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的〈風箏〉寫於1925年。從內容上看，他回憶了他在少年時曾撕毀過童年的弟弟一隻風箏的往事。而聯絡1925年前後那個時代背景，聯絡魯迅這短時期在黑暗中衝鋒陷陣的戰鬥，我們便知道這決不是撕掉一個小風箏這樣的小事，而是透過這件小事的記敘，形象地說明了在封建禮教籠罩下的一個巨大悲劇。
什麼是悲劇？其基本特點是表現主人公與現實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及其悲慘結局。魯迅自己也說過：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
為什麼說魯迅先生寫的是一個巨大的悲劇呢？
制風箏與撕風箏，代表著兩個方面。制風箏是童心、是天性、是人生、是童趣；撕風箏則與之相反，是傷害、是摧殘、是毀滅、是冷酷、是虛偽、概言之，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禮教對人、尤其是對兒童的無情壓制。撕風箏並非偶然、並非隨意，魯迅在前面已有鋪墊：“因為我以為這（風箏）是沒出息的孩子所做的玩藝”。什麼是有出息？什麼是沒出息？中國幾千年來的約定俗成早有解定，比如〈紅樓夢〉中的賈政及其它人也認為賈寶玉這樣玩下去是沒有出息的。如果讀正經書參加科舉，然後做官，才是有出息的。因此撕風箏是手段，納入封建規範才是目的。虐殺童心和保持天性是不可調和的矛盾。
兩方面的對比力量對比懸殊，其實強弱已是無可比了。魯迅說：“論長幼，論力氣，他是都敵不過我的。”封建社會中的等級觀念就是尊卑長幼四個字，長兄為父，這個級別豈是小小頑童敢與之對抗的麼？而且魯迅在前一段已說：“……十歲內外，多病，瘦弱不堪……”有豈是大哥的對手。這完全是異常恃強凌弱的暴虐攻擊，小小的弟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愛物被糟蹋，只有忍受欺凌，甚至沒有想到忍受痛苦這一類的感情，而“完全的勝利者，傲然出走了”。
這是悲劇，但魯迅並沒有停留在這種表象的描述，他以銳利的筆觸作了深深的解剖。
中年的魯迅覺醒了，對自己深刻地自責與懲罰，千百年來做兄長以自己是非標準去要求弟弟，以至於訓斥大罵，是家常便飯，即使明知管錯了，也以出於好心而原諒自己。而魯迅不，他自責心似鉛塊。儘管他未必就如賈政希望寶玉那樣地希望弟弟，未必如封建衛道士那樣完全明白他在做什麼。然而，事實上做了，魯迅便決不寬恕自己。這個可怕的錯誤，無法挽回，補救都做不到。即使如今“送他風箏，贊成他放，勸他放，我和他一起放。”也還是不能時光倒流，不能使弟弟再回到童年，因為“他早以有了鬍子了”。這還是就事論事的分析。於是他想到去“討他寬恕”，弟弟可能不寬恕，可能寬恕。出乎意外地談不上寬恕與否，弟弟完全忘卻了，“有過這樣的事麼？”他完全不記得了。這就更不可挽救，無法彌補了。這是個更大的悲劇，對弟弟、對魯迅、對所有的人、對社會都成了一個永遠無法挽回的悲劇。
被欺凌者，忘卻了被欺凌的事，便沒有痛苦，便沒有反抗，便沒有改變的要求，便沒有歷史的變革與前進。忘卻了，一切嚴重的事煙消雲散依然故我。以撕風箏這件事或這類事說，便將千年萬年繼續下去。可怕的麻木！
魯迅寫的撕風箏這件事，正是封建倫理扼殺童心、天性才是魯迅所以“心很沉重”的真正意義所在。這才是社會的、民族的巨大的悲劇。
魯迅在大膽的解剖自己的同時，解剖著民族、社會、國家以至世界。在這一個沒流血、沒有死亡的悲劇性的故事中，心中的血汩汩而流。
魯迅先生的〈風箏〉寫於1925年。從內容上看，他回憶了他在少年時曾撕毀過童年的弟弟一隻風箏的往事。而聯絡1925年前後那個時代背景，聯絡魯迅這短時期在黑暗中衝鋒陷陣的戰鬥，我們便知道這決不是撕掉一個小風箏這樣的小事，而是透過這件小事的記敘，形象地說明了在封建禮教籠罩下的一個巨大悲劇。
什麼是悲劇？其基本特點是表現主人公與現實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及其悲慘結局。魯迅自己也說過：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
為什麼說魯迅先生寫的是一個巨大的悲劇呢？
制風箏與撕風箏，代表著兩個方面。制風箏是童心、是天性、是人生、是童趣；撕風箏則與之相反，是傷害、是摧殘、是毀滅、是冷酷、是虛偽、概言之，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禮教對人、尤其是對兒童的無情壓制。撕風箏並非偶然、並非隨意，魯迅在前面已有鋪墊：“因為我以為這（風箏）是沒出息的孩子所做的玩藝”。什麼是有出息？什麼是沒出息？中國幾千年來的約定俗成早有解定，比如〈紅樓夢〉中的賈政及其它人也認為賈寶玉這樣玩下去是沒有出息的。如果讀正經書參加科舉，然後做官，才是有出息的。因此撕風箏是手段，納入封建規範才是目的。虐殺童心和保持天性是不可調和的矛盾。
兩方面的對比力量對比懸殊，其實強弱已是無可比了。魯迅說：“論長幼，論力氣，他是都敵不過我的。”封建社會中的等級觀念就是尊卑長幼四個字，長兄為父，這個級別豈是小小頑童敢與之對抗的麼？而且魯迅在前一段已說：“……十歲內外，多病，瘦弱不堪……”有豈是大哥的對手。這完全是異常恃強凌弱的暴虐攻擊，小小的弟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愛物被糟蹋，只有忍受欺凌，甚至沒有想到忍受痛苦這一類的感情，而“完全的勝利者，傲然出走了”。
這是悲劇，但魯迅並沒有停留在這種表象的描述，他以銳利的筆觸作了深深的解剖。
中年的魯迅覺醒了，對自己深刻地自責與懲罰，千百年來做兄長以自己是非標準去要求弟弟，以至於訓斥大罵，是家常便飯，即使明知管錯了，也以出於好心而原諒自己。而魯迅不，他自責心似鉛塊。儘管他未必就如賈政希望寶玉那樣地希望弟弟，未必如封建衛道士那樣完全明白他在做什麼。然而，事實上做了，魯迅便決不寬恕自己。這個可怕的錯誤，無法挽回，補救都做不到。即使如今“送他風箏，贊成他放，勸他放，我和他一起放。”也還是不能時光倒流，不能使弟弟再回到童年，因為“他早以有了鬍子了”。這還是就事論事的分析。於是他想到去“討他寬恕”，弟弟可能不寬恕，可能寬恕。出乎意外地談不上寬恕與否，弟弟完全忘卻了，“有過這樣的事麼？”他完全不記得了。這就更不可挽救，無法彌補了。這是個更大的悲劇，對弟弟、對魯迅、對所有的人、對社會都成了一個永遠無法挽回的悲劇。
被欺凌者，忘卻了被欺凌的事，便沒有痛苦，便沒有反抗，便沒有改變的要求，便沒有歷史的變革與前進。忘卻了，一切嚴重的事煙消雲散依然故我。以撕風箏這件事或這類事說，便將千年萬年繼續下去。可怕的麻木！
魯迅寫的撕風箏這件事，正是封建倫理扼殺童心、天性才是魯迅所以“心很沉重”的真正意義所在。這才是社會的、民族的巨大的悲劇。
魯迅在大膽的解剖自己的同時，解剖著民族、社會、國家以至世界。在這一個沒流血、沒有死亡的悲劇性的故事中，心中的血汩汩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