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以前。第一代古蜀王蠶叢氏是黃帝后裔和蜀山氏族群聯姻的嫡系。四川竹子多，大熊貓以竹子為食物才得以倖存，相傳曾為蚩尤的坐騎，說明中國南方古人早就對大熊貓的生活習性進行了關注。古蜀人以竹筍為美食應由此而觸發靈感，進而將竹子作為建築材料，過程中發現竹子外表光滑、表面竹青易刻劃留痕，形成各種圖案，中空輕便、易加工、攜帶、傳遞資訊，故選作文字載體，不必花費更大力氣去搞骨刻、石刻、青銅銘文！竹書加工工藝為"汗青"，有文天祥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為證！史上有輝煌的"竹文化"，皆凝固成以"竹"為偏旁的大量古漢字如"簡"、簸箕、籮筐、籠、箋、箬、筲、籬笆、箐、簀、籍、等！古蜀與良渚同屬南方暖溼氣候帶，都有竹子、大禹文化、無字玉琮、水利工程。後來的南方古文明遺址大型城池可能是用竹子作建築材料，皆毀於火災或被大洪水沖走！從"汗青"工藝的竹書記事到"冊子""策劃"到用竹纖維造紙用於書寫，只是對文字載體加工工藝的進步且一脈相承，並無本質區別！《竹書紀年》中的"年"指夏曆年，相傳過年燃放爆竹驅怪獸保平安中的怪獸可能就是蚩尤的坐騎蜀人以前稱"貓熊"，以將其從夏人的居住地竹林邊驅離，防止蚩尤靈魂附在貓熊身上報復黃帝后裔，也順便紀念黃帝族群打敗蚩尤族群！四川有竹林的地方就有人煙，青神縣"中國竹藝城"所展示的竹編手工工藝產生的篩子、簸箕、籮筐等容器也大大促進了家蠶養殖絲綢手工業的蓬勃發展！古蜀人可能從蠶絲研究了栽桑養蠶從大熊貓研究了竹文化，竹筒是天然形成容器，竹子也是理想的導水管及火把材料！竹編工藝和養蠶織綢讓古蜀人變得心靈手巧多智慧，創造了璀璨的古蜀文明！只是因為竹片易燃、輕質、易腐爛及被大洪水沖走才未留存到現在，被考古學家們誤認為古蜀及良渚沒有史前文字！古埃及人是隨青藏高原地殼變化後向西疏散的一個族群，古埃及文明是古蜀人透過南方古絲綢之路傳過去的，蠶叢氏葬石棺冢是山洞穴居習俗的傳承！大禹在浙江被推舉為共主後，子啟將王位繼承由禪讓制改為世襲制，建立夏朝。後因當地生態環境無法承載都城人口過度索取之重，逐漸向北遷徒進入中原發展建都。老家古蜀地逐漸處於王朝統治邊緣，最終導致古蜀地蚩尤後裔逐漸壯大，在夏桀暴政時以替天行道之名滅夏，並滅夏之竹簡文化，並鑄青銅銘文以防商文化被後人所滅！這就可以解釋殷商用甲骨文占卜故弄玄虛且對夏隻字不提，商以後的青銅器皆有銘文是防止自己文明被抹去的悲劇再次重演！但夏的後裔周人經幾百年隱忍後在商紂王時又尋機滅商復仇，周王朝又處於統治地位！

三星堆文明是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現的在四川省廣漢市西北的鴨子河南岸的古代文化遺址，分佈面積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區發現的範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遺址。三星堆遺址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遺址1988年1月被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考古學家將該遺址群的文化遺存分為四期，其中一期為早期堆積，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則屬於青銅文化。遺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時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續近2000年。

三星堆遺址是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4世紀世界青銅文明的重要代表，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國西南地區一處具有區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遺址。它的發現，為已消逝的古蜀國提供了獨特的物證，把四川地區的文明史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

吃飽了、撐著？

既巳伏藏歸藏意、何苦逆天將天欺？

遺寶值面反錯過、實笑塵埃顛倒顛？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從一個考古遺址的發掘，發現一個失落的文明，甚至改寫一部文化史，學術界再沒有比這更令考古、歷史和文化工作者興奮快意的事了。 有幸的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樣快慰的事卻兩次降於四川盆地西側的成都平原上：一是廣漢三星堆古城和祭祀坑遺址的發掘，一是以新津寶墩文化為代表的成都六座史前古城遺址的發掘。 它們使一個已經失落的古老的巴蜀文明，一個只有茫昧迷離的文獻記述而缺乏物化實證的巴蜀文明，破土而出，噴薄而發，閃顯出燦爛的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巴蜀文化史上幾顯蒼白和閣黑的澎湃城。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和歷史資訊，掩蔽著眾多的撲朔迷離的文化之謎，是新發現的“古蜀文化的生長點”(蘇秉琦先生語)，是幸運之神給予的索解和改寫巴蜀文化史上恢弘揚厲的一頁的歷史機遇。 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國考古學，也是中國文化史的一個重要課題。但由於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淵源的撲朔迷離，也為我們的認識和研究帶來了巨大困難。 其難之一，是三星堆祭祀坑內各種奇詭怪異的神像和形象從未見於著錄，沒有現成的巴蜀文獻記載可資對照，至今我們還不得不主要藉助於有關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識來認識和探索三星堆遺物及其風貌和內涵。如關於青銅立人像、青銅神樹、青銅鳥等形象的認識，就不得不借助於我們已知的關於司神巫師、建木社樹和龍鳳等中原知識，來對三星堆遺物加以猜測性的對比，這就難免發生歧義，難於準確認識其真諦。就是“祭祀坑”的命名，也還是來源於中原禮儀知識，因而引發歧義，引起熱烈的討論和爭鳴。更準確地說，叫做“祭祀物坑”也許更恰當一些。 其難之二，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屬和文化淵源，若隱若顯，困難重重。由於歷史上巴蜀地區文化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民族源流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特別是長時期的民族交往、民族遷徙與文化振盪，使我們至今對巴蜀內部的民族關係還難於從紛繁中理出頭緒。 其難之三，三星堆文化以遺蹟和實物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古蜀城邦體系和森嚴的古蜀王國體系，但我們僅憑關於從蠶叢、柏灌、魚鳧到杜宇、開明的蜀王世系的知識，無法為它找到文化學上的座標定位。 其難之四，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十二橋文化的考佔發掘，雖然使我們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特別是其青銅文明的上源，看到了它的流向，但其間長達兩千年的時空隧道里的某些缺環還是難於填補的。特別是考慮到距今2000年至3000年之間成都平原上曾發生過的一次巨大洪災曾將舊文化址沖滌，普遍出現新文化址的遷徙，其文化連續性的某個環節上的阻斷，不是應該引起我們重視的嗎?

　　正是這些困難，引起研究工作者對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恆久的興趣，使我們對巴蜀文化，特別是其中的古蜀文化一些關鍵性的問題，能夠引起思索，加以重新認識。這些問題主要是：

　　1．三星堆文化是從蠶叢、柏灌、魚鳧到杜宇、開明等歷代蜀王世系所代表的不同經濟時代的都邑文化最早彙集的結穴處，提供了典型的古蜀城邦國家文化特徵的識別體系，填補了巴蜀城市文明早期起源和發展史的空白。 如果說寶墩文化所涵的六座古城代表著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起源階段，那麼，位於平原中心的三星堆古城址則代表著古蜀城邦國家典型建成的階段。它對古蜀城市建築、城市功能和城市結構秩序，特別是以祭祀坑為代表的超自然的精神性權威城市匯聚點等城市文明特徵，是很好的解讀引數。美國城市學家劉易斯。芒福德在《城市發展史》一書中曾提出人類最早的超自然的精神禮儀性、威儀性匯聚地點，即各方人口朝覲的目標是“城市發展最初的胚盤”的著名觀點，這在三星堆古城址和祭祀坑遺址有鮮明的體現。他所述的城市具有“磁體功能”和“容器功能”的觀點，也有助於我們對三星堆古城文化特徵的認識。各派學者對於該古城文化特徵是有爭論的，或主張是蠶叢王時期，或主張是魚鳧時期，或主張是杜宇時期。我倒是從三星堆古國時期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和高度發達的科技工藝受到新的啟迪：如果從早期城市的“磁體”和“容器”兩大功能來看，三星堆古城存在的歷史時期很長，它可以成為不同時期不同社會經濟形態和文化特徵的各支蜀文化的“相容器”。這裡有縱目人銅像為表徵的採集狩獵時代的蠶叢文化的遺留，有魚鷹形象為代表的漁獵時代的魚鳧文化的流風，也有以鷹頭杜鵑形象為代表的農業時代的杜宇文化的遺韻，是否還可能有開明獸的淵源呢?這也不是不可以猜測的問題。總之，我們需要跳出究竟是魚鳧時期還是杜宇時期的直線式思維的猜測，啟迪我們用球型思維來思考三星堆古城文明。三星堆文化所包含的四期文化層似應是歷代蜀王文化最早彙集的結穴處和時代性文化積澱的結果，是不同經濟文化發展階段(從石器到青銅時代、從採集漁獵到農耕時代)的歷代蜀王為代表的各部族、種族、民族透過交流、征服和文化激盪而相容和綜合的結晶，是發揮城市“磁體功能”和“容器功能”吸附巴蜀民族和文化習俗複雜性、多樣性的結果。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巴蜀文化相容性、開放性品格得以形成的最早的源頭和過往的來程。 至於兩個祭祀坑，既然是先後兩個時期焚埋的，一個在殷墟早期，一個在殷墟晚期，則更可以說明這座古城至少曾經歷過兩次突發性的事件，而不是一次。聯絡“蠶叢國破”和“杜字亡國，杜鵑啼血”的歷史記載，這兩次事件不都可以找到落腳點了嗎?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不也正說明這座古城及兩個祭祀坑在先後不同時期所表現出的複雜的文化因素，不正是昭示著歷史帷幕後蜀民族更替征伐、激盪交融的多幕壯闊的活劇嗎?

　　2．三星堆文化展現了古蜀人恢詭浪漫、舂容大雅的藝術世界和鏗訇辯肆、不師故轍的文化心理，很值得我們玩味和探索。 奇特誇張的青銅藝術、侈麗雍容的金箔技藝和俟藻揚葩的玉石雕琢，是三星堆文化結晶的明珠。它們構成古蜀國神秘的藝術世界，折射出古蜀人特異的文化心理。從文化學的深層次鉤沉稽引歷代蜀人所認同的藝術世界和文化心理，並把它同三星堆文化面貌相聯絡，這是一個有趣的但是又有相當難度的課題。它啟發我們可以對蜀人心靈世界的傳承和思維特徵發展的脈絡作深層次的思考和探索。 三星堆文化中的巫師、女神、神樹和各種青銅人面像乃至各種鳳鳥、魚鳧飾件，太陽輪飾件，如果加以藝術的組合，不難看出，昌盛的泛靈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世界。但其中最有特色的，恐怕是以鳥、珠、花為表徵的日神崇拜以及以“姐”神崇拜、鳥母崇拜、杜主崇拜為特徵的神楳文化。這兩者構成三星堆蜀人崇拜先祖和崇拜先妣並重的心理世界。我是主張神楳文化是蜀人的特徵的，但它對蜀人的特殊性格、文化心理和思維方式，究竟有何影響，尚值得探討。古有“焚巫■”的習俗，巫是女巫，旭是短仰、突胸、凸肚的畸異男人，在神權世界裡，他們都可能是地位很高的人，這從甲骨文“焚黃”一詞可以看出。三星堆眾多的神人形象不難找到這兩種面貌神異、能“地天通”的巫旭神人。由於它們的怪異形象在三星堆蜀人心目中畸重的分量而成為一種文化積澱，一再地在後來成都平原出土的眾多東漢說書俑形象和成都市區成漢墓出土的陶俑形象中表現出來。這種文化積澱不僅表現在蜀人的造型技藝裡，也表現於蜀人藝術創造的思維特徵裡。“山川風雨發其姿”，作為獨立的文化區，巴蜀地區素有產生百科全書式球型天才的傳統，從司馬相如、揚雄、陳子昂、李白、蘇軾、楊升庵、李調元到現代的郭沫若、巴金，都是能錯綜古今的文宗，都具有氣勢恢宏、縱橫辯肆的藝術氣質和“控引天地”、“苞括宇宙”、“總攬人物”的開闊胸襟以及鋪張揚厲、追求浪漫、不師故轍的發散型開放性思維。這些特徵均可以在三星堆人奇詭浪漫、怪誕誇張、不師故轍的造型藝術裡找到它的源頭。《漢書．地理志》說，蜀入學習經書的思維很特殊，“不慕道德而貴慕權勢”，“以文辭顯於世”，重時事利祿的今文經學傳統和重文學的傳統是蜀人的特徵。對於這些特徵我們都可以在神秘的三星堆藝術世界裡，掠過歷史的天際線去考察和探索其依稀可辨的過往來程和棻絲蹤跡。

　　3．三星堆文明為古代東方文明增添了新的篇章，為我們留下了不同文明之間開放交流、互補互融的歷史經驗。 三星堆文明的產生不是孤立的。它既有自己悠久而獨立的始源，又受著中華文明內部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乃至東方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或明或隱、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把三星堆文明同通向遠方的古蜀商道聯絡起來解讀是有意義的。在三星堆祭祀坑的龍虎尊等器物內出土了海貝4600枚，其中包括環紋貝和虎斑紋貝，這應該是古代閉塞的“天府之國”同南海交通的明證，也不排除是殷商文化南進與商品交換的影響。除了這一明證之外，應該說，三星堆文化的青銅鑄造技術和玉石工藝，就是中原夏商文化與蜀文化交流融會、互補互融的產物。不過，蜀人在文化的互補互融中創造出了自身新的有特色的文化，例如在接受中原的禮器、酒器的鑄造技藝之外，產生了自己獨特的神器造型藝術。除了以上這些明顯的例證以外，我們還可對若干文化細節加以研究，例如三星堆文化同東南亞文化，從西邊的阿薩姆到東邊的大洋洲，是否有親疏程度不一的聯絡?它同中東文明，例如兩河流域文化、腓尼基以及安納托利亞的文化有無聯絡和交流，抑或是各自獨立創造了發展階段相同、型別相似、性質相似的文化，這是當前一些學者致力研究的重點。 黎澍先生曾說：“人類對於自身認識的發展又得益於活動半徑的擴充套件。如若祖祖輩輩固守一地，見聞不出鄉里，不和異質文化接觸，是不可能對人類文化有不斷更新的認識的。”奇特神秘的三星堆文明為我們留下了不同的異質文化之間接觸、交流、碰撞、激盪的歷史資訊，有待我們去進行深入的描述、分析和比較的研究，進而進行某些概括，得出某些於我們現代蜀人有益的歷史經驗。這是一項需要花大力氣的工作。特別是當前西部大開發的熱潮中，研究和總結三星堆文化遺產為我們留下了哪些有益的文化開發和交流的歷史經驗，這是十分有意義的。

根據挖出的青銅器研究，據說大概是在夏商前後的時代的，但是他具體來自何方？在歷史中他是屬於哪個國家，一直以來都還是個迷。

三星堆文化到底是什麼年代？其實這個問題挺複雜的，據考古資料披露，在四川省廣漢市鴨子河南岸的一片農田裡計程車堆下，發現了被稱為二十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的三星堆，三星堆的考古挖掘發現，它是西南地區發現範圍最大，文化內涵最豐富古蜀文化遺址。

在三星堆發現了大量精美的青銅器皿這些精美的青銅器，據考古論證，它們均出自青銅文化鼎盛時期的春秋、西周和戰國時代，至今已有3000至5000年，即公元前1200到1500年，如此遙遠的年代的青銅文化被考古發現，以至引起世界轟動。中華文明的原源流長，體現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讓世界側目。

三星堆文化屬於夏商前後時期，約公元前2400~公元前1100年。隨著八十年代對三星堆遺址的大規模考古發掘，專家研究，才開始揭開三星堆文化的古蜀國神秒面紗，震驚世界，享譽九州。

據文獻記載，古蜀國最早的先王是蠶叢、柏濩、魚鳧，三代而下是望帝杜宇、鱉靈，或說是蒲澤，其後是開明。這些帝王名號怪異，史料匱乏。詩人李白都在《蜀道難》中喟嘆道：“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詩仙都懵逼了，何況我們？

古書載蠶叢氏是顓頊帝之後。顓頊（約公元前2342-公元前2245年）是中國上古部落聯盟首領，“五帝”之一。顓頊帝后，故約公元前2400年。

《呂氏春秋·古樂》：“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卷四十七 “高陽城在縣西二十五里。顓頊高陽氏佐少昊有功，封於此。”這就是說顓頊生於若水之野（蜀地），實處空桑。因輔佐東夷部落首領少昊有功，被封於高陽（今河南開封杞縣高陽鎮）。

長久以來，古蜀國的歷史一直是雲遮霧罩，成為困擾著人們的難解之謎。好在三星堆文化遺址的發堀，現代科技的發展，使之初露端倪。

三星堆文化遺址出土大量文物，其中黃金權杖和青銅雕像，最為引人注目，堪稱稀世珍寶。這些珍寶，對研究三星堆時代、文化、歷史、社會生活、信仰、科技和工藝等，都具有重大的實物價值。

至尊黃金權杖（距今約3000多年）。

古文獻《蜀王本紀》中有關魚鳧王的記錄，且與出土的黃金權杖上面的圖示較符合。鳥，翱翔天空；魚，深潛入水。這正好象徵魚鳧王上天入地的神通。黃金權杖長143㎝，直徑2.3㎝，重463g，是用金塊捶打成金皮後再包裹在木杖上製成的。距專家推測，距今已有3000多年。

青銅面具、青銅大立人、青銅神樹等青銅雕像，距今亦有3000多年，每一件都是青銅藝術珍寶。非語言所能形容，實物最具說服力，還是看圖吧。

一說到三星堆，就有“內行”跳出來說什麼“考古學家失聲”、“考古學家隱瞞”之類的，也是很搞笑了。本來一個好好的考古遺址，被搞成了陰謀論一樣，著實令人齒冷。實際上，三星堆遺址發掘後，有考古簡報、考古圖錄、考古研究著作釋出或出版，隨便在網上搜索一下，都能找到很多的相關資料，怎麼就成了考古學家故意騙大家呢？

△三星堆遺址相關考古成果

接下來繼續說三星堆遺址和三星堆文化。這裡的文化不是今天我們所說的文化水平、有文化的意思，而是一個專門的考古學名詞，即考古學文化，指的是分佈在一定區域，具有共同特徵的一類遺存。三星堆遺址的分佈範圍也就是下面這張地圖所展示的了，總面積12平方公里。遺蹟種類包括：

城牆、城壕、祭祀坑、陶窯、房屋、墓葬。請注意，三星堆遺址中是有墓葬的，也有屍骨，所以有些人說“整個三星堆無一人體屍骨，所有考古學專家學者集體失聲沉默”是很不負責的。

△三星堆遺址平面圖

考古工作者根據三星堆出土的遺物，將三星堆文化劃分為前後6期，又透過跟周鄰地區對比以及科技考古的手段，確定每一期的絕對年代，也就是大致相當於公元前多少多少年。

研究成果表明，三星堆文化第一期，也就是最早的一期，與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非常接近，相當於夏代晚期，距今約3600年左右。三星堆第六期，相當於中原地區的商代晚期或西周初年，距今3000年左右。

也就是說，三星堆文化前後延續了數百年，當然了，這麼長的時間，它肯定不是一成不變，而是經歷了逐漸發展壯大到消亡的這麼一個過程。

就拿很多人感興趣的三星堆的各式青銅器來說，這些銅器跟中原地區的差別較大，特別是神秘的青銅面具、青銅神樹，甚至有人說，三星堆的銅器出現得比中原地區還要早。其實，這是因為把三星堆文化最早的年代等同於銅器出現的年代所造成的誤會。

三星堆遺址的銅器主要來自於兩座祭祀坑，而這倆祭祀坑的年代已經晚到相當於中原的殷墟一期、二期，也就是商代晚期了。換言之，它的銅器並不比中原早。另外三星堆的一些銅器跟中原的造型、紋飾都很像，二者之間存在文化交流，比如下面的這件青銅尊。

說了這麼多，好像一下子把三星堆搞得“沒意思”了。其實答主的本意，就是想說，請不要故弄玄虛。從專業角度講，三星堆遺址考古還存在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因為它確實很獨特，但是不能因此去冒充內行，把它說成一個“知識禁區”，這既不符合科學精神，也不符合實際情況。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詩仙李白在《蜀道難》一詩中，對古蜀國先民的致敬，何其有氣勢“爾來四萬八千歲”！這當然是誇張的藝術表達，而根據考古學發現，作為古蜀文明代表的三星堆文明，據推斷時間大致在夏代晚期——西周初期這一時間段內，距今4800年——3100年左右（相當於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1100年）。

三星堆遺址於1920年代在四川省廣漢市南興鎮被發現，1929年以來多次進行了考古發掘。其中1980年至1981年的集中發掘，獲得豐富的資料，發現房屋基址18座、灰坑3個、墓葬4座、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多件及10萬多件陶片。1986年，又相繼發現的兩個“祭祀坑”和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發掘並確認的三星堆古城址的東、西、南三面城牆。

三星堆出土大量的珍貴文物。最神奇的當屬青銅造像，包括著名的“千里眼、順風耳”造型，體型龐大、眼球突出眼眶、雙耳誇張似獸耳、大嘴亦闊至耳根，有的唇吻呈現三重嘴角上翹的微笑狀。最大的一件通高65釐米、寬138釐米，圓柱形眼珠突出眼眶達16.5釐米。另一件鼻樑上方鑲嵌有高達66釐米的裝飾物，既像通天的捲雲紋，又像長有羽飾翹尾卷角勢欲騰飛的夔龍狀。

而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神樹，是一件絕無僅有極其奇妙的器物。青銅神樹分為3層，樹枝上共棲息著9只神鳥，符合“九日居下枝”的寫照。神樹頂部在出土時已斷裂，推測可能有象徵“一日居上枝”的一隻神鳥，甚至還有一條尾在上頭朝下纏繞在神樹上的神龍。

近日，三星堆博物館對近三十年來關於出圖青銅器的研究進展進行了總結，在三星堆青銅器礦源、產地、化學成分、製作工藝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展示。

比如青銅器的礦物來源，有人透過研究認為可能來自長江中下游、鑄成銅錠以後運往三星堆；但也有人研究認為來自成都附近的玉壘山地區。而青銅器產地，則相對統一，都認為就是在三星堆進行生產的。比如製作工藝，研究認為三星堆的青銅器工藝，使用了多種工藝，遠遠領先於同期的中原地區，具有開創性。

三星堆考古發掘和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結論，三星堆的文明時代也大致推斷出來了。但還有很多謎團需要進一步深入去研究。試想一下，如果三星堆青銅器的礦物材料來源如果是長江中游，那運輸方式是什麼？水運還是陸運？如果三星堆鑄銅技術遠遠領先比同時期中原地區，那麼青銅武器也是最先進的，可是那為什麼沒有產生，從巴蜀向中原或者是長江中下游的擴張行為呢？這些問題都值得探討。

據考古學家的研究，三星堆文化約可分為四期：第一期屬於新石器時期晚期文化，第二期為夏商間的文化，第三期為殷商文化，第四期為商末周初文化。

1986年發現的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的遺址和大批珍稀文物屬於第三期文化。第一期距今4700年至4100年以前，第二、三期約距今4000年至3200年以前，正當“夏商周年代工程”最近確定的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046年的夏、商兩代。

三星堆的考古發現，以實物證明了“古蜀”確有悠久的輝煌文化。大量的金、銅藝品證明當時三星堆古文明進步的程度並不低於中原的商周文明。

“古蜀文化”，是指中國四川地區上古時期的種文明，時間一般指從原始社會一直到秦，大致可以包含四川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夏商周直到春秋戰國時的文化。古蜀文化因為文字材料太少，所以自古以來撲朔迷離。三星堆遺址和後來陸續發現的四川其他古蜀遺址，經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綜合分析，已經可以初步構架出戰國以前四川地區古史概貌。

但也是由於“祭祀坑”的巨大影響和年代的確認，加之博物館更多地以青銅文化為主要內容的展覽，便誤導人們以為整個三星堆遺址的年代就是“商代晚期”，而不知遺址中還有更多更早的歷史文化存在。

實際上，目前出土的眾多文物應該是“三星堆文明”消亡時的遺物，其製作年代肯定要更早一些。這也就說明華夏先祖在“三星堆”土地上生產生活的歷史年代還要更早。早在什麼時候呢？有觀點認為應該在第二期，即夏至商初時期，但問題是考古界能承認商初有如此巨型精美的青銅禮器嗎？何況“中原文化”的商代青銅器，在某些方面的確比三星堆的差；哪有時代更早的還更好越晚還越差呢？所以，對三星堆歷史年代的確認可能還有爭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