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佔領的土地多了，負擔也在加大。奧斯曼人將不少基督徒家庭的孩子擄掠過來，加以自己的教育和培訓，這些人逐漸成為了奧斯曼帝國新興的軍事階層。他們也是帝國在進取中的主力軍。

奧斯曼帝國一路西進，水陸並取，可是在16世紀中葉的地中海戰場敗給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在陸路又受阻於維也納城下。戰爭暫時撈不到得不到更多的便宜了，而後路又不穩，帝國便轉向了守成。

在此一時期，西方經歷了新航路開闢後，經濟迅速發展，武器裝備也在革新。而奧斯曼帝國內部保守勢力強大，拒絕變革。所以軍事等方面同西方國家越來越大，在十七世紀末，奧斯曼帝國被南下的俄國軍隊和法軍吊打，便是最鮮明的例證。

但奧斯曼帝國終究也進行了一些有限度的改革，這些改革因觸及保守勢力無果而終，或給特權階層提供了進一步攏權的機會，內部分裂在加大，地方分裂又不斷，最終在一戰後分裂為數個新興民族國家。

首先是地緣：位處歐亞非大陸交界處，說好聽了叫貿易通衢，說不好聽就是四戰之地。

自古處於四戰之地的國家，沒有不被滅亡的，兩河流域的各類文明就是如此消亡的。但好在奧斯曼掐住埃及與君士坦丁堡，基本壟斷了歐洲和東方之間的貿易，這是他強盛的重要因素。

但奧斯曼掐住絲綢之路，肆意妄為，不但將中國和歐洲的貿易文化聯絡基本中斷，也消滅了自己在絲綢之路上最有利的地位，逼迫歐洲開發新航路，絲綢之路徹底被淘汰，奧斯曼的地緣優勢成了劣勢。

其次是外部原因：奧斯曼初期面對的敵人大多是比較分散弱小，加上神君不斷，內政外交都厲害，國土越來越大，實力強的很，但維也納之戰失敗後，奧斯曼基本就放棄了對歐洲的進攻，開始滿足於自己的廣闊疆土，失去了之前數代君主的進取性。而自維也納失敗以後，法國即將進入路易十四帶領的長期盛世，哈布斯堡奧地利也聲望正隆，英國悄悄崛起，西班牙威風仍在，而北方崛起的俄國更是成為奧斯曼後來一直懸在頭頂的噩夢。可以說，自己的保守和周邊各國的逐個崛起讓奧斯曼很難應對這一群敵手。

然後是內因：長期的對外勝利讓奧斯曼的禁衛軍獲得了崇高的地位，功高震主。奧斯曼繼承法實際上就是誰有能力，誰能政變誰上，內耗嚴重。而伊斯蘭教對宗教的狂熱讓近代科學傳播十分不暢，科技，文化都與歐洲拉開檔次，歐洲軍隊完成近代化改革，而奧斯曼則要拖後很久才能完成，軍事上也失去了以往的強勢。

應該說是天意吧，奧斯曼曾是當時強國，說曾位列世界第一也不為過，可最終結局悲慘過度，反觀中國能保留清朝大部分主要領土，已經十分不容易了。

最近恰好在讀兩本關於奧斯曼帝國的書，一本是《奧斯曼帝國600年》，這是英國貴族、老牌殖民者貝爾福在上世紀70年代的一本名著，可以說是關於奧斯曼帝國從誕生到滅亡的最好的一部簡史，當然，說是簡史，也800多頁，40萬字了。

另一本是《奧斯曼帝國的終結》，這本則是聚焦奧斯曼帝國如何滅亡，是一個很詳細的探討一戰前後國際形勢和奧斯曼帝國末期政治及凱末爾革命的歷史，寫的也很不錯。

透過這兩本書，我們會發現，奧斯曼帝國從一個多民族、宗教寬容、文化燦爛的大帝國，最終分崩離析，演變成今天一個單一民族、單一宗教的民族國家，其中的原因是非常複雜和多樣的。

這期間，既有政治的，經濟的原因，也有內部的，外部的原因，既有思想的，觀念的原因，也有技術的，宗教的原因，等等。

所以，如果要全面分析，那麼我這裡肯定三天三夜也寫不完。但是，我根據對相關史料的理解，我想用一個極為簡單的原因來高度概括上述這些原因，那就是：奧斯曼帝國逐漸喪失了對國際秩序的解釋能力和權力。

這個原因並不是“根源”，根源肯定是諸如經濟、技術等的發展。但是，歷史並不是線性的，而是螺旋式發展，各種原因糾纏在一起，互為因果。

比如，與奧斯曼帝國形成對照的歐洲大陸，之所以最終勝過奧斯曼帝國，肯定是經濟和技術率先進入近現代，而促成歐洲大陸經濟技術發展的，是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而推動文藝復興的，其實還是歐洲大陸部分地區的經濟和貿易的發展，等等，我們很難找出一個根源。

這對奧斯曼帝國也是如此，不要去尋求根源，而是要找準那個核心因素。而這個核心因素，就是奧斯曼帝國逐漸喪失了對國際秩序的解釋能力和權力。

在蘇萊曼大帝時期及更早，奧斯曼帝國之所以能夠從安納托利亞一直打到維也納，還能和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結盟，是因為帝國能夠非常清晰的認知歐洲大陸的情況，能夠理解天主教與東正教之間的深刻矛盾，理解神聖羅馬帝國與法國、英國之間的明爭暗鬥，能夠理解並使用當時的“先進科技”，比如轟塌君士坦丁堡城牆的大炮，工匠就是來自歐洲的技術人員。

這種認知，並不是說“知己知彼”，瞭解對方實際情況就可以做到的，而是一種“理解”，對遊戲規則、世界秩序、外交關係的理解。舉個例子，清末的一些高官即使到了西方，見識了當時的先進科技，能夠“認知”西方的強大，但是無法“理解”這種強大。

所以，奧斯曼帝國到了後期，隨著歐洲經過宗教改革、啟蒙、大革命等“大時代”，歐洲已經進入了近代，而奧斯曼帝國卻無法理解這種變化。

你理解都理解不了，還談什麼“塑造國際秩序”？

我們都知道，在一個秩序的鏈條裡，制定規則的人處在最頂端，是吃肉的，其他的人只能喝湯，甚至連骨頭都啃不上。

在蘇萊曼大帝及以前，地中海的霸權、黑海的霸權，幾乎都掌握在帝國手裡，帝國密切參與著對“地中海——歐洲”這個國際秩序的遊戲規則的制定。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落後些，技術落後些，都不要緊。

等到了歐洲進入近現代後，世界的遊戲規則變了。不是歐洲哪個國家把遊戲規則的制定權搶過來的，而是世界進入了新階段，遊戲規則需要重新制定，那麼，誰率先進入新階段，誰就掌握了遊戲規則的制定權。

奧斯曼帝國當然是姍姍來遲了，他連“理解”新秩序都成問題，還談什麼制定規則呢？

喪失了遊戲規則的制定權，甚至參與權，怎麼玩都是自己吃虧，那麼自然而然就會衰敗。

中國也是一樣的。乾隆死的時候，已經進入19世紀了，大清國還處在巔峰期，談不上衰敗，但是西方文明一進來，拿新的遊戲規則和你玩，大清國連懂都不懂，稀裡糊塗就按照人家的規則來玩，怎麼也玩不過。

所以，一個國家的興衰，並不是只靠自己閉關鎖國就可以復興的，必須要以攻為守，積極進取，改革開放，努力參與到國際遊戲規則的制定中去。如果一時拿不到制定權，更應謙虛謹慎，內外兼修，伺機而動。如果不然，即使能一時心理上爽了，以後會加倍奉還更高的代價。