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指張良、劉備、諸葛亮、孫權。
《六韜》對後世有重大影響，張良、劉備、諸葛亮、孫權都重視《六韜》，《李衛公問對》中多次提到它，繼《通典》後，唐人著書論兵也多引用它。宋、明、清對《六韜》註釋、集釋、匯解者，也不乏其人，該書在中國軍事學術史上具有較高地位。
《六韜》在國外頗受重視。日本戰國時代的足利學校（培養軍事顧問的學校）就曾把《六韜》與《三略》定為該校的主要教科書。據有關書目記載日本研究譯解《六韜》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種。
西方第一次翻譯的中國兵書共四種，合稱《中國軍事藝術》，於1772年在法國巴黎出版，《六韜》就是其中一種。此外北韓、越南等鄰國也相繼出版和翻譯了《六韜》。
《六韜》是宋代頒定的《武經七書》之一，是先秦兵書中集大成之作，受到歷代兵家的重視，曾被譯成西夏文，在少數民族中流傳。它不僅文武齊備，在政治和軍事理論方面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而且儲存了豐富的古代軍事史料，如編制、兵器和通訊方式等。該書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史料價值。
人們不僅學習和運用《六韜》，還對它展開了研究。歷史上對《六韜》進行註釋、集釋、匯解的，不乏其人。據不完全統計，這類著述自唐以後約有近百種，僅明代就達四十多種。可見其流傳之廣，影響之大：目前存世的《六韜》版本很多，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宋元豐年間何去非校定的《武經七書》本，朱服校刊的《武經七書》本，涵芬樓《續古逸叢書》影印宋刊《武經七書》本，明嘉靖十年施德刊《校定武經七書》本，清乾隆間《四庫全書》抄本，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宋抄本，掃葉山房石印《百子全書》本，等等。
《六韜》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戰爭觀、軍隊建設、戰略戰術等有關軍事的許多方面，其中又以戰略和戰術的論述最為精彩，它的權謀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韜》的軍事思想比較複雜，差不多先秦各家的軍事思想在書中都有反映。書中最突出的是陰謀權術思想。《六韜》一開頭就說：“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師》）這就是說，國君統治百姓，就要像漁人釣魚，以釣餌來誘使人們上鉤，聽從驅使。權謀可以表現在多方面：第一，“予之為取”。就是欲將取之，必先與之。《文師》說：“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國務》說：“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瘳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己。此愛民之道也。“在感情、道義、物質上付出這麼多，對人又仁既愛，其目的是什麼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國務》），“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發啟》）。第二，“攻強必先養強”。《三疑》說：“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大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眾以眾。”這就是說，要攻打強大的敵人時，不妨採用讓敵人驕傲自大的策略，敵人驕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對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舉了十二條屬於文伐，不屬於武攻的陰謀詭計。一是投其所好，讓敵人產生驕傲之心；二是“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心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來腐蝕麻痺敵人；五是挑撥敵方忠臣與君主的關係；六是收買敵人的內臣，離間其外臣；七是送給敵人大量財物，使其輕視生產，因而導致蓄積空虛；八是與敵國偽結親誼以麻痺敵人，使其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敵國，示之卑微順從，使其驕怠自斃；十一、十二是要收買敵國大臣，堵塞敵之耳目。使其豪傑智士為我所用，用亂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書大都重視戰場上的戰略戰術，對陰謀手段論述得較少。把陰謀論述得如此詳細的，《六韜》是最突出的。
在戰略戰術上，《六韜》有其獨到之處。《兵道》說：“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這是說，用兵的原則在於“一”。所謂“一”，就是事權要專一，兵力要集中，行動要統一，這樣才能獨往獨來，機動靈活，不受牽制，取得戰爭的主動權。《軍勢》載：“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不制者，兵也。’”這裡強調的是“因敵之動”，“倏而和主，忽而來”，核心是突出機動靈活，不為敵人所牽制。能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戰無不勝。
《六韜》還強調了用兵要見機而作，以謀略取勝，而不以力戰。“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與無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裝置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眾同，非國師也；技與眾同，非國工也。”在《六韜》中，還論述到了步、車、騎三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戰術問題。《均兵》指出了車、騎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陣），要（邀擊）強敵，遮走北（敗軍）也。騎者，軍之伺侯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如果步兵與車、騎作戰，那麼，“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發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眾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戰步》）。如果是平地作戰，方法是“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戰騎》）對車、騎、步的協同作戰及如何運用步兵對付敵人車、騎兵的辦法作了詳細的論述。
對於軍隊的建設，《六韜》認為首先應注意將領的選拔與培養。因為“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論將》）“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主將》）所以，對於將領的選拔、考察就不能不認真細緻。它認為：“將有五材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論將》）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長處與短處，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它還提出了選擇考察將領的各種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韜》還提出了建立參謀部的問題。
《王翼》載：“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和工，隨時變化，以為紀鋼。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這是說，國君率領軍隊，必須要有得力的輔佐。全軍的生命掌握在將帥的手中，但是將帥的職責是全面領導，不能侷限在其一個區域性，因此就應該建立一個由七十二人組成的參謀部，並根據各人的才能授予職務，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七十二人是些什麼樣的人呢？《六韜》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謀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糧四人，奮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才二人，權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遊士八人，術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這是中國軍事史上最早的見於明文規定的參謀部組織法，是《六韜》的一大創造。
《六韜》還系統地論述了將領的自主權問題。《立將》明確記述了國君於太廟誓師，以斧鉞授將，將受命出征的具體儀式，而且還鄭重其事地論述了將帥應有的統率三軍，獨斷專行的權利。“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鬥，氣厲青雲，疾苦馳鶩，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這裡的核心是“軍不可從中御”和“軍中之事，不聞君，皆由將出”。意思是“將在外，君有所不受。”軍隊不能由國君在中樞機構中具體指揮，而應完全由將領根據戰場上的實際情況來指揮，這樣才能取得勝利。將領有自主權，就有了主動權。對於士卒，《六韜》也很重視其選拔與訓練。
《練士》說：“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為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鬥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與其將報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跡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貧窮憤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慾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偉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這裡強調的是對士卒的因材施用與組織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萬別的，把這些人按一定的原則組織起來，就可以充分發揮他們潛能，取得勝利。對於軍隊的治理，《六韜》提出了刑賞並重和“殺貴大，賞貴小”的原則。
《將威》中寫武王問太公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樹立將帥的威信，太公說：“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殺和賞都是將帥建立威信的手段，這一點在《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兵書中提到過，但明確地提出“殺大賞小”原則的以《六韜》為最早。所謂“殺大賞小”，就是殺位高者以震懾他人，賞位卑者以激勵眾幹。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韜》雖然從總體水平來說趕不上《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但也有其獨特的價值。
四人指張良、劉備、諸葛亮、孫權。
《六韜》對後世有重大影響，張良、劉備、諸葛亮、孫權都重視《六韜》，《李衛公問對》中多次提到它，繼《通典》後，唐人著書論兵也多引用它。宋、明、清對《六韜》註釋、集釋、匯解者，也不乏其人，該書在中國軍事學術史上具有較高地位。
《六韜》在國外頗受重視。日本戰國時代的足利學校（培養軍事顧問的學校）就曾把《六韜》與《三略》定為該校的主要教科書。據有關書目記載日本研究譯解《六韜》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種。
西方第一次翻譯的中國兵書共四種，合稱《中國軍事藝術》，於1772年在法國巴黎出版，《六韜》就是其中一種。此外北韓、越南等鄰國也相繼出版和翻譯了《六韜》。
《六韜》是宋代頒定的《武經七書》之一，是先秦兵書中集大成之作，受到歷代兵家的重視，曾被譯成西夏文，在少數民族中流傳。它不僅文武齊備，在政治和軍事理論方面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而且儲存了豐富的古代軍事史料，如編制、兵器和通訊方式等。該書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史料價值。
人們不僅學習和運用《六韜》，還對它展開了研究。歷史上對《六韜》進行註釋、集釋、匯解的，不乏其人。據不完全統計，這類著述自唐以後約有近百種，僅明代就達四十多種。可見其流傳之廣，影響之大：目前存世的《六韜》版本很多，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宋元豐年間何去非校定的《武經七書》本，朱服校刊的《武經七書》本，涵芬樓《續古逸叢書》影印宋刊《武經七書》本，明嘉靖十年施德刊《校定武經七書》本，清乾隆間《四庫全書》抄本，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宋抄本，掃葉山房石印《百子全書》本，等等。
《六韜》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戰爭觀、軍隊建設、戰略戰術等有關軍事的許多方面，其中又以戰略和戰術的論述最為精彩，它的權謀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韜》的軍事思想比較複雜，差不多先秦各家的軍事思想在書中都有反映。書中最突出的是陰謀權術思想。《六韜》一開頭就說：“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師》）這就是說，國君統治百姓，就要像漁人釣魚，以釣餌來誘使人們上鉤，聽從驅使。權謀可以表現在多方面：第一，“予之為取”。就是欲將取之，必先與之。《文師》說：“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國務》說：“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瘳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己。此愛民之道也。“在感情、道義、物質上付出這麼多，對人又仁既愛，其目的是什麼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國務》），“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發啟》）。第二，“攻強必先養強”。《三疑》說：“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大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眾以眾。”這就是說，要攻打強大的敵人時，不妨採用讓敵人驕傲自大的策略，敵人驕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對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舉了十二條屬於文伐，不屬於武攻的陰謀詭計。一是投其所好，讓敵人產生驕傲之心；二是“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心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來腐蝕麻痺敵人；五是挑撥敵方忠臣與君主的關係；六是收買敵人的內臣，離間其外臣；七是送給敵人大量財物，使其輕視生產，因而導致蓄積空虛；八是與敵國偽結親誼以麻痺敵人，使其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敵國，示之卑微順從，使其驕怠自斃；十一、十二是要收買敵國大臣，堵塞敵之耳目。使其豪傑智士為我所用，用亂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書大都重視戰場上的戰略戰術，對陰謀手段論述得較少。把陰謀論述得如此詳細的，《六韜》是最突出的。
在戰略戰術上，《六韜》有其獨到之處。《兵道》說：“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這是說，用兵的原則在於“一”。所謂“一”，就是事權要專一，兵力要集中，行動要統一，這樣才能獨往獨來，機動靈活，不受牽制，取得戰爭的主動權。《軍勢》載：“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不制者，兵也。’”這裡強調的是“因敵之動”，“倏而和主，忽而來”，核心是突出機動靈活，不為敵人所牽制。能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戰無不勝。
《六韜》還強調了用兵要見機而作，以謀略取勝，而不以力戰。“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與無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裝置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眾同，非國師也；技與眾同，非國工也。”在《六韜》中，還論述到了步、車、騎三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戰術問題。《均兵》指出了車、騎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陣），要（邀擊）強敵，遮走北（敗軍）也。騎者，軍之伺侯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如果步兵與車、騎作戰，那麼，“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發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眾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戰步》）。如果是平地作戰，方法是“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戰騎》）對車、騎、步的協同作戰及如何運用步兵對付敵人車、騎兵的辦法作了詳細的論述。
對於軍隊的建設，《六韜》認為首先應注意將領的選拔與培養。因為“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論將》）“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主將》）所以，對於將領的選拔、考察就不能不認真細緻。它認為：“將有五材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論將》）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長處與短處，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它還提出了選擇考察將領的各種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韜》還提出了建立參謀部的問題。
《王翼》載：“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和工，隨時變化，以為紀鋼。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這是說，國君率領軍隊，必須要有得力的輔佐。全軍的生命掌握在將帥的手中，但是將帥的職責是全面領導，不能侷限在其一個區域性，因此就應該建立一個由七十二人組成的參謀部，並根據各人的才能授予職務，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七十二人是些什麼樣的人呢？《六韜》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謀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糧四人，奮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才二人，權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遊士八人，術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這是中國軍事史上最早的見於明文規定的參謀部組織法，是《六韜》的一大創造。
《六韜》還系統地論述了將領的自主權問題。《立將》明確記述了國君於太廟誓師，以斧鉞授將，將受命出征的具體儀式，而且還鄭重其事地論述了將帥應有的統率三軍，獨斷專行的權利。“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鬥，氣厲青雲，疾苦馳鶩，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這裡的核心是“軍不可從中御”和“軍中之事，不聞君，皆由將出”。意思是“將在外，君有所不受。”軍隊不能由國君在中樞機構中具體指揮，而應完全由將領根據戰場上的實際情況來指揮，這樣才能取得勝利。將領有自主權，就有了主動權。對於士卒，《六韜》也很重視其選拔與訓練。
《練士》說：“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為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鬥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與其將報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跡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貧窮憤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慾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偉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這裡強調的是對士卒的因材施用與組織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萬別的，把這些人按一定的原則組織起來，就可以充分發揮他們潛能，取得勝利。對於軍隊的治理，《六韜》提出了刑賞並重和“殺貴大，賞貴小”的原則。
《將威》中寫武王問太公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樹立將帥的威信，太公說：“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殺和賞都是將帥建立威信的手段，這一點在《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兵書中提到過，但明確地提出“殺大賞小”原則的以《六韜》為最早。所謂“殺大賞小”，就是殺位高者以震懾他人，賞位卑者以激勵眾幹。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韜》雖然從總體水平來說趕不上《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但也有其獨特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