趙王司馬倫便以報仇為名起兵誅殺賈南風，控制朝政。不久司馬倫又自立為帝，引發了“八王之亂”。這場混戰直到公元306年才得以結束。在這6年時間裡，諸王互相攻伐，給社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破壞。何茲全在《魏晉南北朝史》中說道：“經過這次變亂，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人民大量傷亡，西晉的統治機能也從此癱瘓。”。
八王之亂引發的社會危機不斷衝擊著西晉的根基。除了諸王互相攻伐外，期間大量的農民起義和反叛事件，如杜曾、王如及張昌的起義。戰亂導致國家武力顧及經濟發展，以至於災荒遍野。《晉書·五行志》記載，晉懷帝永嘉三年(309年)，大旱“河、洛、江、漢皆竭，可涉”。永嘉四年(310年)“自幽、並、司、冀至於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經濟的破壞使得流民四起，“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
二，民族矛盾尖銳
漢朝建立後，實行了“柔遠人”“容胡”的政策，將歸順於朝廷的遊牧民族內遷塞內，與漢族雜居。如漢文帝時“招胡民實邊”;漢宣帝時，納呼韓邪“保塞內附”;漢光武曾徙南匈奴數萬人到西河。這種政策可以“以夷制夷”，加強邊疆的防禦力量，但是也帶來了新的民族矛盾。
西晉建立時期，北方的少數民族數量已經頗有規模。司馬炎時代的郭欽指出“西北諸郡，皆為戎居”。惠帝時關中“戎狄居半”。這些“胡人”居住在關中和伊洛地區，包圍著西晉首都，形勢危機。侍御史郭欽曾向司馬炎建議將他們遷出塞外，但沒有實行。惠帝時期，江統作《徙戎論》，在此建議遷徙胡人，但依然沒有得到採納。
西晉少數民族分佈
西晉對胡人不加教化，使得他們的野蠻習俗得以長期存在，難以管理。江統在《徙戎論》指出：“戎狄志態，不與華同……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同時西晉官員對他們進行壓迫欺詐，導致民族矛盾十分的尖銳。《晉書·阮種傳》載：“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幹賞陷利，妄加殺戮。”。許多胡人甚至淪為佃客或奴隸，如太原“以匈奴胡人為佃客，多者數千”;羯族人石勒曾被販賣至山東。
但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的時候，這些胡人必然就會爆發大規模的動亂，一發不可收拾。304年，匈奴人劉淵起兵反晉，得到大量少數民族和下層漢族人們的支援。隨後，石勒也在河北起兵。311年，劉淵之子劉聰攻陷洛陽，晉懷帝被俘。316年，劉曜攻破長安，俘虜了晉愍帝，西晉宣告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